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洛茨基逝世八十年｜在“魔鬼学”与“神学”之外

七个城门的底比斯是谁建造的？/书本上列了一些国王的名字/石头和砖块是国王搬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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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亚历山大征服了印度/就凭他一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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页页有胜利/谁来准备庆功宴？

……

一大堆史实/一大堆疑问。

——引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一个工人读历史的疑问》，冯至译

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战争史和革命史向来为人们津津乐道。即便是对历史毫无兴趣的人，应该也能说出一些重要的名字，比如温斯顿·丘吉尔、富兰克林·罗斯福、弗拉基米尔·列宁或者约瑟夫·斯大林，并对这些重要人物纵横捭阖的故事有所耳闻。相比之下，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 1879-1940）乍看起来像是这些人的反面。在逝世八十年后，他似乎成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的某种晦暗的补充，“被放逐者”的阴影始终笼罩着他的名字。有关他的叙述，多半首先送他一个“被放逐的苏联异见者”标签，随之而来的则是“苏维埃政权的缔造者”“苏联红军的缔造者”“被斯大林暗杀的革命理想主义者”“文艺才子”这样的正面评价，或是“苏联的叛徒”“野心家”这样的负面评价。然而历史人物毕竟不是用来贴标签的人体模型。历史也远不只是重要人物纵横捭阖、大起大落的历史。如果拂去这些标签，把托洛茨基放回历史的环境中，那么他又该呈现出怎样一种形象呢？

托洛茨基

魔鬼学与神学

托洛茨基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关于他的生平和思想的作品并不少。然而尽管作品的价值观迥异，在读者视角下，它们却会呈现出某些相近的特点。

2017年，俄罗斯第一频道摄制了八集电视剧《托洛茨基》（Trotsky），号称“第一次完整地呈现了托洛茨基的生平”，于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纪念日播出。次年，美国Netflix公司购买了电视剧的版权，并于该年年底在其网站上播出。这部电视剧存在大量的史实漏洞，还将一众俄国革命者的形象都刻画得极为负面，托洛茨基更是被描绘成了一个残忍无情、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刽子手。

《托洛茨基》海报

这很快就引起了争议与驳斥：2019年2月，托洛茨基长女季娜伊达·沃尔科娃（Zinaida Volkova）之子埃斯特万·沃尔科夫（Esteban Volkov）发起了批驳此剧的声明，并征得了众多知名学者和托洛茨基主义政治团体领袖的签名支持。面对可能的争议，《托洛茨基》制片人康斯坦丁·恩斯特（Konstantin Ernst）坚称“创作者们并无意摄制一部关于托洛茨基生平的纪实片，而是要围绕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生平编织起一个虚构的故事”，从而传达他们的某种思考。

如果先撇开思考不论，那么《托洛茨基》这部电视剧堪称魔鬼学（demonology）的范本——托洛茨基在字面意义下被刻画为一个魔鬼，而创作者们则抱着教徒研究驱魔术的心态呈现这个魔鬼的一生。对浸染于天主教/东正教文化的欧美/俄国观众来说，这部剧使用的诸多符号有着极其鲜明的意指效果。举例而言，剧集不断暗示托洛茨基的犹太人身份同俄罗斯东正教文化的格格不入（这是非常恶劣的反犹说辞）；在第一集中，尚且是列夫·达维多维奇·布隆施坦（Lev Davidovich Bronstein）的托洛茨基经过典狱长的“点拨”而认识到了暴力和诡计的意义，“堕落成为魔鬼”，而此段情节不断穿插着基督教文化中用来象征魔鬼的蛇虫鼠蚁的镜头；在第三集中，面对火车缺少燃料的境况，托洛茨基下令砍下沿途村落坟地中的十字架烧火，这无疑“渎神者”或魔鬼的形象；剧集的结尾更直接引用《圣经》箴言4: 19：“恶人的道好像幽暗，自己不知因什么跌倒。” 

