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商务与淘宝村：农村经济、基层治理与公共事务空间

引言：

近年来，随着一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巨头企业的崛起，中国的电子商务发展迅猛。自2000年代中期之后，得益于电子商务的扩张，中国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电子商务活动集群，并因阿里巴巴旗下的电子商务平台淘宝网而被称为“淘宝村”。淘宝村在中国各地的推广，使国内外观察者充满希望。他们期待电子商务能够推动停滞的农村经济，改善中国农村及其他地区的贫困状况。本文旨在以淘宝村为例，回顾中国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历程，探讨其对农村社会的变革性影响、经济的可持续性、国家在其发展中的作用、给农村治理带来的变化等各种问题，以评估淘宝村使中国农村居民的受益程度。本文还试图展示国家、中国电子商务巨头和电子零售商在中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过程中的内在关系。

安徽省岳西县农村淘宝服务中心

中国互联网巨头与电子商务经济

与电信、石油、电力和金融等具有战略价值的产业不同（Naughton 2015），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主要由私营互联网企业占据。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中国民营互联网企业发展迅速，出现了几家在各自市场中近乎占据垄断地位的互联网巨头，例如在线搜索引擎服务中的百度，社交媒体中的腾讯以及电子商务中的阿里巴巴。它们的重要性也超越了中国的边界，因为他们是有跨境业务的国外证券交易市场上市公司。近年来，这些互联网巨头在为中国提供电子商务服务方面取得了显著进步。广义来说，电子商务是指通过互联网进行的，涉及信息、资金和商品流动的商业交易。随着城市中产阶层的扩大和移动互联设备的普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电子商务市场。网络购物在中国也蓬勃发展，从2012年的1.2万亿迅速增长到2016年的4.7万亿。截至2016年，阿里巴巴淘宝网在中国拥有在线零售市场的最大份额，约占总交易的70％（Banjo and Fickling 2017）。

国家和电子商务巨头扩大农村电子商务

2014年以来，中央政府加大了“互联网+”的战略施行力度，出台了很多配套政策，将发展全国范围的电子商务作为新的国民经济政策的一部分，以实现中国经济从出口导向型向国内消费导向型的转变。特别是2015年国务院发表的《关于大力发展电子商务加快培育经济新动力的意见》，强调电子商务可以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和帮助政府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形成产业升级迈向中高端的两大经济新引擎，完成中高端经济增长的目标。

近年来，中央政府鼓励农村地区发展电子商务，并将之纳入到“新型城镇化”和 “精准扶贫”、实现2020“全面小康”的战略决策中。（Fang，2016；游士兵，任静儒和张佩，2017）。这些工作在很多文件中都有所体现，比如商业部出台的《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以及党在2015年发表的《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然而，由于数字技术应用和互联网普及程度比较低，中国农村地区面临着城乡之间 “数字鸿沟”的挑战。虽然中央政府早在2006年就启动了农村信息工程（VIP），以进一步“信息化”农村地区（Xia 2010）。Elisa Oreglia（2015）在对学术研究的回顾中总结说，中央推动的信息化政策充其量只能算部分成功（表1）。

表 1 –农村地区中国网民和从事网络购物的中国农村网民的比例。资料来源：《 CNNIC关于中国农村互联网发展的研究报告》

与此同时，很多民营电子商务企业也渴望通过战略性开发农村电子商务的潜力来维持市场增长。例如，淘宝网在2014年宣布了一项耗资数十亿人民币的项目。它们将在县城和农村建立两级服务中心，以便连接农村与电子商务平台，让线上消费商品可以直接到达农村居民，满足在线消费者对农村产品和农村居民对在线消费商品的需求。该项目促成了“农村淘宝”的创立，其内容也历经多次演变。简而言之，2016年的农村淘宝希望建立线下和线上商务交易平台和多功能服务中心，为村民提供教育，医疗服务和旅游供等多种在线服务，并为感兴趣的农村电子零售商组织各种电子商务训练项目和农村的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文化/社会服务。阿里巴巴随后与不同省份的各级政府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以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和扶贫项目的发展。根据阿里巴巴的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3月，农村淘宝已经在29个省份建立业务，覆盖600多个县和30000个村庄。 2014年以来，农村在线消费者数量也取得了惊人的增长（表1）。

