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库动态｜开放型国内大循环，激发“1+3+2”结构性潜能

8月23日，后疫情时期的中国经济增长研讨会暨《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后疫情时期，中国的宏观经济走势会有哪些变化？重点行业和领域如何恢复增长且转危为机？未来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如何拉动经济增长？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中长期动能在哪里？与会学者围绕这些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

开放型国内大循环，重点在激发结构性潜能

疫情给经济带来短期冲击。当下，我国经济逐步回到了常规的增长轨道。受疫情影响，上半年出台了很多非常规宏观举措，但是随着经济逐步回到正常轨道，宏观政策应该也相应回归到常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认为：中国经济如果想保持中速增长，宏观政策更多在短期起作用并且作用是有限的，必须要拓展一些新的结构性潜能。

什么是结构性潜能？落点在开放型国内大循环。

结构性潜能是指中国作为一个后发经济体，在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和消费结构升级、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发展潜能。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追赶潜能。目前中国人均GDP一万美元，发达经济体的门槛是近三万美元，实际他们多在四万美元以上，美国是六万美元，我们和发达经济体至少有三万美元的差距，这方面仍需提高。二是新涌现的潜能，这一潜能与发达经济体同步，有可能并跑甚至领跑，特别体现在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方面。

刘世锦表示，目前都在讲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这有现实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无论是国内循环还是国际循环，出发点和归宿点都在国内。从国际范围来看，大国一般都以内需为主，外贸比重比较低，只有一些小型经济体如城市型的经济体，一般外贸占GDP比重较高。而中国作为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大的超大型经济体，并且中国已经到了服务业比重提升并逐步处于主导地位的增长阶段，更有必要和可能形成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大循环。

国内大循环主要有两个关键：第一要提高内需比重，第二要提高关键技术重要产业链的可替代性和抗冲击韧性。

刘世锦表示，国内大循环并不意味着对外开放的后退，更不是关起门来搞自给自足。相反，这意味着我国未来的开放是更高水平的开放：第一，是适应不同国家地区市场变化的开放；第二，是适应开放程度周期性变化的开放。第三，是更有韧性和弹性，更具抗冲击性的开放。第四，是基于制度和规则的开放，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我们的开放应该是能够维护和引领全球化长期发展的开放，走得更高、看得更远，真正起到一种引领作用。

内循环如何循环起来？立足“1+3+2”的结构性潜能框架。

刘世锦提出开放型国内大循环需要“1+3+2”的结构性潜能担当主角，即以都市圈城市群建设为龙头，以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转型升级为主体，以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为两翼，这样一个结构性潜能框架。

“1”就是以都市圈、城市群发展为龙头，为下一步中国中速高质量发展打开空间。由于都市圈城市群能产生更高的集聚效应和更高的要素生产率，至少未来十年，70%到80%经济增长潜能，特别是创新的潜能都来自于此。

“3”是我国实体经济循环过程中的三大短板：基础产业效率不高、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不大、基础研发能力不强。其中，怎么扩充中等收入群体，特别是提高中低收入群体的收入，这是中国下一步内循环的一个主要需求来源。消费结构升级对中高收入阶层来讲主要是扩大服务性的消费，而针对中低收入阶层来讲，主要还是要扩大商品消费。

“2”是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两翼。我国数字经济现在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未来潜能非常大。绿色发展不限于环境保护、污染治理，更重要是建构包括绿色消费、绿色生产、绿色流通、绿色创新、绿色金融等在内的完整绿色经济体系。数字经济和绿色发展实际上是新的功能，不仅为追赶进程提供支撑，也可为全球范围内发展方式的转型提供引领。

怎么激发结构性潜能？刘世锦认为，不通则痛，关键在打通要素市场。

第一，要以打通要素市场为主。刘世锦强调了两大改革：一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推动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特别是创造条件让宅基地有序流转；二是要推动空间规划和公共资源配置改革。目前城市规划和发展过程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能否尊重市场信号，最明显的市场信号就是人口流动的方向。所以，下一步应该按照人口流向分配用地指标，财政补贴资金等，并依照人口布局变化定期调整制度规划。

第二，进一步改进和完善社会政策。过去强调保基本，要在此基础上，加快人力资本提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以后，另外一个目标就是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提高中等群体收入、扩大消费，然后将消费市场优势转化成全球产业链效率优势，推动我国成为高生产力的生产基地和创新大国。这才是国内大循环的基本含义。

所以，在消费、人力资本提升、生产大国和创新大国这几者之间形成循环，这可能是我国下一步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保障总需求，民生需求驱动未来经济成长

当下，我国的内需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投资拉动需求占GDP过高，消费需求拉动比重过低。世界平均水平消费占GDP的80%左右，我国消费只占GDP的55%，投资占GDP比重超过40%，是世界平均20%的两倍多。

在这种情况下，再通过扩大投资来拉动内需，是否会导致需求结构发生更大失衡？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小鲁指出，实际上我们过去若干年已经面临需求结构的失衡，投资过度、消费不足，特别是居民消费不足。2019年居民消费还不到GDP39%，加上政府消费，也仅仅达到了55%。这个需求结构就是消费过低，投资比重过高。这个问题可以说是过去一系列结构失衡的根源。

在消费方面，很多问题没有解决，比如两亿三千万农民工在城市里没有户口，社会保障覆盖率低。又如住房方面，当年进行住房改革的思路是保障性住房和商品住房两轨并行。但是实际情况是商品房独大，保障性住房没有起到覆盖中低收入居民需求的作用。