康斯坦丁·恩斯特自己形容剧中的托洛茨基“是一个摇滚明星”“结合了一切善与恶，不义与英勇”。显然这个“魔鬼”的形象让他既反感又着迷。他可能更倾向于将托洛茨基刻画成《失乐园》中的撒旦式的煽动者、反英雄。剧中从不展示托洛茨基如何在苏维埃或者在社会民主工党内进行组织工作，对于托洛茨基的革命工作的刻画仅限于演讲和密谋。剧集集中呈现了托洛茨基多次慷慨激昂、文辞华美的演讲，它向观众强烈地暗示：托洛茨基的个人魅力如此之大，其他人如此容易被他操纵，以至于他只需要在辩论中咄咄逼人地高谈“革命”“暴力”“理想新世界”，列宁这些最成熟老练的布尔什维克政治家便为他折服；他只需密谋一番，而后在街头对群众振臂高呼，在战场对兵士慷慨陈词，便能号令千军万马为他革命；他最终失败，原来首先是因为他的犹太人身份不为俄罗斯东正教传统所容，其次是因为他鼓吹的革命暴力反噬了他最在意的亲友，还造就了斯大林，最终反噬了他自己。创作者无时无刻不将托洛茨基表现为卡里斯玛领袖，他们对他的矛盾情绪可见一斑。

剧集描绘托洛茨基与女性的关系的情节最能反映创作者的这种矛盾情绪：托洛茨基的妻子娜塔莉亚·谢多娃（Natalia Sedova）作为革命家的一面完全被隐去，而被刻画成托洛茨基的狂热崇拜者。第二集中，创作者让谢多娃崇拜地注视托洛茨基发表如下言论：“革命就像个女人，你要狠狠地蹂躏她，她就给你诞生出一个新世界！”——这一场景、这一转喻这恰恰传达了剧集创作者对革命史的看法：革命无非是狂热无知的群众“像情绪化的女人一样”，被革命家们“冷酷无情的男子气概”所吸引、煽动，最终“破坏了深沉伟大的俄罗斯文化”。

这种态度当然扎根于近年来俄罗斯国内民族主义的勃兴。有关当今的俄罗斯官方（自然包括第一频道在内）对待俄国革命史的暧昧态度，已经有过不少精到的论述了，但《托洛茨基》剧集的魔鬼学视角，却折射出一些比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深层次的社会心理。要看清楚这种心理，可资对比的乃是魔鬼学的另一面——神学。

可以说，自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发生伊始，这种神学就已经萌芽了。托洛茨基被驱逐后，其与欧洲工人运动的联系就不断地损耗。伊萨克·多伊彻（Isaac Deutcher）在托洛茨基三卷本传记第三卷《流亡的先知》里借助详实的文献资料，描述了1930年代西方保守的政治力量对托洛茨基幸灾乐祸的态度、苏联宣传力量在欧洲舆论场上的强势，以及一众有名望的左翼知识分子如何急切地以贬损托洛茨基来捍卫苏联。支持托洛茨基的派别面临多方夹击：法西斯主义者对于任何社会主义者都要斩尽杀绝，纳粹分子在此基础上更多一层反犹情绪；同情苏联的知识分子，一直默许或支持对托洛茨基的打击行为。鉴于托洛茨基在俄国革命中的重要角色和巨大声望，他又被西方国家的政治精英和许多知识分子当作攻讦苏联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符号。他们当然不可能同情在革命中声望崇高、粉碎“十字军东征”的托洛茨基，更不可能容忍他组织工人。但苏联政权驱逐了协助缔造它的人，这本身便能拿来说明问题。为托洛茨基主义派别工作的人少而又少，在这种夹击下也大多结局惨淡。

面对腹背受敌的情况，托洛茨基的支持者或同情者不得不花大力气应对来自苏联的宣传和资产阶级的橄榄枝。托洛茨基分子选择高扬“革命马克思主义”（即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的理论旗帜，力陈以斯大林为首的官僚体系如何背叛了十月革命，而托洛茨基才是十月革命精神的真正继承者，只有十月革命精神才能为工人阶级带来真正的解放；他们只能以这样的话语同在欧洲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中根基不浅的共产党和社会党来竞争。至于同情托洛茨基的知识分子，则多少是为托洛茨基的个人魅力折服才站在他一边。例如，在托洛茨基1929年试图入境英国并寻求临时庇护时，同情他的萧伯纳便致信当时的英国内务大臣约翰·罗伯特·克莱恩斯（John Robert Clynes，工党政治家）说：

“他（托洛茨基）会成为任何一国极左翼好斗分子的鼓舞者和英雄。”

