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心理学角度分析“乌台诗案”后苏东坡的心路历程

汉代御史府的柏树上，曾有乌鸦数千朝去暮来，后因称御史府为乌台。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从徐州移知湖州（江苏吴兴），上任才三个月，就因新党的纠弹而被押入汴京御史台狱。

罪证是他的诗作，当时给了个诨名叫“诗帐”，由御史中丞李定主持，一首一首地勘问出“讪谤”的罪状；这就是宋代最大的一场文字狱，著名的“乌台诗案”。

现今我们来看“乌台诗案”所涉及的罪证，简直觉得可笑。

御史们弹章中举出的例子，有《山村五绝》中的“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戏子由》的“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终无术”，《八月十五日看潮》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或是断章取义，牵强附会；或是文人的一时生感，就有怨望之意，也挨不上“讪谤”的边。

但这种洗垢索瘢的罗织是很可怕的，像《塔前古桧》的“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唯有蛰龙知”，攻击者便说是有不臣之意，与“陛下飞龙在天”对立。亏得东坡举出王安石“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的诗句，才堵住了对手的嘴。

诗案发生后，垂危中的曹太后（仁宗之妻）及大臣范镇、吴充等纷纷出言营救；苏辙请求交纳自己的官职为兄赎刑；杭州、湖州的百姓连着为东坡做了一个多月的“解厄道场”；连退职的王安石也出面说了公道话：这一切才使苏轼得以死里逃生。

宋代对官员的量刑是依原官阶赎减，苏轼最后被追夺祠部员外郎直史馆、太常博士两官，责授黄州团练副使黄州安置。

在评述九百年前苏轼的这段个人经历时，《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的诗词与人生》的作者，文史专家史良昭认为，有必要引入心理学中“自我实现台阶”的现代理论，这里的“自我实现”同“创造”是近义语。

现代心理学家认为，人类有五个层次的基本需要，即生理、安全、社会联系、自我尊严及自我实现，各种需要以居前的层次为其基石，依次排成台阶的形状。换言之，自我实现须以前四项物质或精神的条件满足为前提。

不过，以古代的中国读书人来说，在前三层次先天不足的情况下，自尊心需要却格外亢奋，所谓“士可杀而不可辱”的便是；“身前事”与“身后名”也往往密不可分，以致台阶的四五两层常常混淆不清，望上去好像短了一截似的。

“乌台诗案”给苏轼的打击是沉重的。昔日的庙廊之器，一下子沦为戴罪之身，把他的人生需要的台阶，炸出了一个大洞。

生活上，他拮据无靠，团练副使仅是从八品的小官，薪给微薄，朝廷还时常折支或拖欠。

安全上，毫无保障，本身属于管制对象，政敌诽谤陷害的潜在威胁依然阴魂不散，所以神宗读到苏轼谢表中“无官可削，抚己知危”两句，便猜中他担心挨棒子。

东坡《答李端叔书》中有“平生亲友，无一字见及”的话，“社会联系”的需要又落了空。然而最使他不能释怀的，是这一百三十天系狱事件中在人格和尊严上受到的屈辱。

无罪而见谤，历史上屈原、司马迁等有过先例，可以推知东坡愤慨的心情。而无罪还要强迫自己相信有罪，这等于把外侮外戕转化为自侮自戕，心灵的创伤就更剧烈。

树木受伤会分泌液汁自我治疗，人类的语言文字也有类似树汁的作用。苏轼希望在诗中创造出一个超拔的新世界，首先是一个超拔的新我，此时他四五两级台阶，当处于同一平面。所以东坡初到黄州时期的诗作，一言以蔽之，无一不是出于这种修补自尊的动机。

前篇提到了他狱中寄子由的绝命诗，题中是说托一姓梁的狱卒转交的。梁某是否不负期望，诸家记载不同，有的说不仅子由收到了，而且上达天听，促成了神宗对苏轼的开释；也有的说狱卒藏在枕头下根本没敢拿出去，狱解后原物奉还，“子瞻以面伏案不忍读”。