王向东认为，农村电商过去十年发展的特点是出现了少数农村企业家，它们通过网上交易赚取了财富，开拓了农村电子商务的原始市场，并见证了淘宝村的崛起。他指出，自2014年以来，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因为上文讨论的新型农村电子商务服务系统在党和国家的政策支持和各电子商务巨头企业的大量投资下，已经在农村地区迅速发展。

淘宝村在中国农村的蓬勃发展

表2-中国淘宝村数量。资料来源：各年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

与此同时， 2013年到2016年期间，淘宝村的数量也呈指数级增长（表2）。在阿里巴巴的官方文件中，“淘宝村”是指以下村庄：1）村民使用淘宝网作为主要电子商务平台，2）年电子商务交易总额超过1000万元人民币，和3）至少有10%的村户从事电子商务，或者至少有100家由村民开设的网店。根据阿里巴巴的调查，淘宝村的先驱，比如经常被提及的浙江省义乌市青岩刘村，可以追溯到2009年。

借助现有文献和新闻报道以及淘宝村的实地数据，我们了解到淘宝村主要集中在中国东南部相对发达的地区。徐智邦等人（2017）利用2013年至2015年的数据指出，现有淘宝村90%以上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位于华南地区的超过70%。同样，淘宝村也毗邻珠江三角区和长江三角区等经济发达地区。内陆省份也有一些淘宝村，但数量很少。（徐智邦、王中辉、周亮和王慧荣，2017）此外，很多较早发展起来的淘宝村都位于传统的专业化工业区或制成品交易中心附近。因而，农村企业家可以利用这些地方现有产业聚集的优势。比如，青岩刘村就受益于临近的义乌市。义乌市是一个拥有众多专门商品品类市场的地方，并以其全球商业网络而闻名。还有其他一些淘宝村也因附近发达的物流基础设施得到了发展。（周静、杨紫悦和高文，2017）

媒体高度赞扬了一些淘宝村的初步成功，希望它们能够解决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接下来的几节将会讨论与淘宝村发展相关的问题，即淘宝村对农村社会的转型影响，其经济可持续性，国家在其发展中的作用，以及这些变化对农村治理的影响，重点关注农村居民能在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中多大程度受益。

电子商务带来的农村社会转型

毫无疑问，农村电子零售商的兴起改变了淘宝村的经济生态。农村电子零售商通常利用本地资源并通过电子商务平台来销售本地农业产品、传统手工艺品或从附近批发市场获得的制成品。（Leong，Pan，Sue，and Cui 2016）很多人从家庭层级开始他们的电子商务生意，并从家族成员或亲戚那里学到了经营方法。随后，他们开发了电子商务业务集群，形成了具有辅助产业如快递服务的原始电子商务生态体系。从而出现了新的就业机，比如平面设计，摄影，快递服务业，货物存储，IT技术人员等。与第一产业中的传统农业工作不同，第三产业中有很多新的细化工种，有些工作需要信息技术方面的高级知识。除了这些变革性变化，Geng Lin等人（2016）和房冠辛（2016）分别在两项研究中提出，在两个较早发展的淘宝村中，依然保留着一些农村文化习俗，比如说传统节庆和紧密的社会纽带。他们并不完全赞同现有的城市化模式。这种模式低估了被视为“前现代”的历史和文化方面的价值。虽然他们的研究结果为更加以人为本的城市化进程提供了一些希望，但考虑到淘宝村是自下而上形成的，对农村电子商务的过多关注可能会使未来的淘宝村被迫更多的强制的自上而下的指令。（Looney 2015）。王向东（2017）提出，最近很多地方政府都在寻求在本地发展电子商务的最好实验模式，但某些做法在努力追赶其他地方的发展过程中，忽略了本地的限制。

此外，由于农村电子商务有向村民生活的经济和社会方面渗透的趋势，因此农村网络零售商及其家庭日益可能会依赖于单一上市的IT企业集团的经济和社会效益。这会在很大程度上改变农村社会，值得我们更加谨慎。如果农村经济活动越来越以网络经济为中心，淘宝网就可以长期控制淘宝村的经济资源，并对这些地区享有巨大的影响力，改变其经济和社会生态。当地社区的需求将会被笼罩在淘宝公司全球股东利益的阴影下。已有媒体报道称，淘宝单方面改变的一些政策损害了农村网络零售商的利益。毕竟，由阿里巴巴管理的电子商务平台绝非“中立”的，而是根植于上市公司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愿望。