多伊彻评论道：在当时的情况下，萧伯纳的这种形容尚有事实基础——托洛茨基对工人阶级的号召力一息尚存，还能与格伯乌（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和各国共产党力量打游击战。然而，这种营造的卡里斯玛是非常脆弱的：在拜访过斯大林后，萧伯纳终于为斯大林的处事能力所折服。对于仍为托洛茨基的风度、口才、文学才华和民主热情感染的自由左翼知识分子来说，营造托洛茨基的卡里斯玛只是契合了他们反叛主流、反极权主义情绪的愿望。对于托洛茨基分子来说，他们的运动在同工人运动的联系在传统政治精英、法西斯势力和斯大林三方夹击之下越来越弱，他们就只能更加坚定地捍卫“十月革命精神正统继承者”托洛茨基的名誉。托洛茨基支持者所共享的这一集体无意识正是为了自保才形成的。

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为托洛茨基驳斥卡尔·考茨基的书作新序时，特意区分了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的托洛茨基，和那个文学才子、高扬民主的反斯大林斗士、“资产阶级喜爱的布隆施坦先生”。但实际上这两种话语却都可视为关于托洛茨基的神学——前者将十月革命史抽象成了一本关于寥寥数位革命家的神谱，而后者则崇拜地谈论托洛茨基的才华和激情。这两种神学与《托洛茨基》剧集创作者们坚信的魔鬼学仅有的区别，只是价值取向不同罢了：神学家们把十月革命史约化为革命家神谱，而魔鬼学家把它约化为魔鬼图鉴。斯大林主义者坚持从神谱中开除托洛茨基，后世自称托洛茨基主义者的人总是将恢复他的神籍作为首要任务。埃斯特万·沃尔科夫对外祖父充满感情，想要洗刷《托洛茨基》剧集加诸托洛茨基个人的种种不实描述，这是再自然不过的。然而当声明将绝大部分篇幅用于说明托洛茨基自始至终光明磊落时（只有短得可怜的一段说剧集“歪曲群众运动”），当它吸引了诸如齐泽克、詹明信或者南希·弗雷泽这样声望卓著的左翼知识分子联署时，它就也不幸地成为了神谱的注脚。

关于托洛茨基这样重要的历史人物，不论是神学还是魔鬼学，实际上都折射出流行的历史叙述的一般特点：对于重大历史事件，叙述者必须从中提炼出重要历史人物；赞同或否定这些历史事件，必须从赞美或否定这些历史人物入手；反过来，赞美或否定这些历史人物，被读者等同于赞美或否定这些历史事件；叙述历史事件等于叙述这些重要历史人物之间的关系。这种特点最根本的、纯粹物质方面的基础，乃是除个别人物的言行记载之外的史料——如时事报道、口号标语、统计材料——本身十分匮乏，或很难整理。对于以群众运动为基础的革命史来说，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自然更难记载、描述。另外，成熟的叙述者大多需要经历系统的学术训练，但能够通过当代学术训练的叙述者，本身很难免去知识分子的惯习：崇拜历史人物的理论、思辨和论战才能，羡慕历史人物的政治手腕，因此在叙述这些问题时，叙述者很难避免将历史约化为重要政治人物斗争史或思想史。

再深入一层，人们所习惯的现实政治，无疑导致了这样一种社会心理：认为群众不是很冷漠就是很容易被煽动；认为参与政治只是杰出的政治家的工作。由此，政治家被赋予了一种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意义，他们的个人形象被当作政治的“道成肉身”，而他们的思想、他们之间的交锋，被当作是政治交锋的肇因与归宿。这就是托洛茨基神学/魔鬼学、乃至关于革命家的神学/魔鬼学背后所存在的社会无意识。

俄剧《托洛茨基》剧照

先知的武器

这种社会无意识反映在俄国革命史上，就成了对十月革命的各种流行叙述。《托洛茨基》剧集的魔鬼学将托洛茨基刻画成了十月革命的最终发动者。它强烈地暗示观众：1917年那“震撼世界的十天”完全是托洛茨基一人精心密谋的结果。从贬低列宁的角色这一点来说，这甚至不符合史实。相对地，托洛茨基崇拜者的神学叙述认为十月革命“在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指挥下成功”。他们中有些人还援引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记标题，称托洛茨基为“武装的先知”。如果“十月革命”单指11月7日的起义，那这句话符合史实。但夺权之前积攒起来的能量，却决非几个杰出的政治家预知结果制造的，甚至都不是他们所在的布尔什维克党单方面制造的。对于1917年异军突起的托洛茨基来说，将他推上十月革命舞台重要位置的远不止是他的口才、魄力和远见，更是1917年崛起的工人阶级力量。

