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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年挣多少钱，才最有可能幸福呢？答案是12万到20万

2020-08-24 09:3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如果现在问：你幸福吗？你是会肯定答复还是低头沉思呢？《中国经济生活大调查》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国家统计局、中国邮政集团公司联合创办，是中国规模最大的媒体民生调查活动，14年来，它都会在问卷中提出一个问题，“你幸福吗？”。

数据显示，过去一年有43.81%的受访者感觉自己幸福；其中，女性一生中最易感到幸福的年龄段是26到35岁，男性一生的幸福感走向与女性相反，60岁以上的男性与18到25岁的男性是幸福感比例最高的两个男性群体；其次，从地域的角度来看，东北人在过去一年感到幸福的人是最多的，其次是东部地区的人们。那我们一年挣多少钱，才最有可能幸福呢？答案是12万到20万，这个人群中每10人就有6人感到生活的美好。

要探讨「幸福」，我们首先要知道各国对「幸福」的定义没有一个通行全球的准则。「幸福」这个词最初于公元1530年出现在牛津英文辞典，当时幸福更趋近于所谓的「幸运」。如今，「幸福」一词成为一种重要的政治工具，被许多先进国家用作评估一国发展的重要数据。「幸福」的养成也深受各种不同因素所影响：婚姻、健康、金钱，甚至遗传……

而你的幸福，对于政治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作为政治工具的幸福

一直以来，国民生产总值（GNP）一直用于衡量人类社会的进步。近几年，科学家和政治家们一直在寻找其他的经济指标。

现在，每个人都很关注幸福：越来越多的政府、各地政治家、公司企业、大学都开始使用“幸福指数”作为衡量指标。

关于幸福的新近研究显示，社会幸福指数的提高可以带来一系列社会经济效益。

“我们需要一系列新的经济理论支持可持续增长的三大支柱。社会、经济和环境发展不可分割。三者集合在一起即为全球幸福感。”

上述金言出自一个清瘦的亚洲人之口：他穿着考究，戴着精致的眼镜，一头全世界人民公仆的标志性发型。这个人实际上就是联合国秘书长，是全世界最有影响力的人之一。

潘基文在2012年4月主题为“安康与幸福：新经济模式的界定”的联合国大会上宣布，自己正在寻找一系列新理论。该次大会发布了第一份《全球幸福报告》，说明全球范围内的幸福指数，并为各国如何提高自己国民的幸福水平提出了建议。

该份报告由广受赞誉的哥伦比亚大学地球研究所为联合国准备，其中包括一份有关国际幸福调查的简述。该报告指出，通过政治手段提高人民的幸福指数切实可行。此外，报告还称，致力于提高国民幸福水平的政策与提高国民生产总值的政策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全球幸福报告》发布的同一年，联合国通过了一项决议，表明对幸福的追求是人类的基本目标。该项决议鼓励成员国将幸福研究纳入新政策的制定中，并使用“快乐晴雨表”确定国家是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该项决议也指出，用纯粹的经济指数表示成员国的幸福水平并不全面。

联合国的决议标志着全球性转变的开始，即幸福在政治、学术和社会中的作用。从不丹到英国，从西雅图到香港，科学家和决策者都在通力合作，研究世界人民如何提高自己的生活水平。

美国国家科学院成立了一个委员会，研究如何在实际政治的发展中应用“快乐晴雨表”。

欧洲国家中，荷兰、德国及法国已将幸福作为理解发展理念的另一辅助标准。将目光转向亚洲，中国和日本正在寻找衡量自己国家公民幸福程度的方法，泰国更是创造性地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指标，用以衡量每个月国家整体的幸福程度。

然而，概览全球各国幸福指数，就不得不提不丹。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国家，它位于喜马拉雅山东段，与中国和印度接壤，人口总数约为70万。之前，不丹政府公开表示，要确保全体人民达到最幸福的状态，因此，不丹确实值得世界关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初识幸福这一理念前很多年，这个国家就已经成为了这一领域的先驱。

此外，不丹将“幸福”一词写入了宪法，并将其作为衡量国家发展的官方标准之一。除了衡量国家发展的传统手段，例如国民生产总值，不丹还使用“国民幸福总值”这一维度衡量国家发展，关注人民幸福。或许，这听上去有些取巧之意，但不丹政府对此确实持严肃态度，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就一直按照该政策行动。

欧洲及美国经济机构将不丹列为“欠发达”国家时，第四任“龙王”（“不丹”意为“雷龙之国”）吉格梅·辛格·旺楚克于1972年提出了“国民幸福总值”这一概念。尽管用传统调查衡量发展水平时，不丹确实得分较低，但不丹国王坚信自己的国家终将登上全球幸福调查结果的榜首。因此，旺楚克国王宣布，衡量国家发展水平的真正指标应该是幸福，而非基本经济增长。