浙江淘宝村备战天猫双十一 村民喊口号拉标语“干一天顶一月”。

淘宝村的经济可持续性

尽管一些淘宝村已经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但其发展的可持续仍面临诸多挑战。所查阅的有关淘宝村的文献大多认为，淘宝村电子商务活动的快速发展，目前面临着产业升级的迫切需求，如从外部招聘人才来改善电子商务生态。农村可快速复制的同行商业模式也导致电商平台产品同质化严重，恶性竞争和创新性缺乏等问题。这些都阻碍了淘宝村电子商务产业的可持续性发展（曾亿武、邱东茂、沈逸婷和郭红东，2015；李育林、张玉强，2015）。一些媒体报道透露出，尽管淘宝网上的销售额持续增长，农村电子零售商的利润却很少。此外，在欠发达地区，道路基础设施和公共事业的落后也阻碍了淘宝村的发展。事实上，截至2016年，只有3%（592个中的18个）的淘宝村位于国家级贫困县。如果这些问题持续下去，可能会妨碍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农村扶贫工作的开展，降低农村地区对农民工返乡发展事业的吸引力，从而产生老人和儿童的留守问题。

国家在农村电子商务中的作用

随着对电子商务的热情，中央政府为地方政府启动相关项目提供了更多财政资源。很多报告发现，随着一些农村企业家的出现，县和乡镇两级地方政府在促进和协调淘宝村的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基于江苏省沙集镇和广东省揭阳县军埔村这两个深入研究的案例，观察者认为，两个淘宝村的规模和受欢迎程度的增长离不开政府各方面的支持，比如基础设施、电子商务产业园和服务中心、低息贷款、税收减免、行政便利，与大学联系以提供培训课程、重新设计村庄空间规划以更好地适应电子商务的发展等（曾亿武等 2015；李育林、张玉强。2015；梁强、邹立凯、杨学儒和孔博，2016）。对位于欠发达省份的淘宝村的其他研究也强调了当地政府政策支持方面的作用，但是财政可用性和高运输成本问题比预期更显著（展威震、刘俊婷和吴贤皓，2016）。

电子商务最近在中国农村地区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执行了中央政策。尽管中央政府的专项拨款可以为农村电子商务提供更多公共物品，但是，在没有配套支持的情况下，政府在电子商务上巨额支出也暴露了其在有效性方面的问题。地方政府与私营电子商务巨头的战略伙伴关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纠正由形式主义导致的无法满足电子商务实际需求的问题。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合作需要提升阿里巴巴的销售指标和其他一些条件，但同时也保障了由阿里巴巴赞助和管理的电子商务训练、信息硬件和社会/文化设施等公共产品供应。对阿里巴巴来说，维持合作需要巨大的投资，但也使公司得以抢占农业生产源头，并迅速获得农村消费市场的主导地位。阻止其他竞争者进入市场。在某种程度上，淘宝村的发展展示了一种不同的国家-商业关系。国家与电子商务企业之间类似于合作关系，而作为商业交易的一部分，私营电子商务企业被要求在经济贫困和社会弱势的农村地区提供一些公共产品。

江苏沙集淘宝村，一个铲车正在施工。

重新配置农村治理

许多学者指出，中国的农村治理一直存在着地方政府（县和乡镇两级）提供基本公共物品资金不足的问题（周飞舟，2006；Kennedy 2014）。正式国家机构在地方一级的短板，导致中国各地农村出现了其他的非正式治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需要依靠一些个人经济力量（Chen 2014）或宗教/家族团体的社会力量来帮助提供公共产品（Tsai 2007）。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指出，农村企业家已成为地方政府为有效实施政策而备受青睐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在2008/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淘宝村令人瞩目的还有它催生出的新型电子商务协会，其功能类似于电子零售商的工会。代表新经济利益的电子商务协会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主导地方治理联盟以及对农村治理的重新配置，值得讨论。它们在组织上是半政府半公共性质的协会，部分是县政府主动设立的，并由党支部下属的村委会管理（陈方方、罗振东和何鹤鸣，2016；吴雯雯2017）。曾亿武和郭红东（2016）认为，军浦村的电子商务协会在获得地方政府的财政补贴的同时，能够享有高度自治权。

