十四五期间，要牢牢把握“要素市场改革”这个牛鼻子

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着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趋势蔓延引发的不确定性的冲击，尽管相较于其他国家，我们第二季度在逆境中取得了不错的增长，但压力依然巨大。在“十三五”（2016-2020）收官和“十四五”（2021-2025）布局的重要时间节点上，我国政府近期就“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上意见征求，可以说，这一方式是重要且及时的，通过这种举措，充分将顶层设计和基层智慧统一起来，齐心协力把“十四五”规划编制好，不仅有助于克服当前经济的短期负面冲击，而且能够很好地布局未来长期经济发展。

尽管“十四五”期间的工作千头万绪，但是从客观分析来看，“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要抓住一个经济改革的牛鼻子——要素市场改革。为什么说“十四五”期间改革的牛鼻子是要素市场改革呢？这要从我们当前经济改革和增长的困境说起。经过40余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取得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增长奇迹，这中间，最主要的一个驱动力来自于市场化改革。

但是，我国的市场化改革呈现出一种典型的“非对称改革”特征。在绝大部分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上，通过多年来的市场化改革举措，不断打破市场壁垒，我们基本上实现了“能放尽放、应放尽放”，通过充分公平的市场竞争，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和服务提供能力，并进而带动了GDP、就业、税收等一系列主要经济指标的突飞猛进式的发展和人民福利的实质性提升。但是在产品市场取得巨大改革突破的同时，我们的要素市场却严重落后于改革的进度，这尤其体现在土地、劳动、资金、技术几个传统核心要素方面。

在这几个要素市场上，我们依然维持了高度的市场壁垒，往往是通过政府计划管控模式或者是少数大中型国有企业垄断的形式进行资源配置。这种“非对称改革”，导致了长期以来一系列的经济扭曲，引发了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益的下降，也是造成近年来我国经济下行的主要原因。客观来看，这种“非对称改革”对于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这种“非对称改革”使得部分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供给效率低下。垄断市场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产品供给严重不足，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无法达到社会需求。这在经济活动中，处处体现。例如，在金融市场上，由于我们依然维持了比较严重的金融垄断和压抑体制，就使得处于上游的金融机构没有压力和动力为实体经济提供切实有效便利的服务。在劳动市场上，长期以来，户籍等一系列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措施，使得劳动力不能够有效的自由流动，从而降低了劳动力的配置效率，引发了经济扭曲。在土地市场上，垄断型的土地出让制度更是直接导致了土地配置效率的扭曲和由此而引发的经济结构的扭曲。在技术市场中，行政性的配给方式和产权界定的不明晰、交易中介的不充分、需求引导的不充足直接导致了技术无法被有效创新和转化。

第二，这种“非对称改革”使得企业利润两极分化，并引发“脱实向虚”，实体经济难以有效振兴。要素市场高度垄断的另外一个后果是，企业利润的两极分化。由于要素市场处于上游，在要素市场保持垄断的情况下，事实上增加了上游企业和主管机构的要价能力，这相当于赋予了要素市场企业或主管机构向下游企业征收“隐形税收”的权利。一旦如此，市场上企业就会呈现出“两极分化”特征，那些处于上游要素市场的企业，由于具有垄断势力，可以享受垄断加价，坐享丰厚的“利润”，而那些处于下游的企业，则由于竞争太过惨烈而利润非常稀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利润500强企业名单中，绝大部分都是上游要素市场的相关企业、而很少有下游产品市场的制造业服务业实体经济企业的原因。在利润两极分化的情形下，处于下游的实体经济企业面临极大的生存压力，纷纷开始“用脚投票”，一方面，纷纷退出“下游”市场转向“上游”或“虚拟”市场，另一方面，纷纷通过“走出去”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寻求更低的成本以维持生存和盈利。而这也就构成了我们近年来不断看到的“脱实向虚”越来越严重、以及部分企业纷纷走出去的重要原因。

第三，这种“非对称改革”导致收入分配难题凸显，内需不能有效扩张。要素市场的高度垄断还导致了另外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和内需无法有效扩张。要素市场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它的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而这样的特征就决定了上游的要素市场无法解决大量的就业。也就是说，中国的就业主要是靠大量处于下游的产品市场和服务市场来解决的，但是在前述“两极分化”的情形下，下游的企业无法有效扩张规模，并且稀薄的利润决定了就业空间和工资水平都无法得到有效的扩张，进而就决定了我们的内需无法很好的形成。这也是为什么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扩张内需、却一直陷入到内需不振的困境中的重要原因。这种情形也进一步意味着，一旦我们长期依赖的外需面临较大的负面冲击，在短时间内无法用内需有效替代，将引发产能过剩和需求不足的巨大矛盾，进而引发经济的剧烈活动。

第四，这种“非对称改革”中多重因素交织影响，加剧了社会矛盾，蕴酿着潜在的社会稳定危机。更为重要的是，在多个主要的要素市场同时存在垄断的情况下，其受力主体往往又是同一的，这使得上述不良效应具有累加性，后果更加严重。例如，在土地垄断且决策者具有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决策者的理性方式是，施行“配给歧视”，向流动性较强的企业多供给土地，而向流动性较差的居民少供给土地，导致了房价的畸高不下并诱发了住房“金融化”。在投资具有“知识门槛”、“初始财富门槛”、“信息门槛”等条件下，这种住房的投资属性本身是有偏向的，更有利于那些本身就拥有较多社会财富的群体，导致人为的财富两极分化和阶层分化。而在上游多重要素垄断的情形下，绝大部分在制造业、服务业工作的人员工资难以相应提升。与此同时，户籍制度等的分割又使得这部分人群在工作地无法享受正常的子女教育、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进一步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和上升空间。而一旦这种情形持续，社会不断固化，当大量底层民众无法获得向上流动的希望，必然意味着社会矛盾会呈现出不断累积、多点爆发的态势，危及社会安定，带来更大的社会治理成本，进一步损害长期经济增长。

上述几点决定了，“十四五”期间，我们必须高度重视“要素市场改革”这个“牛鼻子”。如果对“要素市场改革”布局好了、处理好了，那么，将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不仅能够帮助我们顺利化解掉上述的潜在风险，而且能够激发新一轮的经济增长潜能释放，并在此基础上还能破解掉社会收入分配的难题，实现长期稳定的健康增长。如果布局不到位、处理不得体，将会使得既有弊端不断凸显，导致多重风险累积，危及短期增长和长期发展。

事实上，对于上述长期以来制约我国经济发展的“卡脖子制度”，我们国家早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因此，在上半年，连续颁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两个重要文件，对于“要素市场改革”进行了前瞻性布局。如果“十四五”规划能够沿着这些《意见》的思路，进一步探索出更加具有操作性、可执行、可落地的政策方案，一步步落实，真正推动要素市场的大规模市场化改革，那么，新一轮的制度红利将会激活发展的内生动力，从根本上解决当前经济中的系列深层次问题，打造经济的新动能，释放新的制度红利以助力未来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作者刘瑞明为中国人民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