多伊彻在托洛茨基传记第一卷《武装的先知》中浓墨重彩地刻画了1917年的托洛茨基，特别是他的军事才能、他的口才与号召力。托洛茨基在1917年5月才放弃过去的成见倒向布尔什维克一边，却随即一跃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内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似乎是为了证实托洛茨基的“煽动性”，《托洛茨基》剧集在第四集中着力表现了1917年的托洛茨基对水兵的号召力。这并非没有史实基础，然而这种号召力并不完全是因为托洛茨基的口才出众。

1917年的二月革命终结了俄国的沙皇制度，造就了临时政府和苏维埃两个并行的新权力机关。俄国革命史专家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在他的专著《革命的序幕》（Prelude to Revolution）中详细地研究了十月革命之前的历史。他在短文《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How the Bolsheviks Won）中总结了1917年2月至7月的民意转变：

当时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他们普遍认为临时政府是一个有产阶级的机构，它反对根本性的政府和社会变革，对人民的需求态度冷漠。另一方面，尽管彼得格勒的下层民众越来越激烈地批评温和社会主义者支持临时政府和继续投入战争的行为，不过他们仍将各级苏维埃视作真正民主的人民自治机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两个重要政治口号——“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和“立即和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自然，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理念不是凭空生长的，布尔什维克党为让这些理念的种子发芽而深耕了十余年。在1917年下半年，正是布尔什维克在过去深耕的基础之上契合了无产阶级的集体意志。促成这种集体意志最直接的动因是所谓的“四月危机”：苏维埃所代表的工人阶级同临时政府之间的根本分歧，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激烈地凸显了出来。临时政府的外交部长米留可夫发布了一个对待战争态度十分暧昧的纲领。尽管俄国在一战中的盟国已经将它视为临时政府对苏维埃的让步，但早已厌倦了战争的俄国工人还是愤怒地走上街头，抗议这种“延续战争的企图”。苏维埃中的三个主要政党——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对于临时政府的态度不一样，前两者不想与临时政府作对，而后者主张苏维埃应该获得比现在更大的权力。三者现在在工人群众中的力量基本平衡，但群众的情绪无疑已经对临时政府十分不信任。

跟随其后的七月起义是布尔什维克超过对手的转折点。当时，临时政府仍旧决意在战争中继续进攻行动，看不到头的战争和崩溃的经济让反战群众的狂暴情绪“过了头”。这时的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认为时机尚不成熟，无意借群众情绪立即推翻临时政府。但群众起义失败后，布尔什维克还是被临时政府和右翼团体诬为“导致前线战事不利的罪魁祸首”。虽然群众对布尔什维克暂时有些失望，但临时政府的反应和科尔尼洛夫叛乱却让群众感到了反革命威胁的迫近，而当科尔尼洛夫叛乱被粉碎后，有产阶级的临时政府已经在工人群众心中彻底破产。布尔什维克一贯的反战、反资本家的纲领，现在被视为应对战争和经济崩溃的合理方案，它的力量在原先基础上猛增。

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也并非铁板一块，它一直能比较灵活地适应群众的情绪：

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从1917年3月开始，布尔什维克组织分为左、右、中三派，每一派都力图塑造党的政策……不稳定、局势变动、持续变化的形势遍布于1917年革命的彼得格勒……下级组织相对自由，可以根据他们对实际形势发展的认知来调整其诉求和策略。

到了10月中下旬，这种特点更加凸显出来。这时布尔什维克的基层组织发现：群众可能不会接受单独以布尔什维克的名义起义。这让领导层陷入分歧。托洛茨基在这决定性的时刻动用了自己的口才和军事才能。他和其他著名的宣传家一道，以苏维埃正面临反革命的威胁动员起了彼得格勒的群众。希望苏维埃取代临时政府的群众情绪此时被捅破了窗户纸，而这最终推动了之前意见分歧巨大的领导层同意了以保卫苏维埃之名发动起义。接下来托洛茨基又亲自为起义排兵布阵。到这时，布尔什维克的组织纪律性真正体现出来：一旦起义的决议通过，那么不同意的人也会坚决执行。

可见，布尔什维克的最终胜利，是布尔什维克与勃兴的工人士兵运动反复互动、不断相互学习和磨合的成果。没有哪个领袖是一开始就持有绝对正确的看法，因为个人看法总是落后于快速变化的时局。如果说托洛茨基的个人能力在这里起了什么作用的话，那只能是——与布尔什维克联系紧密的无产阶级将口才出众的托洛茨基视为布尔什维克精神的发言人，而过去布尔什维克的深耕和明确的基本纲领，使得他们对布尔什维克产生了高度信任；他们授予了他调遣他们的权力。