在职能上，它们代表农村电子零售商成员的集体利益，帮助他们与外部商业伙伴进行谈判，并积极争取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它们还通过吸引外部投资或解决农村电子商务会员之间的冲突，帮助促进业务发展，并充当农村电子商务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沟通渠道（梁强等人，2016；曾亿武、郭红东，2016）。

观察者普遍指出，电子商务为农村电子零售商参与公共事务提供了更多便利，因为他们希望通过电子商务协会与政府官员和其他商人建立联系（黄家亮，2015），或直接向他们所在淘宝村的相关党员干部反映意见，以促进电子商务的发展。另外，由于宗族/亲属群体的社会关系对淘宝村电子商务活动的传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群体的经济实力很有可能增强。因此，电子商务协会转变了乡村治理方式，让网络零售商集体参与公共事务有了更大的空间，尤其是考虑到党员干部和农村网络零售商对农村电子商务初始阶段所依仗的社交网络的依赖性。

受最近中央政府振兴地方治理的直接指令和中央政府电子商务金融资源的鼓舞，如陈方方等人所述（2016），通过将农村电子零售商加入正式的治理机构，或如黄家亮（2015）所暗示的通过电子商务协会与他们加强合作，基层地方可能在农村治理方面变得更强大。虽然基层地方与农村网络零售商之间的共生关系表明政府对网络零售商的公共或特殊性商品诉求有较大程度的回应，但电商巨头在农村的技术和资金实力，可能怀疑农村网络零售商的利益在长期内是否能得到充分保护。

结语

在国家和中国最大的电子商务公司阿里巴巴的全力支持下，农村电子商务近年来发展迅速，淘宝村的数量急剧增加，其中大部分集中在相对发达和具有较高企业家精神的省份。而内陆省份由于基础设施不足、远离传统产业中心、无法吸引人才等因素的制约，农村电子商务的发展可能更为艰难。阿里巴巴通过在农村快速发展电商硬件（如互联网设施）和服务（如培训），补足了地方政府发展农村电商的短板，为缩小城乡差距开辟了一条新路，这无疑给部分淘宝村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发展。值得考虑的是，即使对最早从淘宝村中受益的农村电子零售商而言，其生计的很多方面都将越来越依赖于淘宝网。长远来看，这会使得他们相比于跨国IT集团处于不利地位。同样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电子商务促进的农村社会转型是否会破坏淘宝村的当地社区文化。此外，淘宝村电子商务协会的出现表明，在党的加强领导下，农村电子零售商参与农村公共事务的空间有所扩大。

【作者：Anthony H.F.LI李浩晖，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士，政治与公共行政硕士，哲学博士，专注于气候变化和能源转型研究，研究领域包括政治经济学、比较政治学、城市研究、公民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电子邮箱地址：anthonylihf@hku.hk

译者：周洁，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传播学2019级研究生

原文标题：E-commerce and Taobao villages. A promise for China’s rural development？（电子商务与淘宝村：中国农村发展的希望？）发表于：China Perspectives 2017.2017/3（2017）: 57-62.】

参考文献 

AHLERS，Anna L，Thomas HEBERER，and Gunter SCHUBERT.2016. “Whither Local Governance in Contemporary China? Reconfiguration for more Effective Policy Implementation.” 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1（1）: 55-77.

BANJO， Shelly， and David Ficklin.2017. “What Alibaba’s Dreams Are Made Of.” Bloomberg 9 June. https://www.bloomberg.com/gadfly/articles/2017-06-09/alibaba-investor-day-shows-the-cloud-is-good-for-business （accessed on 26 June 2017）.

Chan Wai-yin and MA Shu-yun.2004. “Heritage Preserv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of China’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12: 15-31. 

陈方方，罗振东，何鹤鸣.2016《电子商务驱动下的乡村治理多元化重构研究——基于山东省曹县大集镇的实证》.现代城市研究10:22-29.

CHEN， An. 2014. The Transformation of Governance in Rural Chin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董云生，傅园园.2016年.《合法性悖论:淘宝村民间团体的生存困境》.江海学报4:100-8。

房冠辛.2016.《中国“淘宝村”:走出乡村城镇化困境的可能性尝试与思考——一种城市社会学的研究视角》.中国农村调查3:71-97。

FORSYTHE，Michael.2014.“Alibaba’s I.P.O. Could be a Bonanza for the Scions of Chinese Leaders.” The New York Times 24 July. https://cn.nytimes.com/business/20140721/c21alibaba/en-us/（accessed on 20 June 2016）.