不管怎么说，这两首诗确实是流血的伤口，我们代替当事人设身处地，也觉得不堪卒篇，“以面伏案”云云，并不是过火的描写。

正因如此，东坡最初修复自尊台阶的方法，便是强迫自己痛定后不再思痛，对余痛取全面的不承认主义。他出狱后复用前韵作诗二首，就表现了这种倾向：

百日归期恰及春，余年乐事最关身。出门便旋风吹面，走马联翩鹊啅人。却对酒杯疑是梦，试拈诗笔已如神。此灾何必深追咎，窃禄从来岂有因。

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塞上纵归他日马，城中不斗少年鸡。休官彭泽贫无酒，隐几维摩病有妻。堪笑睢阳老从事，为余投檄向江西。

诗中对“此灾”轻描淡写，故意强调“余年乐事”“此去声名”，似乎满不在意，却与日后的大多数诗作格调不同。而且明知“平生文字为吾累”，也表示了“城中不斗少年鸡”（唐王勃曾为少年英王撰斗鸡檄文得罪，此句谓今后不再弄文墨致干罪戾），却又“试拈诗笔已如神”，三句并不十分协调。

说到子由（“睢阳老从事”）连累获罪的一节，笔致也太轻松。因此，这两首诗实在是有意同“小臣愚暗自亡身”的旧作在感情上来一番对峙，不过是故作达语而已。

恢复自尊的正确途径是进行深刻的反思。在赴黄州途中所作的《子由来陈三日而别》《蔡州道上遇雪》等诗中，我们看到了作者真实的心态。

诗人承认自己受到这场打击之后的沮丧：“别来未一年，落尽骄气浮。”“平时种种心，次第去莫留。”

他愧恨：“一朝出从仕，永愧李仲元。”

他愤懑：“失身蹈危机”，“陷阱损积威”。

有时还爆发为一种悲天悯人的激烈情绪：“下马作雪诗，满地鞭箠痕。伫立望原野，悲歌为黎元。”

王敦将唾壶敲打出一个个缺口，苏轼用马鞭抽击得积雪四溅，这些都是值得影视导演借鉴的，它们比瞠目握拳的动作表情更加强烈及真实。

在经过纵（时间上的今昔）横（空间上的物我）两个方面的深自内省后，苏轼终于走出了感情的低谷，找到了正确的出路，即以旷达超逸的精神世界来蓄养自尊与自信。

他有名的《初到黄州》就是这样的一例：

“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

这首诗看起来同出狱时作的那两首声气相似，但它是从现实的余痛中一个筋斗打出来的，用哲学的术语说，是螺旋式的上升，并非简单的重复。

如果仍以“台阶理论”来对照苏轼在黄州的表现，我们便发现诗人在逆境中自强不息，为登上此座台阶的顶面顽强地创造条件。

生活上他尽力撙节，实行从湖州诗友贾收那儿学来的“挂叉法”，将月收入四千五百钱分三十份吊起来，每天从梁上叉下一份使用，据元人虞集《道园遗稿》的调查，黄州谪居的日开支还不到日后贬惠州时的三分之一。

他亲手开垦黄州东门外的东坡，不仅为了糊口，也为了食力无愧，得到精神上的寄托，从此“东坡居士”“苏东坡”的名号千古垂辉。

他每隔一两天就上黄州安国寺默坐，思索哲理，将贯串平生的儒、释、道思想融会贯通，达到表里澄明的大彻大悟境界。

他交友、出游，寻求外物中真、善、美的因素，建立社会联系的归属。

正因如此，黄州时期是苏轼政治上的失意期，却是诗文上的成熟期与丰收期，一大批名作如《定惠院海棠》《念奴娇·赤壁怀古》《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前后《赤壁赋》，都在此时脱颖而出。东坡到黄州是他的不幸，也是他的万幸，因为他实现了自我尊严，也在此同时实现了自我。

图 | 来自网络

文 | 选自《也无风雨也无晴：苏东坡的诗词与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