很容易发现：与《托洛茨基》剧集的魔鬼学史观或托洛茨基崇拜者的神学史观相比，革命史的事实显然是另一个样子。确切地说，在革命的战场上，口才、理论才能和和军事才能只是“先知”托洛茨基的剑柄，他的武器上最锋利的剑刃其实是短期内汇聚出激进的集体意志的、勃兴的无产阶级群众运动。只有在这个意义上，革命中的托洛茨基才可以被称作是“武装的先知”。

魔鬼学家们可能会争辩：就算十月革命是群众推着革命家走，但托洛茨基所助力的革命最终造就了斯大林，从而反噬了他自己，这总没有疑问吧？可惜，如果沿用刚才的比喻，这决非是自己的剑刺死自己的故事，而是剑被折断的故事。

将剑折断的正是当时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的敌人：帝国主义的挤兑和白军的反击。谁也不知道在俄国的低生产力条件下该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济，怎样“用魔法召唤最美好的民主制度”（罗莎·卢森堡《论俄国革命》语）。它当然没有先例，而且显然也不可能讨论“如果没有外部干涉和内战”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因为史实如此。在干涉和白军反攻的压力之下，支撑起布尔什维克的无产阶级在战场上牺牲，策略性的“军事共产主义”在许多方面也远超必要的限度。尽管红军在内战中获胜、保住了政权，但它却极大地伤害了本就孱弱的国民经济。在随之而来的饥荒的威胁下，不要说无产阶级组织，就连无产阶级能否不至冻馁而死都成了问题，而这种局面很快就酿成一系列足以撼动苏维埃政权的政治事件。为了自保的政权与它过去所仰赖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在十月革命前夕，布尔什维克是唯一一个真切地回应工人群众激进的集体意志的政党；而现在，困苦的现实与纲领之间仿佛隔着天堑，尽管在十月革命的巨大感召力之下，厌倦的情绪还结不成集体意志，但“扩大革命基础才能生存”已经不能回应工人阶级最急迫的直接诉求。

基于此种现实，托洛茨基与斯大林派系的分歧，自然再难像1917年那样体面地解决了。托洛茨基首先是在权力的核心遭到了一系列抵制。在1923年组织左翼反对派时，托洛茨基坚持他的基本理论，倡导计划化和工人民主以反制日益抬头的官僚主义，并主张以世界革命保卫俄国革命的成果。然而现在与1917年已经完全不同：对于在社会生产中走向支配地位的布尔什维克来说，取消他们的这些权力是不能接受的；对于被内战所伤害的工人群众来说，没有组织力量的他们无法主动传达集体意志。尽管后来变成了斯大林主义的那些政策当然容不下“继承十月革命精神的托洛茨基主义”，但在工人群众的组织基础已经不存在的情况下，它们实际上都沦为权力者内部的不同方向之争。在被苏联驱逐之前，托洛茨基仍然能够像1917年那样对工人群众直接讲话，他的讲话仍旧像1917年那样气势磅礴、文采飞扬，但是那时的讲话之所以能够被听进去，是因为它契合了掌握了实权的工人组织的集体意志，而它现在不存在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先知”托洛茨基指挥红军战胜白军之时，也就是他解除武装之时。此后几年的政治斗争只是他流亡的前奏而已。他的口才、理论才能和军事才能一旦没有了群众力量的武装，那就再也无法焕发它们曾有过的光芒。西欧政治精英、苏联势力和新崛起的法西斯主义力量都力图切断托洛茨基与群众运动的联系，他们也确实基本做到了。托洛茨基在余生中再也没能真正靠近过曾经武装起他的力量。当然，这并不妨碍西方各国的统治集团仍旧对他感到恐惧。他的头脑和语言就像核燃料，即便锁在盒中也能让人感受到可怕的热度。他们看到他的言论，就回想起武装的先知带给他们的深入灵魂的恐惧。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些个人特质最终只能成为佐证“思想的力量”的语料。