GENG Lin，XIE Xiaoru，and LU Zuyi. 2016.“Taobao Practices， Everyday Life and Emerging Hybrid Rural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47:514-23.

黄家亮.2015.《当前中国农村社会变迁与基层治理转型新趋势——基于若干地方经验的一个论纲》.社会建设6.

HURST，William.2016.“Chinese Law and Governance: Moving beyond Responsive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Rule of Law.”Journal of Chinese Governance 1（3）:45-69.

KENNEDY，John James.2014. “Rural China: Reform and Resistance.” William Joseph（ed.），Politics in China: An Introduction（Second Edition），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93-319.

LEONG Carmen Mei Ling， PAN Shan-Ling， SUE Newell， and CUI Lili. 2016. “The Emergence of Self-Organizing E-Commerce Ecosystems in Remote Villages of China: A tale of Digital Empowerment for Rural Development.” MIS Quarterly40（2）: 475-484.

李育林，张玉强. 2015.《我国地方政府在“淘宝村”发展中的职能定位探析——以广东省军埔村为例》.科技管理研究11:174-8。

梁强，邹立凯，杨学儒，孔博.2016.《政府支持对包容性创业的影响机制研究——基于揭阳军埔农村电子商务创业集群的案例分析》.南方经济1:42-56。

LOONEY，Kristen.2015.“China’s Campaign to Build a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Village Modernization， Peasant Councils， and the Ganzhou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China Quarterly 224:909-932.

NAUGHTON，Barry，and Kellee TSAI（eds.）.2015.State Capitalism， Institutional Adaptation and the Chinese Economic Miracle.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24.

OREGLIA，Elisa.2015.“The‘Sent-Down’Internet: Using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in Rural China.”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1）:1-6.

TSAI，Lily.2007.Accountability Without Democracy: Solidary Groups and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UNGER，Jonathan and Anita CHAN.2015.“State Corporatism and Business Associations in Chi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merging Markets 10（2）:178-193.

王向东.2017.《王向东作序:农村电子商务》.微文库5月7日.Https://hk.Wxwenku.com/d/100100701 （2017年6月20日访问）。

吴为，李玉坤.2017.《中央要求整治“村霸” 文件规格史上最高|政解》.新京报新闻，2017年6月13日. http://www.bjnews.com.cn/news/2017/06/13/446690.html（2017年6月20日访问）。

吴雯雯.2017.《夯实基层党建的实证研究：以浙江省临安市为例》.上海党史与党建三月:42-44。

XIA Jun.2010.“Linking ICTs to Rural Development: China’s Rural Information Policy.”Government Information Quarterly 27（2）:187-195.

徐智邦，王中辉，周亮，王慧荣.2017.《中国“淘宝村”的空间分布特征及驱动因素分析》.经济地理37（1）:107-114。

游士兵，任静儒，张佩.2017.《以农村电子商务补‘三农”短板》.人民日报1月19日. 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7-01/19/nw.D110000renmrb_20170119_3-07.htm（2017年6月20日访问）。

于学义.2017年.《我为什么放弃阿里巴巴向农村商业的大力推进》.sixthtone.3月9日. http://www.sixthtone.com/news/2031/why-i-quit-alibabasbig-push-toward-countryside-commerce#（2017年6月20日访问）。

曾亿武，郭红东，金松青.2016. 《电子商务有益于农民增收吗?——来自江苏沭阳的证据》.中国农村经济2.

曾亿武，邱东茂，沈逸婷，郭红东.2015.《淘宝村形成过程研究:以东风村和军埔村为例研究》.经济地理35（12）:90-97.

展威震，刘俊婷，吴贤皓.2016.《精英返乡:欠发达地区的“淘宝村”发展研究——以江西省分宜县双林镇为例》.现代商业22.

赵静.《2015年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意见望出台 获20亿专项资金扶持》.腾讯财经5月15日. http://finance.qq.com/a/20150515/019124.htm（2017年6月30日访问）.

周飞舟.2006.《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社会学研究3.

周静，杨紫悦，高文.2017.《电子商务经济下江苏省淘宝村发展特征及其动力机制分析》.城市发展研究24（2）:9-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