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如何实施新冠疫情的社区防控

最近几天，新加坡新冠疫情已进入每日两位数增长。之前新加坡政府公布，客工（类似内地农民工）问题已基本解决。最新数据显示，新加坡新冠疫情共有27例死亡，在全球范围内，病死率算比较低。过去两周，新加坡社区案例每日低于十例（不包括封闭运行的客工宿舍案例）。

新加坡抗疫，从开始的模范生，到三月底成为重灾区，之后施行了类似封城的病毒“阻断期”措施。6月1日，病毒阻断期结束；现在进入三阶段逐步解封的第二阶段。许多新冠防疫措施仍在实施，不少白领居家办公；政府只允许五人以内的小型聚会；而出门则强调戴口罩。

媒体报道了新加坡政府的各类防疫对策。但较少从社区立场看待新加坡的抗疫政策。新加坡《海峡时报》最近提到好多社区和民间人士自发的抗疫措施，值得关注。比如，客工中不少人来自孟加拉。有人在脸书上设立了专页，帮助劳工解决好多实际问题。再比如，一些社会团体帮助新加坡的低收入阶层，特别是租住在政府公共房屋的民众，因新冠疫情可能失业，这些团体就透过各种渠道筹款，给他们解决生计问题。

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基本单元，自新冠疫情暴发以来，一直是各国政府防疫重点。作为防疫第一线，社区在阻断疫情传播和维护基层社会稳定（包括情绪稳定）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新加坡作为人口密集程度很高的城市国家，防范病毒在社区内广泛传播对控制疫情至关重要。

新加坡的社区管理体系，是典型的政府主导与社区高度自治相结合的模式。新加坡的社区防疫，主要通过 “政府-社区”、“政府-社区-公民”等方面进行：

“政府-社区”：基层组织与政府合力应对疫情

由于新冠肺炎波及的地域、影响的人群较为广泛，在政府部门整体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与基层组织的长效协作，成为影响抗疫成效的重要因素。优势在以下两点：一是政府充分发挥信息披露和协调调配职能，在危机管理时，迅速汇总并处理信息，为基层组织参与打下基础，最终形成政社协作局面；二是基层领袖可凭借自身影响力充分发挥基层组织优势，由于基层组织领袖多由社会各界的精英担任，他们可进一步促使社会力量在社区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这些组织之间合作频繁，信息沟通顺畅。因此，良性的政社、社社协作长期存在，危机时可以发挥很好的作用。

以人民协会（People's Association）为例，疫情期间，这些基层组织协助新加坡政府进行了3次口罩发放工作。新加坡虽国土面积很小，若没有基层组织协助，政府要在新冠疫情下快速给家庭发放口罩，仍有很大难度。新加坡政府的科技部门，专门开发了一个app，让民众输入住址邮政编码，立即可以去附近人民协会旗下的网点领取口罩。同时人民协会也在社区张贴宣传单张，让民众可以方便“按图索骥”找到发放点。

新冠疫情下，更多人宅在家里。人民协会也与一些媒体机构合作，比如人民协会的一些工作人员，推出“乐学数码系列”。这些活动在线教民众掌握无现金支付方式和使用智能交通应用系统。对年轻人来说，这些资讯可以轻易在网上找到。但对一些老年人，数码应用可能极为头疼。当然，对许多居家工作的人，三餐也变得更加重要，“疫起过生活”提供这些资讯，比如教民众如何改善烹饪和运动技巧。

对于居家隔离的民众，人民协会也与政府部门合作，帮助这些人解决三餐和购买生活用品的问题。有些居家隔离的民众得不到亲友帮忙，因此需要基层组织介入。有趣的是，人民协会一直推行一项基本服务，若老年人在家无法外出用餐或自己准备三餐，人民协会可提供膳食派送服务。当然，这领域也可由私人公司介入，不过一些收入较低或没有收入的民众，居家隔离时就会受影响，因此，社区组织介入最合适不过。

新冠疫情下，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封城等物理空间阻隔的方法。居家办公和居家学习，很容易出现情绪问题。比如新加坡阻断措施期间，家庭暴力上升了三成。因此，新加坡心理学会积极发动心理医生给民众提供帮助。有些心理咨询师愿以较低价格或免费服务帮助受新冠疫情的民众克服难关。

“政府-社区-公民”：多向沟通，信息公开透明

疫情发生时，新加坡政府通过卫生部网站、WhatsApp等社交媒体和平台及时向民众通报实情，通过多渠道听取民众反馈，增强政府与民众间的沟通。民众可第一时间掌握确诊病例活动空间，从而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降低感染可能。

这种频繁的政府-社区-公民的多向沟通，可促进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同质交往。在整个社会网络中，各方既可获取资源，也可达成情感共鸣。新加坡政府关于疫情的信息经常深夜发送，有些民众认为政府工作人员认真细致，因此每天忙碌。也有一些民众认为他们可能是拿捏不准，需要层层请示，所以发送时间较迟。不过，从疫情到现在，每天一至两条政府信息，成为许多新加坡人固定阅读的资讯。

有趣的是，不仅是新加坡政府，专业团体也发挥很大作用，比如医院和传染病医生，也帮忙做好疫情相关沟通。新加坡传染病专家的一些媒体沟通（特别是卡通画）甚至被世界卫生组织广泛引用。

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主要阵地，自上要紧跟政府政策、自下要及时获取民意。既是政府有效行为能力的“承载者”，也是人民对政府表示信任的“传播者”。作为政府与公民的“中间人”，自身是否具有完善的社区治理和沟通体系，对预防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这方面，政府-社区-民众的互动也在疫情管理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比如疫情中，新加坡也有一些小道消息的传播。政府也要透过社区组织，收集一些民众的焦虑来源，之后政府可基于此信息做出及时回应。

今年4月，“阻断器”措施实施不久，有些人谣传新加坡政府会划区而治，民众不允许跨区活动。政府收集到信息后，即时发布澄清新闻，全未考虑此防疫策略。另外，新加坡一开始推行强制戴口罩政策，许多人就产生焦虑情绪，比如，一些做运动的人是否可以不戴口罩？新加坡地处热带，若戴口罩跑步，可能导致其他问题。也有一些民众自发指责和检举跑步中暂时停下来并没戴口罩的民众。这种背景下，新加坡的政府官员谈到，有些民众以维护秩序为由扮演起“道德卫士”角色；若真有民众违法，最好使用官方渠道向政府反馈，而不是上载到社交平台让人们批斗。

这些看似非常细小的政府、社区、民众的互动，在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非常重要。这种政社民间互动之下，虽然新冠疫情还是非常严峻，新加坡人的焦虑感却相对较低。笔者参与的一项跨地区民调显示，相比韩国、日本、台湾和香港，新加坡的民众焦虑感相对较低。这项民调在今年五月进行，当时新加坡平均感染人数是最高的。在良好的政社互动、政府和民众之间互通信息的情况下，新加坡民众的焦虑感相对较低，也是一个值得深挖的公共管理研究题目。

（作者李音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访问学生、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吴木銮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助理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