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关键词｜列宁为何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继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首度开设“政治关键词”专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二度推出“政治关键词”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四史”关键词。

今天刊发“四史”关键词第31篇，关键词是新经济政策。

列宁    人民视觉  资料图

“战时共产主义”巩固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面对国内战争和外国武装干涉，1918至1920年，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陆续颁发了一系列政策措施，这些政策在1921年被称为“战时共产主义”。

“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主要内容包括：（1）实行余粮征集制。它是“战时共产主义”的核心内容。粮食短缺是新生的苏维埃政权面临的最大挑战，1918年5月初，苏维埃政府颁布法令，实行粮食垄断，禁止粮食自由买卖，国家“对全部存粮实行最严格的核算和平均主义的分配”，不交出余粮者被宣布为“人民敌人”。从1918年至1920年，全国共组建工人征粮队2700个，参加者达8万多人。（2）银行和工业企业的国有化。列宁吸取巴黎公社未没收法兰西银行的教训，从1917年11月中旬开始，苏维埃政权就着手接管国家银行和私人银行；接着对大型工业企业、运输、外贸企业实行国有化。至1920年底，国有化企业已达3.7万多家，其中包括雇工5至10人的小企业。（3）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苏维埃政权向所有非劳动者（雇主、私商、自由职业者等）发放劳动手册，规定每个人必须参加义务劳动，才能迁徙和获得口粮。（4）取消自由贸易，实行实物配给制。但从事黑市交易的“背口袋的人”，始终无法杜绝。

为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作为一种战时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列宁后来在《论粮食税》中所说：我们实际上从农民手里拿来了全部余粮，甚至有时不仅是余粮，而是农民的一部分必需的粮食，我们拿来这些粮食，为的是供给军队和养活工人。我们当时不这样做就不能在一个经济遭到破坏的小农国家里战胜地主和资本家。“应当说我们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是一种功劳。但同样必须知道这个功劳的真正限度。‘战时共产主义’是战争和经济破坏迫使我们实行的。它不是而且也不能是一项适应无产阶级经济任务的政策。”

新经济政策打开了“战时共产主义”的“缺口”

1920年下半年，随着战火逐渐停息，“战时共产主义”已经完成它的使命。四年世界大战加上三年国内战争，已使俄国工厂倒闭，土地荒芜，国民经济亟待恢复，继续实施“战时共产主义”已不合时宜。

“战时共产主义”的负面作用逐渐暴露。在农村，余粮征集制引起了农民广泛的不满，逐渐演变为普遍的骚乱。从1920年秋天起，主要产粮区的坦波夫省、伏尔加河流域、乌克兰和西西伯利亚先后发生一系列规模不一的农民起义。尤为严重的是，1921年2月，位于波罗的海的海军要塞喀琅施塔得发生水兵起义。驻守在这里的1.5万陆海军士兵绝大多数是“穿了军装的农民”，起义集中反映了农民对余粮征集制的不满。列宁开始意识到：作为新政权基础的工农联盟面临瓦解的危险，必须迅速调整政策。

1921年3月，俄共(布) 第十次代表大会召开。列宁提出：在俄国这样一个工人仅占少数、而小农占大多数的国家，要取得社会主义的彻底胜利，必须在“无产阶级和大多数农民之间达成妥协”；工人和农民的诉求是不一样的，“妥协”就是要立即“修正我们对农民的政策”，巩固工农联盟。俄共(布)十大提出了“新经济政策”的概念，并确定由“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新经济政策旨在巩固工农联盟和无产阶级专政，使国家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允许在一定范围内，在无产阶级国家保持决定地位的情况下，发展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内容包括：（1）以固定的粮食税制取代余粮征集制。1921年3月21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以实物税代替粮食和原料收集制》的法令。该法令的颁发标志着苏俄从“战时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转变。（2）允许农民自由出卖余粮，允许私人贸易。（3）允许私人办小企业。（4）实行租让制，把一些国有企业租给私人或外国资本家。

实施新经济政策取得了明显效果，国民经济很快恢复，工农联盟得到巩固，同时引进了一定量的外国资金和技术。

从“战时共产主义”转向新经济政策的启示

第一，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这是当时摆在俄国共产党人面前的历史性课题，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按照马克思、恩格斯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应该在相对发达国家首先取得胜利。但历史发展与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刚好相反，社会主义都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取得胜利。在相对落后国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走怎样的发展道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遇到的问题，需要后继者在社会主义实践中自己探索。

第二，社会主义必须置于现实基础之上。“战时共产主义”是在特殊条件下由国家直接进行生产和产品分配，是为了应对战争和饥荒的权宜之计，因为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远未达到实行共产主义的程度。因此，不能脱离生产力发展水平，把“战时共产主义”当作向共产主义社会“直接过渡”的“捷径”。正如列宁所说，当时曾经设想，通过“战时共产主义”措施，“旧的俄国经济将直接过渡到国家按共产主义原则进行生产和分配”，可以走“比较短的道路”。对此，列宁进行了深刻反思：“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

第三，新经济政策实施是有现实条件和限度的。由于复杂历史原因，新经济政策所蕴含的理论与实践价值没有深化和拓展。俄共(布)十大上，新经济政策之所以能够一致通过，列宁本人的威望起了重要作用。苏俄《工商报》副主编瓦连廷诺夫曾经说，党内只有很少人支持列宁，其他人或者沉默，或者顶牛。在一次会议上，列宁生气地说：“当我看着你们的眼睛时，你们全体似乎同意我，说‘是’，而我一转身，你们就说‘不’。”对于这些总是和列宁玩“地下工作”的人，列宁用拳头敲着桌子说，已经厌倦了同他们争论，甚至以辞职相威胁，这吓倒了所有的人，摧毁了许多人的反对意见。事实上，大多数人只是把新经济政策当作权宜之计，而不是一项长远的路线。俄共党内很多人，包括列宁本人，在认识上存在历史局限性，未能勾画出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和实施步骤，更谈不上形成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因此，一旦形势变化，原来正确的做法容易发生偏向甚至遭到抛弃。历史证明，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随着斯大林在党内地位的确立，从1928年开始，苏联开始了大规模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斯大林宣布“抛开”新经济政策，让它“见鬼去”；到1936年，苏联以宪法形式确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新经济政策彻底被否定。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以及随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我国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1985年，在一个外交场合，邓小平回顾列宁新经济政策和“斯大林模式”的经验教训时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他还说：“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