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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发现“洛阳”：理想都城与想象空间

黄婕

2020-08-27 14:23

京都里的洛阳

到京都旅行，大街小巷里会频频出现“洛阳幼稚园”“洛阳庄”“洛阳织物”等招牌，手中地图用“洛”加上东、南、西、北、中等方位词来表示，连街头大幅的宣传画也是《洛中洛外图》屏风，一瞬间让人生出“今夕何夕、此处何处”的恍然之感。

寻其缘由，“洛阳”乃京都的雅称。洛阳与京都的联系，可追溯到9世纪末。日本的宫室、都城的源流都出自中国，模仿唐代的长安城和洛阳城的意识非常强，其中平安宫和平安京最为著名。《帝王编年纪》中有记载，恒武天皇时“东京左京，唐名洛阳”“西京右京，唐名长安”，10世纪后期“左京=洛阳、右京=长安”的说法开始固定下来。右京长安部分所处地带为湿地，后因环境原因，荒废不用而有名无实，唯有左京洛阳部分繁荣发展，因此“洛阳”作为京都的别名一直保留下来。

王仲殊对此做过专题考察，认为左京比右京繁华主要源于都城、宫城内部的形制和布局，还指出平安京在形制、布局上主要模仿长安，命名却多来自洛阳。左、右京中大约有13个中国式坊名，其中铜驼、教业、宣风、淳风、安众、陶化、丰财、毓财等8个坊名仿自洛阳,除了应天门以外，宫城的上东门、上西门之名也仿自汉魏时期的洛阳城。

元初忽必烈进攻日本因遭遇台风而失败后，1298年元成宗放弃军事进攻，派名僧一宁（1247-1317）为使，赐金襕袈裟及“妙慈弘济大师”称号，命他赴日以“通二国之好”。一宁的日本之行，被当时的名僧虎关师炼（1278-1346）详细记录：伏念堂上和尚（一宁）往己亥岁，自大元国来我和域，象驾侨寓于京师，京之士庶奔波瞻礼，腾沓系途，惟恐其后。公卿大臣未必悉倾于禅学，逮闻师之西来，皆曰大元名衲过于都下，我辈盍一偷眼其德貌乎！花轩玉骢，嘶骛驰，尽出于城郊，见者如堵，京洛一时之壮观也。可见此时将京都称为“京洛”，已成为日本人的习惯，这个称呼沿用至今，并衍生出一系列新的词语。如“上洛”这个词，在日语中本意表示各地藩主大名来京都觐见，相当于“进京”，至今仍在使用，只不过随着首都迁移，现在可用于东京。虽然14世纪时京都城市的中轴线大大向东偏移，人们还是习惯于用“洛”加上方向词来表述京都的方位。特别是有把京都城市内外用“洛中”和“洛外”表示的传统，江户初期画家狩野永德的屏风画《洛中洛外图》就是描绘京都繁荣市街及郊外名胜古迹的杰作。建筑学家唐克扬指出：“为特定空间制作的洛中洛外屏风不只是现代人眼中的一幅装饰‘画’，也是在室内营造出的一种‘以小观大’的幻境，足以透视出时人对于理想城市风景的一般印象。”

《洛中洛外图》金阁寺部分。资料来源：日本邮政2016年发行的邮票《上杉本洛中洛外图屏风》。

日本佛像中的洛阳

经过遣隋使、遣唐使的往来，日本全方位接受中国文化，从政治、经济制度到文学艺术思想等，几乎所有领域都打上了中国文化的烙印。大唐的文明风貌，如同旋风般席卷了整个日本，由上层贵族社会渗透到下层民间。从天平时代、平安时代到以后的镰仓时代、室町时代，日本的制度、思想﹑城建、文学﹑艺术﹑风俗习惯等各个方面都充满了中国风格。

一般认为佛教最早正式进入日本是在552年（也有538年之说），朝鲜半岛的百济国派使者给当时的钦明天皇送来一尊释迦牟尼的金铜像和佛教经典、佛具，崇佛派苏我氏的苏我稻目在自宅中供奉佛像，此举成为日本佛寺造营的滥觞。崇峻天皇元年（587），苏我马子依靠百济所献寺工、炉盘博士、瓦博士、画工等工匠的技术力量，兴建了规模宏大的飞鸟寺。根据近年的考古发掘，飞鸟寺的结构已大致判明，以塔为中心，东西金堂分列两侧，北面正中配置中金堂。从建筑角度看，这种寺院样式是经百济工匠之手从朝鲜半岛传入的，带有明显的北魏洛阳伽蓝的特征。