很不幸，这种语料也包括了多伊彻的托洛茨基传记。作为传记作者，多伊彻不可避免要将大量篇幅（可能占了至少1/4）放在描绘托洛茨基的个性上，将他塑造成“古典悲剧英雄”。另外，毫无疑问，他取的标题——“先知”（prophet）——开启了后世对托洛茨基的“先知”称谓。后人不论是出于敬意还是讽刺，都喜欢攀扯“先知”，或者因他对斯大林主义的批判而认为他预言苏联解体，或者称他为胡言乱语的妄想者。

但多伊彻取标题的灵感来源——尼科洛·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第六章中著名的“所有武装的先知都获得胜利，而非武装的先知都失败了”——却不可能容许这么恣肆的发挥。在马基雅维利的上下文中，“先知”乃是平民政治领袖的隐喻，它与预知未来的能力毫无关系，而论断显然也只能作一种解读：平民政治领袖（=先知）的力量来自于其对群众力量的掌握，而掌握群众力量需要武力使后者服从。对于俄国共产主义革命家来说，他们的力量之源、他们的武器，恰恰并非他们个人的理论才华与魅力，而是群众的力量；并非群众服膺于他们的意志，而是“革命的时刻”到来之时，他们的意志与飞速增长的群众运动方向高度契合了；这种契合本身又是“革命的时刻”之前多年深耕与互动的结果。托洛茨基这位先知从正反两面印证了这一点。

1917年托洛茨基在莫斯科红场发表讲话

当现实照进理论

如果刨去那个形式远大于内容的“先知”神话，逝世八十年的托洛茨基留给今天世界的，是怎样一份遗产？ 

如果谈论理论遗产，那么登上清单榜首的，无疑是“托洛茨基版本的马克思主义”——托洛茨基在1905年革命后的《总结与前瞻》中提出的不断革命论。它乍看起来十分离经叛道：“为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无产阶级必须取得政权并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使得民主革命直接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或者模糊地说“革命必须不间断地进行”）。然而工人群众却在1917年的十月革命中印证了它。它当然伴随着巨大的争议，而争议恰好说明它的生命力犹在。只有已经死去的理论才能获得“公认一致”的待遇。它自然迫使任何试图理解社会运动的人关注集体意志的生成和社会运动中领导权的分配。

但更重要的是，这个斗志昂扬的理论本身就是革命中兴起的工人阶级运动浪潮的直接产物。按照托洛茨基自己在《俄国革命史》中引用的数据，俄国工厂检查局所辖企业1905年有约150万工人，1917年有约200万，而1905年全年参与政治罢工者多达184.3万人次，1917年单单是1月-2月参与政治罢工者就多达57.5万人次！1905年和1917年出现的苏维埃代表着工人阶级的自组织，工人阶级直接通过它表达集体意志：专制制度让位（1905）或退出战争（1917）、实行八小时工作制、赋予群众过去没有的种种民主权利。正是勃兴的工人群众运动，让托洛茨基看到了“不断革命”的可能——不是可能，而简直是立刻就能实现。

相较于不断革命论，托洛茨基关于苏联国家性质的理论内蕴了大得多的张力。托洛茨基在1924年以后的政治斗争中以“左翼反对派”的面貌出现，以高扬工人民主、批评“堕落的官僚主义”、鼓励自由的艺术创作而闻名。但不可忽视的是，他也在驳斥考茨基的著名文章中盛气凌人地为1920年代初苏俄实行恐怖政策、推行军事化的生产管理等级制度、进行快速全面的生产计划化而辩护。即便是非常崇敬托洛茨基的多伊彻，都感到很难将这近乎波拿巴主义的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同工人民主联系起来。

然而与不断革命论一样，不管是推行恐怖政策，还是后来以“左翼反对派”的面貌行动，实际上都是托洛茨基作为政治领袖对群众运动的反应，因此逻辑上不一定完全连贯。在内战的威胁面前，实行军事化政策是托洛茨基所能设想的唯一一种组织生产、反击白军的手段。“左翼反对派”的理论强调以工人民主矫正官僚主义，与已经掌握巨大行政权力的斯大林针锋相对。显然，它是在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已然被内战伤害、被新经济政策削弱的情况下践行不断革命论的徒劳尝试。然而，当初产生了不断革命论的工人阶级组织基础已经不存在，因此像当初那样以凝聚工人集体意志的方式获得权力是完全不可能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争中取胜的唯一策略，只能是同斯大林一样行事，而如果这样，他即便取胜也只能变成“信奉不断革命论的斯大林”。

