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丨以色列阿联酋建交；文化界声援波兰性少数群体

《亚伯拉罕协议》背后的谋算

8月13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其推特账号宣布，以色列与阿联酋达成历史性和平协议，即《亚伯拉罕协议》。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阿布扎比王储、阿联酋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谢赫·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随后发表联合声明予以证实。根据协议，以色列暂停针对被占西岸部分地区的吞并计划，阿联酋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全面正常化。由此，阿联酋成为第一个与以色列建交的海湾国家，并继埃及和约旦后成为第三个与以色列建交的阿拉伯国家。

埃及总统塞西、英国首相约翰逊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此表示欢迎，而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马哈茂德·阿巴斯、伊朗前副外长阿什拉维表达了谴责与拒绝，沙特官方则未表态。在COVID-19全球肆虐的阴霾之下，被战火搅扰数十年的中东再次迎来新的变局，曾为宿敌的两国何以突然化干戈为玉帛，其中各方又有怎样的利益谋算？8月19日，曾任驻以色列大使和美国巴以谈判特使、现为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杰出研究员的马丁·因迪克（Martin Indyk）在《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网站刊文，将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称为“特朗普在中东的意外外交”，分析了拙劣的特朗普和平计划如何催生《亚伯拉罕协议》。

因迪克认为，在阿拉伯对抗以色列的漫长历史中，《亚伯拉罕协议》应该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但这次突破看起来更像是一连串意想不到的后果中最新的一个。当美国推开一扇门时，另一扇门往往没有打开。1977年，美国总统卡特敦促重新召开日内瓦中东和平会议，而埃及总统萨达特则前往耶路撒冷避免召开该会议。1993年，比尔·克林顿谋求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达成一项协议，亚西尔·阿拉法特因为害怕被甩到一边而欣然接受了（在挪威撮合下达成的）《奥斯陆协议》。

 8月13日，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耶路撒冷发表讲话 ,宣布以色列与阿联酋达成和平协议。

这一次，特朗普为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吞并巴勒斯坦领土开了绿灯，却为穆罕默德王储实现与以色列关系完全正常化创造了条件。

过去10年，由于阿联酋和以色列认为彼此在应对伊朗和土耳其的威胁方面具有共同利益，两国关系一直在悄然发展。为了弥补美国在该地区的缩减，穆罕默德王储进一步寻求与以色列建立战略联盟。在此过程中，他认识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价值，并于2015年欢迎以色列驻阿布扎比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的外交使团，并邀请以色列参加迪拜世博会（现已推迟到2021年）。但这种合作有着严格的限制，这一点在2002年的《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中已经明确指出：没有直接参与巴以冲突的阿拉伯国家，只有在巴勒斯坦独立建国的要求得到满足后，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尽管如此，穆罕默德王储的小邻居——海湾阿拉伯国家巴林和阿曼正悄悄抢在前头。阿曼苏丹于2018年接待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高调的正式访问，而巴林在2019年举办了一个研讨会，宣传特朗普和平计划的经济维度。但这些都是小麻烦：更糟糕的是，自2011年以来，穆罕默德王储从美国购买F-35战斗机和其他先进武器的努力，被与沙特军售混为一谈，在美国国会引起了高度争议。

穆罕默德王储曾寄希望于2019年1月高调公布的特朗普和平计划，期待它为突破关系正常化提供掩护，作为回报，也为他从美国购买武器铺平道路。他高调派遣驻华盛顿大使优素福·奥泰巴（Yousef al-Otaiba）出席该计划的揭牌仪式。但是穆罕默德王储很快就发现，特朗普和平计划包含了一颗“毒丸”：为了确保内塔尼亚胡的接受，该计划预先让以色列吞并包括约旦河谷在内的30%西岸领土。

吞并巴勒斯坦土地势必在阿拉伯世界引起反弹，穆罕默德王储谋求的正常化进程由此变得相当复杂。更糟糕的是，吞并约旦河谷将使约旦国王阿卜杜拉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迫使他在美国和巴勒斯坦人之间作出抉择。巴勒斯坦人占约旦东岸居民的大多数。破坏约旦的稳定就等于冒着穆斯林兄弟会死灰复燃的危险，这对穆罕默德王储来说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噩梦，他担心土耳其支持的伊斯兰主义者会接管整个地区的逊尼派阿拉伯政权。

穆罕默德王储敦促特朗普的女婿贾里德·库什纳停止吞并进程，然后进一步批准奥泰巴在以色列主流报纸《新消息报》（Yediot Aharonot）头版以希伯来语发表评论文章。奥泰巴向以色列公众解释说，以色列可以吞并西岸，或与阿联酋实现关系正常化，但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他及时的干预，加上阿卜杜拉国王的大声抗议，成功阻止了吞并进程。但随着美国大选的临近，以色列仍面临这样的危险：为了取悦特朗普的福音派支持者和内塔尼亚胡的右翼支持者，该计划可能会在今年秋天重启。