飞鸟寺中金堂供奉的本尊为丈六释迦坐像，俗称飞鸟大佛，是尊铜制丈六佛像坐像，高2752厘米。这座佛像是推古天皇十四年（606）建造的，虽然在近1500年间多次损毁，除头部和双手之外都经过修复，但从雕塑角度看，依然可以辨识出洛阳龙门石窟宾阳中洞本尊的原貌，研究者据此推断北魏文化是日本飞鸟文化的源头之一。

制造飞鸟大佛的鞍部止利是飞鸟时代日本著名的佛师，其祖父是从百济移居日本的司马达一族。司马氏是中国两晋王朝的皇姓，有人认为渡来人司马达有可能是东晋皇族的后裔。“鞍作部”是渡来人的姓，受封于大和朝廷，表示整个族群世代为朝廷所做的工作内容。这个家族在日本以“鞍部”（也称鞍作部）为姓，很可能是侨居百济的南朝工匠，也有可能是直接从南朝梁迁徙过去的。仅从字面上也不难看出，“鞍作部”原意是从事马鞍和马具的制作，后来这一家族演变为专门从事佛像制作。

飞鸟大佛竣工后的第二年，圣德太子发愿的法隆寺落成。止利派创作活动以法隆寺为中心，于7世纪前期达到鼎盛，其中金堂释迦佛堪称止利佛师的代表杰作。根据《法隆寺金堂释迦佛造像记》可以得知，这是为悼念一年前去世的圣德太子而铸造的。中间的释尊手施无畏与愿印,结跏趺坐，据说是模仿圣德太子的等身像，两侧有侍像，这种一主二仆式的造像方式也是模仿了北魏龙门石窟的样式。

法隆寺金堂本尊释迦三尊像。资料来源：法隆寺御朱印，https://法隆寺-御朱印.jinja-tera-gosyuin-meguri.com/category/奈良·法隆寺の仏像-一覧【国宝·重文%EF%BC%88画像写真/法隆寺·%EF%BC%88金堂%EF%BC%89釈迦三尊像「釈迦如来と文殊菩。

法隆寺虽在遭遇火灾后重建，但丰富的飞鸟文化元素基本都被保存下来，有一些原属法隆寺现收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的造像佛，几乎都是止利派的造像风格。这种风格较之肥体薄衣的云冈样式，更接近长脸、瘦身、厚衣的龙门样式，特点是眼睛呈杏仁形状，唇边隐约露出古朴的微笑，长长的耳垂上没有开孔，等等，与洛阳龙门石窟佛像的亲缘关系清晰可辨。

止利风格佛像的佛衣采用的是中国式的“通肩”设计，是用圆润弯曲的线条来刻画衣纹，上衣襟张开，襟边沿上斜穿，掩盖住左肩和右腋的内衣，且可以看见衣裙带子的结头，这是中国独创而印度佛像没有的。结跏趺坐的佛像下面拖出长长的衣裙，这也是止利派造像的一大特色。这种衣裾垂于座前的坐佛像被称为“悬裳座”，最早出现于云冈石窟，在龙门石窟时发展成熟。厚重的衣裙上强化了装饰性刻画，属于中国北魏“褒衣博带”类型，形成类似云纹的浮雕，这种佛像造型显然是学自中国北魏后半期的“龙门样式”。另外，手足指间有缦网相连是北魏造像的典型风格，这也体现在止利派造像中，佛像的手足犹如水禽的脚蹼。以村田靖子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长脸、瘦身、厚衣等相貌表现以及悬裳座的完成，标志着止利佛像成为日本古典佛像的典范。

武则天大力推动佛教的消息经由留学僧等传至日本，圣武天皇（701~756）也希望借助佛教的力量赈灾驱邪、祈祷国家安泰。明显是受到武则天在洛阳紫微城造大佛铜像、通天浮屠，在龙门奉先寺雕刻卢舍那大佛石像的启发，圣武天皇参拜河内国大县郡知识寺大佛后发愿“朕亦奉造”，743年下诏筑造大佛。在光明皇后的大力协助下，于奈良以东（现东大寺的位置）建起以洛阳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坐像为原型的高达14.9米的卢舍那大佛坐像，该佛像也称奈良大佛。

洛阳与日本的佛缘不止于此，因请鉴真东渡而著名的日本僧人荣睿、普照733年随第九次遣唐使来到中国，在洛阳大福先寺受戒学习，并于三年后请福先寺僧人道璇赴日本弘法传戒。当时住在大福先寺内的印度僧人普提仙那也一同前往日本，住奈良大安寺宣讲戒律。道璇作为先于名僧鉴真赴日的传戒师，是首位获日本天皇敕请的唐僧，为华严宗、禅宗、律宗等各佛教宗派东传日本做出巨大贡献。东大寺大佛的开眼仪式由普提仙那主持，道璇担任咒愿师。后来鉴真和尚东渡日本，在大佛殿前临时建造的戒坛上向圣武太上皇等僧俗授戒。道璇和菩提仙那历经万难从洛阳福先寺来到奈良，鉴真年轻时也曾在东京洛阳游学，聚在异国的几位高僧，从奈良大佛身上看到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的影子时该是怎样的欣慰！

