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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志仁：疫情让公共空间更排斥还是更包容

澎湃新闻记者李麑

2020-08-21 13:18

来源：澎湃新闻

∙ 市政厅 >

制图：冯婧

新冠疫情期间，戴口罩、勤洗手、保持社交距离是个人所能做到的基本防疫措施，但对某些群体而言，口罩难得，洗手也成为奢侈。

西雅图是美国第18大城市，但其无家可归者人数位列全美第三。3月23日，华盛顿州长Jay Inslee宣布“居家令”，大量公共空间和商场暂时关闭，无家可归者很难找到清洁设施。

侯志仁是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分校景观建筑系教授，他和同事共同设计了一款“街头洗手池”。经一些社区组织和个人“认领”，这些造价400美元（约合人民币2769元）的简易清洁设备出现在了西雅图的巷道、车站旁。

疫情中，无家可归者、外籍劳工等边缘群体突然被更多人“看见”，有人称其为防疫“漏洞”，其居住环境和基础设施相对恶劣，是病毒感染的高风险地带，也有人认为这是主流社会的盲区，长期以来，他们的需求被忽略、排斥。

公共空间的“服务对象”包括哪些群体？疫情之后，它会更排斥还是更包容？侯志仁教授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

街头洗手池设计手绘稿。图片来自华盛顿大学西雅图校区建筑系官网。http://arch.be.uw.edu/seattle-street-sink-prototype/

澎湃新闻：谈谈这个计划的缘起吧，为什么需要在西雅图的街头设置洗手池？

侯志仁：西雅图生活着许多无家可归者，通常他们能在公园或商场里找到地方洗手、如厕，但疫情期间，这些空间大多关闭。

西雅图市政府设置过一批移动式厕所和洗手池应急，但很快暴露出问题。一来数量严重不足，二来这些清洁设备租金昂贵，损坏后的维修和人力成本也很高。

我们可以通过设计降低设备的成本吗？相比雇专人维护，这些设施可以由社区“认养”吗？

最初提出这个议题的是Real Change，他们是一个本地社区组织，长期关注低收入家庭和无家可归者，还发行报纸，为无家可归者提供工作机会。街头洗手池计划中，Real Change提供资金，我们解决设计。

澎湃新闻：一个水池搭配一小块绿化景观，从设计上看，它很简易。

侯志仁：设计本身并不复杂。除了美观，绿化景观还是一套污水处理系统，受西雅图法规限制，污水不能被直接排入城市下水道，我们就设计了“植生滞留”（bioretention）的装置，过滤后再排放。

之后我们在网上公布了材料清单，所有零配件都可以线上购买，不需要特别订制。我们还拍摄了视频，教大家如何安装。

我们并不是唯一在西雅图街头设置洗手池的机构，一些其他团体也在做类似尝试。我们第一个落地成型的洗手池位于一处青年无家可归者庇护中心（ROOTS young adult shelter），巷道的另一头有另一个简易洗手台，来自其他组织。

新冠疫情让人们看到社区互助的力量，我们也在思考，学校如何在其中扮演更好的角色，我们有老师、学生，也有设备和经验。

街头洗手池安装现场及最终成品图。图片由受访者拍摄。

澎湃新闻：街头洗手池通常会设置在什么位置？它会引发社区内其他居民的反对吗？

侯志仁：目前任何人都可以在线上联系我们，认养一座街头洗手池，当然也有门槛，比如认养者需要保证供水，有能连到户外的水龙头，以及可以设置洗手池的小片土地。公共土地需要经过行政审批，流程相对复杂，我们倾向于设置在私人土地上，比如教会或民间团体的土地。

认养者往往不会凭空设点，他们会事先考虑好洗手池的摆放位置，避免出现“邻避”（Not-In-My-Backyard）。社区团体很熟悉社区情况，他们知道需要和哪些人沟通，会事先做好评估。

我们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通常，当一个设施能被更多人看见，其使用率就会更高，但无家可归者却不希望得到过多关注。我们的第一处洗手池在巷道里，相对隐蔽，第二处在公交车站旁，完全敞开式的空间，能见度更高，但使用率就不如前者。这里可能有很微妙的社会心理机制。

我回到台北后还发现了一些文化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比如就没有必要额外设计街头洗手池，因为这里几乎家家户户都有户外水龙头。

疫情期间西雅图民间团体Real Change出版的一份社区报，正确洗手是防疫的基本措施，但对某些群体而言，洗手成为一种“奢侈”。图片来自Real Change官网

澎湃新闻：街头洗手池落地后是否出现过损坏？维护状况如何？

侯志仁：设置在户外的设施难免出现破损，第一处洗手池就被砸坏过，我们没有调取监控去追查原因，但有一些猜测。

它位于教会土地上，有一阵，教会在晚间会关闭水闸，暂停供水。可能有无家可归者误认为没有水，气愤之下砸坏了设施。之后教会承诺确保24小时供水，至今再没有出现过破损的情况。好在街头洗手池的造价低廉，可以随时修补。

