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陈绛先生︱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大家子弟

2019年8月20日凌晨，陈绛老师在徐汇区中心医院逝世，享年九十一岁。那天一早惊闻噩耗，心里久久不能平静。老成凋谢，身边从此又少了一位可以问学请教的长辈，尤其像陈先生这样从旧时代走过来的大家子弟，每每念及，不胜痛惜欷歔。

说来很惭愧，我和陈绛老师的交往并不算多，而且都是一些琐事。但往事历历，陈老师的音容笑貌，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兹不揣琐碎零乱，据我记忆所及，将这些碎片记下来，也算对老师一种不成样子的纪念。

记得第一次见到陈绛老师，是我们大学二年级上中国近代史课。那时候的老师给我们上课都非常认真，而且当时规定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基础课。陈老师是近代史的学科带头人，他当时是不是还担任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主任我并不清楚，但得知陈老师能亲自来给低年级学生上课，同学们都非常兴奋。

这里，我忍不住要插一句，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历史系的课程设置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非常“牛”的，可以说是集中各种资源力量，汇聚了系内系外许多优秀教师，有些不乏大牌教授。记得当时，许道勋老师给我们上《历史文选》，朱维铮先生讲《中国史学史》，赵克尧先生讲《中国古代史》唐代部分，姜义华先生上《史学概论》。还有像精通五门外语的金重远教授，为我们讲《世界近现代史》的法国大革命和二次大战部分，那真是幽默风趣、深入浅出。

不但如此，我们当时的许多课程还请外系的老师来帮忙讲授，比如《中国文学史》课是请中文系的陈尚君先生来上的，《西方文学史》课是请外文系的教授讲的，其中俄罗斯和苏联文学部分记得是外文系的翁义钦先生上的，讲得精彩极了，至今难忘。还有《道教史》，一位上海宗教研究所的老师来短期上过课，但已记不清是不是历史系请来的。凡此种种，当年真可谓群贤毕至、名师荟萃。

另外，在课余还有各种讲座活动。我就听过陈从周、何炳棣、高居翰、白先勇、孙长江、谢晋、童恩正等各路名人的讲座，获益匪浅，至今难忘。

记得当时，陈绛老师给我们上课，和同学们一见面就给我们留下极好的印象。他风度儒雅，说话轻声细语，脸上总是笑眯眯的，和蔼可亲。虽然他个子不高，头上微微谢顶，但一看就气质不凡，出身名门世家。后来有好事的同学马上打听到，陈老师出生在近代有名的福建“螺洲陈家”，末代皇帝溥仪的老师陈宝琛是他的伯祖父，于是更生一番好奇和敬意。

当时陈老师除了上课精彩之外，印象给我最深的是他那一笔板书，写得清清楚楚，漂亮极了。我因为从小喜欢书法，所以一看就知道老师的字是有相当功力的，可能是我见过的老师中板书最好看的，这就更增加了不少亲近感。我曾冒冒失失，课堂间隙斗胆上前，当面向陈老师表示对他板书的赞美，他微笑着，谦逊地表示写得不好。

但陈老师那时可能实在太忙，他刚刚从美国做访问学者归来不久，还受聘担任《辞海》编委兼中国近代史分科主编，事务繁多。所以他讲了没有几次，同学们感觉还没过瘾呢，就由年轻的夏林根老师接手了。这也是当时的课程设置，一门大课经常由几位老师分讲，里面也有“传帮带”的意思。不久，因为我读的不是史学专业，后来就和陈先生很少见面了。

一直到七八年之后的1994年，我去佳士得上海代表处工作，一天87级的刘朝晖兄转来他班上同学陈强的一张古画照片，明代画家文徵明学生陆包山绘制的青绿山水，希望能找佳士得古画专家看看。陈强兄是陈绛先生的侄孙，当时似已赴美国留学，朝晖兄说有啥消息可以告知陈老师。这样就和陈先生又联系上了。这样我们通了几次电话，后来有一天我专门去陈老师家里拜访。

当时陈先生住在五原路上的一所老洋房内，不大。记得上楼的时候楼梯边上一侧都摆放着成捆成捆的书籍杂志。房间略显老旧，甚至逼仄，但很整洁。陈老师和我在窗边一个小桌子边上坐下闲话，还特意准备了咖啡，我注意到杯勺和糖缸都有了年头，虽然谈不上名贵，但很有格调。让我这个自小农村长大的傻小子，一下子领略到旧式大家庭过来的人，那种待人接物的遗风余韵。

这也是我毕业后第一次和陈先生正式见面，当时说些什么已经记不大清楚了。但也约略知道了一点老师的家世，福州螺洲陈家的片段。言谈间我看到旁边凳子上放着两函线装古籍，不禁好奇心起，问陈老师是什么书。陈先生说他最近正在做有关沈葆桢的研究，沈家和陈家是姻亲，都是福州三坊七巷的名门大族，关系密切，这是沈写给他们陈家的书信，装订成册，正好拿出来做研究参考。那次拜访虽然短暂，聊天也只是泛泛而谈，但陈老师的亲切和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不觉又过了好几年，有次不知道为什么事情，我去上海图书馆拜访他。当时陈老师从复旦退休好多年了，他正在参与上图盛宣怀档案整理工作，为此馆方专门给了他一间不大的办公室。而且上图离开他家也近，几步路就能到，他几乎天天泡在那里，顺便接待来访者。