王小鲁表示，不把居民需要放在优先位置上综合调整和考虑，我国的需求结构很难合理化。把老百姓的生活消费放在一个政策主要位置上来考虑，未来经济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生优先的需求结构调整。

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冶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张斌也认为，我们的短板不在与欧美国家产业、制度的差距，而在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领域。

有观点认为，中国在产业发展、制度层面上与高收入国家仍有很大差距。还有人提起房价就说泡沫，提起货币就说超发，提到关键技术，就说被别人卡脖子。张斌指出，这些不是短板，而是增长的烦恼，是某个发展阶段所遇到的问题。短板一定是在一个循环系统卡住了。

障碍在哪里？ 张斌指出，中国整个私人部门主导的产业，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发展都不错。问题在政府高度管制的人力资本密集型产业，具体包括教育、医疗、文化娱乐类产业，还有政府公共服务、社会保障这类产业。从增加值占比来说，这些产业支出是低于正常值的，相关产业的就业也很低。这些产业有两个特征：第一，政府过度管制、不能做到公平市场竞争。第二，多是事业单位，这也是一种政府管制。

所以，张斌认为，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障碍不是制造业，不是被卡脖子的技术，而是这些政府高度管制的产业。如果这些产业不能健康发展，就没有办法让更多农村居民进入城市居住，反过来也影响整体需求，进而对工业部门产生很大影响。

如何去解决这些短板？看起来处方很好开，应该放松服务业管制、调整支出结构、增加公共服务、社会保障支出等。但，张斌指出，由于受到百姓观念传统、政府重发展大于重服务等双项约束，事实上这些手段过去十年内并无实质性进展。供给侧改革没有补齐这些短板。所以必须要换一种方式，即保持总需求稳定。政府要做的是稳定宏观经济环境，保护市场，确保价格水平温和，让中小企业能够生存下来，保护中低收入群体。

要摆脱高增长依赖症，应该回归市场化方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刘守英认为，中国经济经过70年的增长，形成一种高增长的依赖症。大家对高增长的追求和依赖，不仅是增速的依赖，更是增长方式的依赖、体制的依赖和整个国民经济运行方式的依赖。

1949年以来中国70年的经济表现，到底是由增长带来的，还是由收缩下降带来的？刘守英表示，一些经济绩效表现好的国家并不是长期保持高增长速度的结果，而是向下部分收缩的频率和幅度减少的结果。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重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收缩的频率和幅度对经济的贡献，中国的经济奇迹不是高增长的奇迹。现在要防止的是经济下行以后收缩幅度增加，目前已经有这个趋势。未来如何降低收缩率对整个经济绩效影响。

刘守英表示，从高增长的迷雾走出，从过去形成的综合依赖症走出来是我们面临的一个大挑战。

实际上，疫情期间我们原有的一些体制缺陷被放大了。我们用了战疫体制来切断人跟人之间的联系，实际上是切断了所有的经济联系，切断了所有要素流动，最后通过这套战疫体制取得了防疫的优势和胜利。体制是一个整体，受影响的不仅是经济运行方式，也包括权利结构、意识形态、资源配置方式和微观主体等。有时候看，可能是要素市场、资源配置方式出了问题，或者是微观主体出了问题，但其实是体制各个版块间在衔接上、呼应上出现了问题。

刘守英总结，所以在改革时要注重在大的体制结构下，不同体制安排之间的相互衔接性。

资源配置和经济运行是市场决定还是政府决定？王小鲁指出，我们经常讲市场要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但是，现在很多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 如土地的配置、行业发展方向等方面是不是以市场导向为基础？这些问题我们需要深入思考。

王小鲁强调，政策应当回归市场化的方向。不能再继续过度强调公有制为主体，强调国有企业主导作用，而应该回归多种所有制长期共存、公平竞争，让各种所有制在同样的条件下公平竞争，各发优势，坚持效率优先，优胜劣汰。 

“十四五”规划要想清楚都市圈和人的流动这件事 

中国城镇化进入到2.0阶段，最重要的特征是都市圈成为一个重要的载体。

关于人的流动和都市圈的问题。目前社会上有两个不同的声音：一是主流决策在强调都市圈发展。但是，实际数据显示农民工在回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战略和区域经济研究部副部长、研究员卓贤表示，对比美国的经验，在城镇化率达到60%时，未来以都市圈为空间载体推动城镇化仍然具有很大潜力。目前都市圈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43.2%，但是经济总量占比57%，可见，都市圈的经济集聚速度是要高于人口集聚的，所以人口集聚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刘守英也强调了这一问题，都市圈发展真正落地，中西部这些原来往外流出的人口未来到底落在哪里，“十四五”战略要想清楚这件事。到底是中西部地区的人口开始往回流，沿海地区形成产业升级、更高水准本地化、城市化这种大的版块格局？还是在形成都市圈的同时，也能够让流动人口在这些沿海地区落地，和经济发展同步。这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

产业升级后，都市圈未来可能会非常高大上，但如果很多人都离开了这些地方，这就与原来预想的“人的城市化”背道而驰。

张斌表示，都市圈建设的核心内容是能够让更多人来到大都市生活，但现在最大的障碍是都市圈房价太贵。与欧美相比，中国中心城市和区域房价并不算贵。为什么欧美那么多人能生活在都市而我们国家流动人口要回流呢？因为欧美都市圈房价并不贵，东京都市圈的房价一般的中产阶级都能负担得起。

但中国不是这样。以北京为例子，中心城区不说，通州的房价还四五万，整个都市圈的房价都很贵。关键是土地财政。张斌建议，有些都市圈城市要慢慢地通过发债摆脱掉土地财政。

《中国经济增长十年展望》(2020-2029)战疫增长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