解决之道是颠倒奥泰巴的方程式，与其让吞并阻碍正常化，何不以正常化换取不吞并？与以色列的正常化协议会激怒巴勒斯坦人，但穆罕默德王储可以令人信服地辩称，他阻止了对其土地的吞并。通过阻止对约旦河谷的吞并，他还可以帮助阿卜杜拉国王摆脱困境。与此同时，全面的关系正常化将使阿联酋受到国会山亲以色列立法者（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有）的青睐，并消除以色列对其军售请求的反对。

值得一提的是，库什纳很快就看到了其中的好处。与其拘泥于毫无进展的特朗普和平计划，支持让美国与阿拉伯伙伴关系复杂化的吞并进程，不如宣布这样一个战略上的突破。他转而为该协议提供便利，在此过程中也为特朗普和平计划的棺材钉上了最后一颗钉子。

然而，该协议已经陷入困境：巴勒斯坦人拒绝支持一个如此偏袒以色列的提议。库什纳通过允许以色列先吞并巴勒斯坦，以换取很久以后实力减弱的巴勒斯坦国，至少确保了内塔尼亚胡的合作。根据特朗普的说法，现在对吞并已经不作考虑了。以色列的右翼民族主义者对以色列放弃对约旦河西岸的主权声索感到愤怒。因此，尽管内塔尼亚胡会继续在口头上支持这一计划，但他无法在不疏远右翼基础的情况下实现对该计划的接受。

《亚伯拉罕协议》本身无助于解决巴以冲突。事实上，内塔尼亚胡现在正忙于说服以色列人，他们现在可以期待阿联酋模式下的“和平换和平”，而不再需要作出领土让步。这会使巴以和平的可能性更加渺茫。

特朗普想要的只是一个在白宫举行的签字仪式，他不太可能关心一个阿联酋酋长取代了巴勒斯坦领导人跟内塔尼亚胡一同坐在签字台上，更何况在签字后，这个酋长还跟他有一笔数十亿美元的军售买卖，而不是在原来的和平计划中承诺给巴勒斯坦人的巨额援助。特朗普已经索要诺贝尔和平奖，但他真正应该得到的是作为一个“无心插柳”外交官的奖牌：如果他没有在其计划中推动吞并，穆罕默德王储就不会提出与以色列关系全面正常化来阻止它。如果他没有延续奥巴马从中东撤军的政策，穆罕默德王储就不会感到公开其与以色列战略关系的紧迫性。

因迪克最后写道，如果以色列-阿联酋关系正常化再次点燃的和平之火要继续燃烧，就必须采取更严肃的行动来促进解决巴以冲突。穆罕默德王储的倡议为美国创造了一个可以利用的机会。如果特朗普想要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和平缔造者，他应该利用穆罕默德王储制造的“暂停”，宣布只有在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共同同意下才能进行吞并。如果特朗普把这一点与他对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的承诺结合起来，即他的计划中的所有内容都可以谈判，他可能会说服巴勒斯坦人重新考虑。这可能为下一任总统推进和平进程提供基础。

波兰性少数群体的斗争：托卡尔丘克、齐泽克等文化界人士的一封公开信

8月17日，一封写给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的公开信让波兰的性少数群体变成了舆论焦点。这封联名的公开信由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加·托卡尔丘克、波兰导演阿格尼兹卡·霍兰德等波兰文化界人士执笔，而署名处则有多达70余位欧美文化界人士的姓名，其中既有学术界大名鼎鼎的斯洛文尼亚学者齐泽克和美国哲学家朱迪斯·巴特勒，也有和托卡尔丘克一样的文学大师美国作家保罗·奥斯特、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南非作家库切、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爱尔兰作家科尔姆·托宾等；而影视界也有西班牙导演阿莫多瓦、芬兰导演考里斯马基、法国影后伊莎贝尔·于佩尔等人署名。这封联名阵容如此强大的公开信，在措辞上也颇为直接。在这封信的开头，联署者们就一同表达了对发生在波兰的反性少数群体的一系列做法的愤怒，直言将会支持那些在这一系列事件中被不公正对待的人们，并认定当前发生在波兰的一切，正在对该国民主的前途产生负面影响。