后来2011年，陈绛老师因病在中山医院做手术，不久康复回家。我稍后得知消息，约了复旦校友、《新民晚报》的李天扬，一起去到他的虹桥新居看望。陈先生很热情地招待我们，看气色恢复得不错，就是走路有点蹒跚。那天闲谈中，我瞥见书橱顶上有一个老式书箱。于是他和我们谈起“文革”中下放“五七”干校，然后到黑龙江呼玛县“插队落户”的往事，说当时他就是带着那个书箱一路到了东北农村，在那里一待就是六年半，一直到1976年才调回上海，那个书箱又伴随他一起回来。这是一个旧时放线装书的插板式书箱，普通纸盒大小，想必是老师的家传之物，保存到今天，弥足珍贵，里面不知有多少坎坷蹭蹬的记忆。临别出来，陈先生还送了本他主编的《近代中国》集刊给我，里面有他最近的论文。

和陈先生接触多了，慢慢得知，他的家族里有很多人雅好丹青，对传统字画颇有造诣。有不少墨迹还被福建省博物院等机构收藏。陈先生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熏陶长大，其实对书画鉴赏有很高的品味，但他一来谦抑低调，二来心无旁骛，埋头学问，故而很少向人流露自己在这方面的见解。

因缘际会，我曾和上海外贸学院的老教授章汝奭先生熟悉，章先生和陈老师一样都是名门之后，从小受过很好的教育，学贯中西，尤其在古典传统方面的修养很高，诗文书法向为世人所重，尤其他的蝇头小楷，令人叹为观止。因为这样一个缘故，我也经常将章老的书作画册或诗文集子送给陈先生做消遣。

就在2012年底，有一天陈老师特地打电话给我，说他一直喜欢章老的字，不知能否为他求一幅墨宝以为纪念。说实话，我知道陈老师的性格脾气是从来不愿意麻烦人的，他从不曾要求我做过任何事情，哪怕是很小的琐事。今天他提出这个愿望，肯定是考虑了很久，也说明他内心是实在喜欢章老的字。我当然乐意为老师效劳，章先生听说是我的大学老师仰慕他的墨宝，二话没说，很快就为陈老师写了张行书横幅，还特别署上他的字“墨孙”上款，以示尊重。老师收到横幅非常高兴，特地打电话给章老表示谢意。

2014年秋天，章先生以八十八岁高龄在上海图书馆举办个人书法展，展出历年书作精品八十八件，反响热烈。章老于展览前还特意打电话邀请陈先生，希望能届时参加开幕仪式。哪曾想陈先生当时正患心脏病，缠绵病榻，实在无法前来。缘悭一面，章先生于三年后仙逝，两人自始至终没有见上。事后陈先生每每讲起此事，非常歉意，引为平生一大憾事。后来有好几次，他在我面前替章先生抱不平，说像他这样沦精翰墨的饱学之士，是最有资格到文史馆这样的地方的。我理解陈老师的言外之意，当年也曾有不少好心人动员章老加入文史馆，但章先生为人狷介，更怕各种麻烦，都被他婉拒了。

也许是缘分，说起来章先生的岳父陈家也是福建望族。“文革”抄家，章老很多书籍都没有了，仅剩下他岳丈遗留的一部线装《澂秋馆印存》，相伴他下放南京梅山，不离左右，时时翻览。这《澂秋馆印存》是陈宝琛收藏编定，如此说来，章老岳家也是“螺洲陈家”一脉，亦未可知。

2016年元月，陈老师心疾再次发作，九死一生，从此住入徐汇区中心医院，没有离开过。

在徐中心，因为地处市中心，每每有空，我就去看看老师，陪他聊聊天。陈老师并没有把那里看作休息养病的地方，反而一俟病体略有好转，就开始投入紧张的学术研究，编撰他着手多年的《陈宝琛年谱长编》。走进他的病房，会看到各种书籍资料几乎占据了病床的一半，床头柜边还放置了电脑。他全身心地钻进这部大书的编纂整理，为此还动员了侄女陈星为他打字查找资料，充当学术助手。

陈老师为人处事细心周到，对我们学生关爱有加，我偶有小文在报纸上发表，他看到了总要打电话或发短信嘉勉一番，令人倍感温暖，同时惶愧不已。每次去医院看望他，他有什么文章或著作问世，总要送给我们分享。2016年，他的《陈绛口述历史》出版，陈老师马上要人寄赠了一本给我。在他晚年写的许多文字中，越发流露出他对“童年温馨的回忆和剪不断的乡愁”，这在他送给我的陈先生大伯父陈懋鼎《槐楼诗钞》的弁言中，和为他三哥《陈叔常印存》所写的跋文中尤其明显。这些文字，也让我得以窥见陈先生当年家世之一斑，平时他和我们很少提及。

《槐楼诗钞》

《陈叔常印存》

2019年初，《新民晚报》记者吴南瑶问我现在还有哪些年高德劭的老先生可以采访，我第一个就想到陈绛老师，动员她做专访。后来又陪她到医院对陈先生做了现场采访。7月7日，《新民晚报》以整版篇幅介绍陈先生，题目为《惟愿诗书济世长》，引起热烈反响。大家竞相阅读转发，那天晚上的微信“朋友圈”和“同学群”非常热闹。

没有想到，这篇报道竟成为老师向世人的最后告白。一个多月后，陈先生遽然谢世，魂归道山。

陈先生走后，我的脑海中常常会闪现出他的身影样貌，他的轻声细语，面带微笑，说话从无疾言厉色或者好为人师的架子。坐在他身边，面聆教诲，真是如沐春风，倍感亲切。也许这就是大家风范，现在已经很稀有了。

谨以这篇琐碎回忆，遥祭陈绛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