在日本被用作历史书封面的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资料来源：讲谈社学术文库，https://bookclub.kodansha.co.jp/product?item=0000151032

从北魏到隋唐，洛阳佛教的盛况对日本佛教影响深远。特别是龙门石窟造像，不仅是日本古代佛像的源流，也是飞鸟时代日本吸收中华文明的有力实证。有学者认为南北朝时期北魏文化是通过高句丽传入日本的，两者之间具体是如何传承的、止利派风格的佛像制作方法来自龙门石窟的直接证据等，尚需继续考证。

日本汉诗中的“洛阳”

地名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空间位置上的自然或人文地理实体的专有名称，将平安京（京都）称为“洛阳”即是通过命名表达一种对理想都城的向往。这种向往基于洛阳曾是多个王朝都城的历史地位，同时也是因为大量和洛阳相关的诗文名作，长期憧憬中华文明的日本人通过文字构建起关于洛阳的想象空间。

日本汉诗来源于中国诗歌，同时又体现日本社会文化传统，在东亚汉文化圈中独树一帜。完全不懂汉语的日本人能作出无论是结构还是音韵都符合规定的汉诗，令人难以置信，却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人从大约1300年前就开始创作汉诗了，这得益于他们为了读懂汉文著作而发明的汉语训读法，即在汉文字上加注称为训点的标记。用这种方法对中国的古籍文章稍加标示，就能让日本人像阅读日语一样看懂汉文。

训读法大约从八世纪以后开始在日本普及，时至今日也是当代日本中学生必须接受的训练。这使日本人能够直接阅读汉籍古文，从理论上来说即便不会汉语也能够自由地作汉诗、研究和阅读汉文，大大加快了日本对中国文化的接受和吸收。前文中所述白乐天的诗歌在日本被奉为瑰宝，就是古代日本人感受到汉诗之美而痴迷热爱汉诗的源头。日本的贵族文士竞相模仿白氏风格作汉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习惯于通过汉诗文记录情感和生活。

细读古往今来的日本汉诗，能够屡屡得以邂逅洛阳。例如：

火舶铁车租税通，鲁西以外一家同。

东京自此洛阳似，道里均平天地中。

——大沼枕山《东京词》

大沼枕山(1818-1891)是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汉诗诗人，他出生于江户时期，亲身经历风起云涌的明治维新，出版诗集《东京诗三十首》，被收录于1934年出版的《明治诗话》中。以上是七言绝句中的一首，借吟咏江户成为东京的沧桑巨变，讽谏了幕府末年迁都等时政。日本人对洛阳十分熟悉，《史记》等中国古文献中周朝营造洛邑时“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的典故信手拈来。在洛阳早已退出中国政治中心舞台数百年后的19世纪后期，日本迁都之际，仍然能够有意识地首先将东京比作洛阳，说明洛阳的古都印象在日本已经根深蒂固，作为天下之中的象征即使在日本也深入人心。

九朝帝阙风霜古，几处河山光景新。

请看当年金谷路，笙歌今日是何人。

——石川忠久《禹域游吟之十四洛阳》

如今虽说是日本汉诗衰微的时代，但仍有不少修养较高的日本人作诗不辍，一直保留着写汉诗的传统。现代诗人石川忠久（1932~）在日本当代汉诗界德高望重，他不仅出版著作介绍和赏鉴中国古诗，还多次游历中国，在洛阳周边的二里头、龙门、杜甫墓等处游览时留下不少诗篇。

瞭望熏风杨柳新，悬崖万洞各佛宸。

龙门大佛无言坐，脚下慢和宁静人。

——平田稔《拜望龙门石窟》

不仅是有名的诗人，即使是普通人也以作汉诗为乐。以上一篇就是笔者在网上无意中发现的，作者是一位喜爱汉诗的老人，他常常在博客中解读中国汉诗，也发表自己的作品。这首就是他亲赴洛阳体会杜甫的《游龙门奉先寺》之后自己创作的，不懂日语的中国人读起来也完全没有障碍。