《美丽新世界》中的幸福才是政治想要的吗

“随便什么时候都行。”她还会跟他讲从一个小盒子里传来的美妙的音乐、有趣的游戏、美味佳酿，只要按一下墙上一个小东西就会出现的亮光，听得见摸得到闻得着看得到的图画，一种可以散发香味的小盒子，跟山一样高的粉色、绿色、蓝色和银色的房子。每个人都很快乐，没有人会生气难过，每个人都属于其他人。还有一种盒子，你能在里面看到和听到发生在世界另一边的事情。婴儿们都装在精致洁净的瓶子里，一切都一尘不染，没有难闻的味道，没有垃圾灰尘，人们永远不会孤单，他们一起生活，快乐而幸福，像熔岩区夏季的舞蹈一样，而且要幸福得多，每天都很幸福，每天都很幸福……他一听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候，当他和其他孩子们玩累了，村子里的老人会用另一种语言给他们讲故事：伟大的世界改造者，发生在“右手”和“左手”、“潮湿”和“干旱”之间的旷日持久的争斗，在夜里沉思从而制造漫天大雾，又从雾中开辟出整个世界的阿沃纳卫罗纳[2]，讲地母和天父[3]，讲代表战争和机遇的双生子阿海宇塔和马赛勒玛，讲耶稣和菩公，讲玛丽[4]和能令自己重返青春的阿赫松努特莉[5]，讲拉古纳黑石、巨鹰和阿科马[6]圣母。因为用了另一种语言，所以约翰总是似懂非懂，反倒更加觉得神秘有趣。躺在床上，他会幻想天堂和伦敦、阿科马圣母和装在成列玻璃瓶中的婴儿、耶稣升天和琳达飞到空中、世界孵化中心那位了不起的主任和阿沃纳卫罗纳。

好多男人来找琳达。男孩们开始对约翰指指点点。他们用那些奇怪的字眼讲琳达的坏话，用他听不懂的称呼来叫琳达——约翰知道那绝不是什么好话。有一天，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唱一首关于琳达的歌。约翰朝他们扔石块，他们又把石块扔回来，一块锋利的石头划伤了他的脸颊，血流个不停，弄得满身都是。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的确是自由的。自由地生活在这最好的时代。如今每个人都很幸福啊。”

他哈哈大笑。“是啊，‘如今每个人都很幸福’。打从孩子们年满五岁，我们就这么教他们了。但是你就不想以另外的方式来自由地获得幸福吗，列宁娜？比如说，用你自己的方式，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方式。”

——选自《美丽新世界》

“现在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幸福，应有尽有，若是得不到的他们也绝不强求。他们是富裕、安全的，而且他们从不生病，也不怕死；他们每天快活似神仙，不知道激情和衰老为何物；也不存在着父母的问题让他们担忧……即使出了事，也可以用唆麻来麻痹自己。”

以上段落选自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这本小说出版于1932年，讲述了一个人人幸福快乐的社会。孩子从实验室中孵化而来，注定适合某一特定的社会阶层，且必定不会质疑自己的生活地位或世界秩序。人们的生活虽早已命定，却十分幸福，他们看电影时会产生共鸣，也会因信息过载而悲伤。“唆麻”是一种药片，可以消除悲伤、恐惧以及其他负面的情绪。爱、家庭生活、创造力及独立性已被彻底消灭，高效且具有预见性的福利机器会把同样的幸福源源不断输送给所有人。

即使现在我们大多数人都在努力寻找幸福，但在赫胥黎想象的世界中，一切都极度错位。在那个世界中，人们根本不想得到幸福。一方面是化学药剂引发的幸福状态，一方面是国家批准的思想警察，二者结合在一起，人们要想得到真正的幸福简直难于登天。但我们愿意为了得到幸福付出多少？我们讨论的到底是谁的幸福？

政治家和决策者们可能非常希望人们都是幸福的；幸福指数也许可以用于辅助支持传统的经济指标衡量体系，考察某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是否正确。可如果对人们幸福的原因进行不恰当的假设，并据此做出了重大决定，那么一切都将是错误且危险的。最终，这样的假设可能会造成少数群体受压迫，并会打击社会稳定时形成的凝聚力。

涉及有关社会未来的决定时，幸福指数和幸福研究只能为其他方针政策提供辅助作用。

在这一点上，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我们不妨从2013年发布的《主观幸福感测量指南》中引用以下这段话：“主观幸福数据可以为其他检测、管理国家表现的指标，为引导人们做出正确选择，为设计并实施政策措施起到重要的辅助作用。

衡量的是什么非常重要

在衡量社会已有政策方针的可持续性方面，国民生产总值是唯一指标，大卫·卡梅伦等世界各国领导人之所以越来越重视幸福水平，可能就是因为最近对上述现象的批评声渐高。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是批评声的重要来源。在前法国总统尼古拉·萨科齐的号召下，全球各地具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聚集在一起，创建了这一委员会。该委员会成立于2008年，由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负责。斯蒂格利茨教授2001时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曾任克林顿政府的财务顾问。

这一由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组织致力于审查衡量国家财富及发展的方式。2009年，该委员会发布的一份报告中称，现在是一个大好时机，我们应该放下国民生产总值，重视幸福及可持续性问题了。报告还强调说，衡量的内容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比如，每天坚持在浴室量体重能让我们更注意自己的饮食和锻炼方式；带着计步器能让我们走更远的路。换言之，我们应该衡量的是真正重要的事，比如生活质量和幸福水平等。

然而，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指出，无论是国民生产总值，还是国民幸福总值，用单一指标概括一个国家的状况是不现实的。他建议我们设置一种“仪表盘”，用不同指标从不同方面表示社会各方面的水平及趋势。

斯蒂格利茨委员会的报告强调了这一需求：用更多方式衡量国家发展，而非使用单一国民生产总值这一指标。于是，它也迫使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于2012年开始使用“美好生活指数”这一标准。

“美好生活指数”关注的不是单一的经济指标，而是将十一种指标纳入考虑范围内，包括健康、生活与工作的平衡以及生活满意度等。这些指标的选择以其相关性和有效性为基础，综合考量后，可以为社会学家了解国民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提供帮助。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秘书长安赫尔·古里亚称，将幸福、生活质量、平等及可持续性等生活各方面纳入考量范围是全球性的需要。此外，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是各国政治的最终目标。

以上内容选自《细说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