由此可见，托洛茨基的主要理论遗产——不断革命论和对苏联国家性质的讨论——对应着俄国工人的组织力量由崛起到削弱的过程。与任何一位共产主义革命家一样，托洛茨基的理论发挥力量的场合永远在学术界之外，而且从来都不是自动发挥“它原本的力量”。如果拂去那些关于“武装的先知”的卡里斯马情绪，便可看出：作为“先知”——平民政治领袖——的托洛茨基真正获得力量，从来都是在工人群众的集体意志凝聚起来、同他的个人愿景趋于一致之时。这种一致性并非可遇不可求的天兆，而是平民政治领袖所代表的政治团体在工人群众中进行长期细致的组织工作的必然结果。唯一算得上偶然的、不能被制造的，是社会冲突激化为“革命的时刻”的机会。

在俄国革命史上，社会民主工党进行工人组织工作是有一定的政治基础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造就了资产阶级，也将俄国的农民变成了雇佣工人。在民粹派或社会民主派系统地出现之前，俄国工人阶级中已经开始出现某种程度的自组织。再高瞻远瞩的政治家都不可能单枪匹马制造这种自组织力量。

例如，1905年革命的导火索是1904年年底开始的彼得堡普梯洛夫工厂罢工。按照《纽约时报》记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Harrison Salisbury）在《黑夜白雪》（Black Night, White Snow）中的统计，彼得堡最终有382间工厂、15万左右工人参与同情罢工。早在1904年初就注册成立的合法组织“俄国工厂工人协会”（圣彼得堡俄罗斯工厂工人大会）这时走上了前台。协会的领导者乔治·加邦（Georgy Gapon）神父怀着在革命者和沙皇制度之间两头讨好的心态来领导协会，然而1905年1月22日的流血事件标志着加邦神父愿景的彻底破灭——他带领的3万余人的工人请愿团遭到了警察的血腥镇压，协会也随即被宣布为非法。跟随加邦神父去请愿的工人决非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多信奉天主教，请愿队伍还捧着圣像，但他们的行动所造成的效果却大大超过他们主观上的限度。

如果以“左派”的视角来看待，这样的协会毫无疑问不可能是纯洁的：它不仅明确按照是否信仰东正教来遴选会员，还得到了沙俄警察局的赞助，后者的目的当然是将工人运动纳入沙皇制度的控制之下。然而协会的锋芒现在却指向了沙皇制度本身。列宁在该年1月21日（儒略历1月8日）为《前进报》所写的通讯《彼得堡的罢工》便已经很实际地指出：尽管协会成立的最初目的无疑是在沙皇制度框架内改善工人的生活状况，但这样的工人组织一旦壮大起来，它的自发行动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劳资冲突的推动，不可避免地呈现出反沙俄制度、反资本主义的政治性质。这其实印证了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断——阶级斗争是否发生，当然不取决于工人们主观上对待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态度。

这样一来，任何有志于实现马克思主义的纲领的活动家，都必须在有工人联合组织的条件下，从参与“思想不够先进”的工人的联合斗争或“不够纯洁”的工联组织开始，在这些工作中将工人们争取到他们所奉行的政治纲领一边；在没有这种组织的条件下，则必须建立这样的组织。在1905年革命中，崭露头角的社会民主工党正是这样做的。在普梯洛夫工厂罢工发生之际，布尔什维克即刻印制了大量传单，并紧跟从1月起就快速变化的局势，不断重申推翻沙皇制度、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口号。但当时的工人运动所做的甚至比布尔什维克所预料的还多得多。到了10月，彼得堡出现了工人阶级自发选举产生的苏维埃。虽然苏维埃只存在的了五十天，但它却给所有布尔什维克上了重要的一课。它学到了对待这种自发民主机关的态度。彼得堡的布尔什维克最早对苏维埃充满疑虑，他们不信任这个吸引了对立派别的民主机关，但列宁还是说服了他们要积极参与这样的组织，“将苏维埃变成临时革命政府的萌芽”。这最后成为了1917年布尔什维克能够成功的基础。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所有派别之间的斗争，实际上都有着这样的组织基础。很难脱离它们所扎根的工人运动，而单纯地将不同派别领导人的思想分歧视为先于工人运动产生的东西，视为一开始就注定了其正确或错误的东西。相比之下，二战后的托洛茨基主义运动完全不享有这样的组织基础。托洛茨基和苏联各自的支持者争论托洛茨基与斯大林的历史功绩，显然都是出于非常现实的目的：在工人阶级中产生影响。不过，当托洛茨基去世后，米歇尔·巴布洛领导下的第四国际只是强调“托洛茨基才是十月革命精神的正统继承者”，这在工人阶级中显然缺少吸引力。他们对于当时的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国家性质的判断毫不动摇地遵守托洛茨基文本的规定，因此无力在二战后斯大林主义的崛起中捍卫自己的理论，自然更不能逆工人和左翼知识分子倾向共产党的潮流而动。第四国际中的不同派别就是否在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范围内工作大有分歧。为了捍卫自己的正统性，各派别很快陷入分裂（多伊彻刻薄地说：如果这样一个虚幻的组织也能分裂的话……）。