洛阳知己皆为鬼，南屿俘囚独窃生。

生死何疑天付与，愿留块魄护皇城。

——西乡南洲《狱中有感》

日本汉诗中出现的“洛阳”，很多时候是指代京都的。这一首非常著名，是波澜激荡的幕府末年的汉诗，作者是“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西乡自号南洲，发起尊王攘夷运动，失败后被流放于孤岛作成这首诗。诗中豪情不减，抒发了他愿意为推翻幕府、王政复古而鞠躬尽瘁之情。该诗被胜海舟刻于石碑上作成“留魂诗”碑，如今立于东京上野公园。

西乡隆盛留魂诗碑。资料来源：西乡隆盛留魂诗碑，https://i0.wp.com/koedo-sanpo.site/wp-content/uploads/2018/08/fullsizeoutput_a80.jpeg

另外，近来一度成为社会性话题的一首汉诗也和“洛阳”有关。

梦上洛阳谋故人，终卫巨奸气逾振。

觉来浸汗恨无限，只听邻鸡报早晨。

——武市半平太《绝命诗》

这是2011年7月在日本高知市民间发现的手稿，作者是领导尊攘运动的志士，曾与坂本龙马相交。他的活动被镇压，入狱后受命切腹自尽。因此，这是一首狱中所作的绝命诗，写梦见自己到京都与友人会合、共同谋划，终于成功扳倒巨奸，意气风发，可是醒来后却发现只是美梦一场，自己身处囹圄，遗恨无限。

日本汉诗中的“洛阳”，除了以上两类可以明确判断指向的以外，还有不少从意义上来说是模棱两可、任凭读者意会的情况。浸淫于汉文诗风中成长起来的日本文人，尽管很多人终生未到过中国，却借助文字在心中构造起一个典雅精致的想象世界，常常创作以中国风物为主题的汉诗。由于京都也可雅称洛阳，字面上和洛阳相关的日本汉诗很可能是日本诗人看似不经意，实际上却是有意识地把中国汉诗典故中原有的洛阳悄然与他们所处现实时空中的“洛阳”（京都）嫁接起来的结果。例如：

洛阳一别指天涯，东望浮云不见家。

合浦飞来千里叶，阆风归去五更花。

关山月满途难越，驿使春来信尚赊。

应恨和羹调鼎手，空捋标实惜年华。

——新井白石《千里飞梅》

新井白石生于江户时代的破落武士家庭，却积极向学，专习朱子学数年，成为江户时代的学者型政治家。《千里飞梅》的词句明显与“浮云一别后,流水十年间”（韦应物《淮上喜会梁川故人》）、“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李觏《乡思》）等唐宋诗句的语意相似，可见作者的古典文学素养深厚，对中国诗文可以信手拈来。新井因著有《古史通论》和《外国之事调书》等研究邪马台国与曹魏王国交往历史的著作而闻名，对于古代洛阳的人文地理非常熟悉，所以诗中使用了“合浦杉”的典故。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合浦叶或者杉叶常常作为思归洛阳的形象出现，表达乡愁。明朝的杨慎在《升庵文集》中专门设立了“合浦杉”一条，列出“传闻合浦叶，远向洛阳飞”“杉叶朝飞向京洛，文鱼夜过历吴州”等诗句。新井白石作这首诗的具体情况已不可考，这首诗通常被看作含着青春少年的豪放与自许，又包含壮志未酬、空白了少年头的悲慨。其中“合浦飞来千里叶”与“洛阳一别指天涯”既有逻辑上的照应，也有意象的连接，无论是实指还是虚指都很和谐。

这类诗歌数量不少，其中“洛阳城里飞如雪，不送行人空送春”（室直清《杨花》）、“春雁似吾吾似雁，洛阳城里花背归”（直江兼续《春雁》）等已成为日本脍炙人口的名句。这些诗句明显因袭了“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宋之问《寒食还陆浑别业》）、“洛阳城东西，长作经时别。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范云《别诗二首》）、“洛阳愁绝，杨柳花飘雪”（温庭筠《清平乐·洛阳愁绝》）、“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王湾《次北固山下》）等，让“洛阳”一词在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风花雪月的浪漫形象在日本文学中也得到继承。

日本汉诗中的洛阳书写，无论是实际语义、借用典故还是使用氛围，都与中国传统文学形象中的洛阳一脉相承。这既可以理解成日本诗人的隔空致敬，也可以理解为以“洛阳”指代京都。日本诗人有意识地继承和使用独具洛阳特色的相关典故意象，又将京都的实际意义和“和习”描绘入诗,诗中两种所指都符合逻辑，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意境，达到“一弦二歌”的效果。这种写作手法显得异常精妙，也使得“洛阳”一词体现出中日在文学、文化、审美方面的共识得以继承，成为理解中日两种文化的一种特殊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