促成这批文化界人士联名致信欧盟的一个直接原因，正如信中第二段所述，是基于对8月7日波兰当局对发生在首都华沙的性少数群体示威的一系列做法——共有48名参与者被捕，其中一位名为玛戈（Margo）的领导者则因为破坏一辆反同运动者的货车而被捕——这辆货车所属的极端保守反同团体一直在当地鼓吹反同、仇同意识形态，包括宣称同性恋是导致儿童罹患疾病的根源。据信中所说，这个组织有着充足的资金，而种种采用合法途径去阻止该组织不当作为的方法，却流于徒劳。玛戈所领导的组织在运动中还将一面彩虹旗放在了一尊基督的雕塑之上，但在波兰的国营媒体看来，这批被捕的运动人士的行为却应该定性为“流氓行径”与“挑衅”。

7月13日在波兰华沙拍摄的现任总统杜达的竞选海报。

与这起事件相关的大背景是波兰近年来愈发保守的政治风气和仇视性少数群体话语的扩散。这种导向深受该国政府当局和官方媒体喜爱，他们将其打造为一种运用娴熟的政治话术，以攻击各种所谓“性少数群体意识形态”（LGBT ideology）。这封信将矛头对准了近期刚刚重新当选的总统杜达（Andrzej Duda）及其执政当局，认为波兰的执政者是这一系列事件的罪魁祸首——他们只是在将性少数群体当作国家治理出现问题时的替罪羊，但杜达的做法却也为他在地方上赢得一定程度的支持。致信者呼吁波兰当局释放这些被捕人士并停止扶植宣传仇视性少数意识形态的组织。在公开信的最后，文化界也不忘继续向欧盟讨要说法，他们呼吁欧盟珍视“欧洲的核心价值”（core European value），即平等、反歧视以及尊重少数群体，而这些价值观念，恰恰正在波兰遭到无视。

包括英国《卫报》在内的多家媒体都指出，波兰性少数群体的处境自从2015年杜达总统首次上任以来就日渐恶化。这位政治强人称LGBT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并且是从外国渗透进到波兰，以危害该国长久以来保有的基督教价值观念的。杜达采取的措施还包括杜绝学校和公立机构里的性少数意识形态的传播，同时阻止性少数群体结婚或生育小孩；与之相对，反性少数群体的攻击行为在当前的波兰法律中并不属于仇恨犯罪之列。

杜达于今年7月12日在波兰总统大选的第二轮中以51.21%对48.79%的得票率，战胜了竞争对手，继续担任该国总统。这场选举本应在今年5月10日举行，但因为疫情而推延到6月28日方才举行第一轮票选。在竞选活动中，杜达一再强调和宣传他的反同政策，包括渲染所谓“性少数意识形态”带来的危害。在7月中，波兰支持性少数群体的组织曾经致信总统，要求他承认所谓“性少数意识形态”论只是一种政治宣传。一位受访的性少数群体组织者表示，总统和他的政党采取的话术自然有代价，但目前看来需要付出代价的却只有这批受到迫害的性少数者们。

在波兰各地方，全国多达三分之一的自治市自2019年以来开始宣称自己是“不含性少数群体地区”（LGBT-Free Zone），这虽然不是什么强制性的法令，但用意却极为明显且带有仇视导向，即压迫当地的性少数群体。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这些城市的总人口多达3800万。另据《卫报》等媒体报道，作为对波兰多地所谓“不含性少数群体地区”这一宣示的回应，欧盟在上个月宣布会停止对其中六个波兰城市的资助。欧盟平等委员会委员海伦娜·达利（Helena Dalli）告诉《政客》（Politico）杂志，“人的尊严、自由、民主、法治原则，和对人权——包括对少数群体人士的权利的尊重，都是欧洲最根本的价值观念”。欧盟的制裁会带来何种负面效果尚不得而知，但目前一些对波兰人不利的影响已经出现——由于欧盟的表态，位于其他国家（如荷兰）的城镇也宣布与自称为“无性少数地区”的波兰城市解除友好城市的合作关系，使得曾因此便利政策而往来两地的波兰居民面临生活和工作上的不便。

即便如此，杜达在续任总统之后对于性少数群体及其抗议运动采取的态度依然强硬。8月5日，三个在华沙把彩虹旗挂在雕像上的示威人士被捕；随后在本月7日，当局又有更大规模的行动。但当局的行动并没有让示威停止，《时代周刊》在8月11日的一篇报道中就提到，从首都华沙的街头到社交媒体，声援波兰性少数群体的“波兰石墙”运动（#PolishStonewall）仍在持续延烧。随后，托卡尔丘克等人署名的这封联名信在表达欧美知识界、文化界、艺术界等人士的观点时，又继续呼吁欧盟的关注。在已经对颇为滑稽的“无性少数地区”实施经济层面的制裁之后，欧盟还会不会继续向波兰当局施压？立场始终保守、态度始终强硬的杜达又会如何继续玩弄他的意识形态话术？这一切的走向不仅对于波兰性少数群体来说至关重要，对于波兰本国政局的走势，该国在欧盟的地位，乃至所谓欧洲价值观的效用都颇为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