当然，托洛茨基分子的判断失误和没有号召力，也不完全是因为他们的能力不足以及认识与现实脱节：在西方的传统政治精英和苏联的夹击之下，在福利国家政策对工人阶级的俘获之下，他们自然很难在工人中间进行有效的组织工作，因此只好陷入这类外部宣传工作中，掉入不幸的恶性循环。大部分托洛茨基主义团体偏爱理论辨析、强调“纯洁性”的特点，都应当上溯到这种现实原因。实际上，托洛茨基主义运动直到苏共二十大秘密报告造成了思想震荡才稍稍抬头，直到1960年代末——借兴起的新左派运动和工人运动的东风——才算得上恢复元气。现今最有影响力的一批托洛茨基主义组织（例如法国工人斗争党）有不少是在那时诞生的。这也再次说明了群众运动之于左翼理论的基本意义。

但至少就欧美社会而言，1960年代末社会运动兴起的东风还是在几年内就逐渐停歇了，而它在政治上的反映延迟十余年后也逐步显现。不仅托洛茨基主义这样边缘的左翼思潮影响力有限，就连过去对苏联亦步亦趋的欧洲的共产党都在1980年代中后期快速衰落。曾经如日中天的法国共产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迅速缩减，失去对工会的控制。时至今日，西欧的共产党早已经没有1960年代那种支部遍布全国工厂、足以掌控工会的力量。这不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工人阶级“摆脱了思想僵化的左翼政党”；实际上，直接反映工人阶级议价能力的数字指标都在1980年代以后明显下降，他们也完全无力阻挡福利国家政策的逐步解体，因此大多数政纲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政党都必然受挫。在左翼政党从来不曾占据主流的美国，建制内的工会力量也在这一时期断崖式下跌：工会会员覆盖率从1970年代末的30%一路下降到当今的10%左右，直接反映劳资力量对比的罢工人数也大大下降（直到2018年春夏季美国出现的罢工小高潮才使得数字略有提升）；由于美国的劳动法本身的特点，美国的工人自组织相比起来更加难以生存。这当然都与新自由主义浪潮之下传统工人组织力量议价能力下挫大有关系。

因此，对比托洛茨基主义核心理论最早诞生的1905年和1917年，1980年代以后大部分以托洛茨基-斯大林-民主社会主义之争的面目出现的路线分歧或派别争论，其实都缺乏俄国革命史中那般可观的现实基础。不仅诸左翼团体缺少工人组织力量，就连工人阶级在建制内的组织力量或建制外的自组织力量都极为分散。这样一来，那些派别争论的性质，反倒类似于托洛茨基在自传中对自己最早参加革命工作的描述：那时他在尼古拉耶夫市碰到的大多是“从宗教反对派的教义”出发的、小规模而且松散的争论，他所在的小团体还需要仔细甄别哪些人是仅仅对教义感兴趣，哪些人是真正对这背后的政治经济问题感兴趣，并希望这方面的变革。这样的争论，与作为共产主义革命家的列宁或托洛茨基之间那些有着扎实的工人组织工作基础的论战相去甚远。从前者到后者要跨越的困难之大，它所需要的组织工作之耐心、持久，都远甚于消除《托洛茨基》剧集这类的魔鬼学作品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共产主义革命家托洛茨基的思想，在后来的现实语境之下，并不能直接显示它的力量。这并非是因为他的思想缺少锋芒——诞生于革命的思想很少会缺少锋芒——而是因为让它们发挥出力量的那种现实条件尚不存在。凭借知识和理论可以认识到这种现实条件，但不能创造它。比起激动人心的“革命神学”或者“革命魔鬼学”，激活工人运动需要的日常经验和组织工作都要琐碎、乏味得多，然而那才是理论分歧问题能够提上议事日程的前提，也是“先知”托洛茨基的理论能够走向武装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