实地使用中，我们也发现了新的需求。比如除了洗手，一些无家可归者也会用它来洗衣服，我们补配了水池塞，让人们可以蓄一池水进行盥洗。它可以灵活变通。

澎湃新闻：疫情会促使人们反思公共空间的“公共性”吗？通常，无家可归者、外籍劳工等“他者”群体相对边缘，相对主流社会，他们往往是被排斥或忽略的对象，但公共卫生危机中，他们和我们的距离比想象中更近。后疫情时代，公共空间会更排斥，还是更包容？

侯志仁：其实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危险的信号。一些空间的“公共性”是值得反思的。疫情会成为某些管理部门的借口，以卫生、健康、整洁为名，把理应对所有人开放的空间封闭起来。

前一阵台北车站就出现了争议。近些年，台北车站大厅成为很多外籍劳工聚会的地方，当地称这部分群体为“移工”（编者注：据统计，截至2019年年底，中国台湾地区共有27万名印尼籍劳工）。对于管理者而言，群聚意味着更高的管理成本，会造成通路拥堵，有更多垃圾需要清理，甚至不佳的“城市形象”等等。

疫情期间，为避免聚集感染，车站管理部门出台禁令，人们不得在车站大厅席地而坐、群聚。但5月，疫情稍缓，其他公共空间陆续开放，台北车站的管理部门却打算延续禁令，永久禁止人们席地而坐。

这引发了巨大争议。一些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发起了“坐爆台北车站”（编者注：全称为“坐爆台北车站，野餐唱歌坐卧皆可”）的活动，希望维护移工使用公共空间的权利。之后，管理方做出妥协，还增加了一些包容性设计，比如多语言标识等。

但如果没有这种不同声音和抗争，或许移工就会被排斥在外。

澎湃新闻：排斥和忽略往往会造成更大风险，比如本次疫情期间的新加坡外籍劳工宿舍，糟糕的居住环境就成了新加坡的防疫盲点。

侯志仁：对，这也提醒了我们另一个问题。长久以来，新加坡走的是“大有为”政府路线，政府像个保姆，可以照顾人们一辈子，无所不包。但再有为的政府还是会有“漏洞”，需要通过民众的、机构的力量形成互补。

历年来很多大的危机中，民间团体都发挥了巨大作用，无论是疫情，还是更早之前的汶川地震。政府之外，人们可以通过自助或互助的方式形成连接，这也是社会韧性的一部分。

政府能不能支持这些自下而上的力量？这和传统的规划思路有很大不同。一般来说，大部分的城市预算经费往往偏重硬体建设，软性的城市机制没有得到系统性支持，人员、经费的投入都相对不足。

4月，新冠病毒在新加坡外籍劳工宿舍集中暴发。6月，新加坡人力资源部发布了面向外籍劳工群体的安全复工防疫指南，图为视频截图。https://www.mom.gov.sg/covid-19/advisory-to-employers-on-safe-living-for-foreign-worker-dormitories

澎湃新闻：疫情之后，西雅图的街道洗手池会存续下去吗？

侯志仁：我们希望它能持续下去，无家可归者的清洁需求一直都在，疫情结束，这也还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Real Change正在与一些市议员沟通，希望把洗手池的建设和运维费用编入市政府的公共预算中。我们希望它能够回归制度，形成常态，而不是疫情过后，一切如常。

当然，面对无家可归者的困境，更重要的是解决住宅与高房价的问题，并有效减缓社会贫富差距，这才是根本的解决之道。

澎湃新闻：7月底，美国联邦禁止驱逐令到期，有研究机构给出估算，全美的无家可归者可能会增加2000多万，这会进一步挑战公共空间的负荷能力吗？

侯志仁：需要分不同的城市来看。西雅图已经能看到很多讨论，很有可能禁止驱逐令还会在西雅图延续一段时间。但某些城市在政治文化上对无家可归者不够友善，也缺少长期支持服务无家可归者的民间团体，禁止驱逐令到期，这些城市的弱势群体可能面对较大困难。

澎湃新闻：包括巴黎、伦敦、波哥大等城市都在尝试改变，比如疫情期间禁止车辆通行的一些道路被划为永久禁车区，“还给”市民，推动步行或骑行友好城市。西雅图也做过类似尝试吗？

侯志仁：因为疫情，很多被人们当作“理所当然”的公共空间几乎在一夜之间完全消失了，比如大型公园。西雅图曾考虑过关闭大型公园，但在受到居民反对后采用了弹性化设计，比如注意社交距离，以及在管理上控制人流量等等。

同时，另一些通常被忽略的空间突然得到了“重用”，比如社区内的街道、家门口的零碎空间。居家令期间，很多人会在工作间隙出门透透风，这些空间的利用率突然增加。

在西雅图，邻居打之间开始打招呼。还有人搬出凳子，坐在前院，彼此之间保持了社交距离，又能互动。如果说疫情期间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让城市机能更活化，为什么平常不去做类似的尝试？

很多城市发现，一些马路的利用率并不高，一些内街完全可以设置成步行区，供居民使用。

西雅图在疫情期间实施了一个名为Stay Healthy Street的计划，曾暂时封闭了20英里（约合32.2公里）的马路作为步行区，最近政府宣布这20英里的马路将永久禁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