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相册①｜记忆里，奶油咸味糖与太妃糖是最好吃的糖

【编者按】

2021年的春节，因新冠疫情，政府号召大家尽可能就地过年。我们对家的思念，却只增不减。

澎湃新闻/视界征集家庭相册中的老照片，请你说一说照片背后难忘的故事。对于老照片的凝望，像是对于自我乃至整个家族过往的一次审视，与过去的点滴联通，那些故事也在不知不觉中构成了我们曾经存在过的佐证。给予我们短暂的慰藉，也提供这一年继续前行的电力。

从南到北，自东向西，一个个鲜活的家庭故事，也承载着生动的年代记忆，愿以此著一本时代的家庭相册。

郑修宁，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退休：

1958年，我的父亲郑家骐作为高级技术人才，从南京铁路调度所调到上海铁路总局运输处工作，我们全家人也随他一起搬到了上海生活，国家安排我们住到铁路局机关大院，全装修的房子很大。

当时的铁路大院就像是世外桃源，我们说的是普通话，穿父母旧制服改的外套，楼上楼下邻居都是五湖四海调到上海的各路精英。有解放上海的解放军转业干部，也有留美归国的工程师，家长都一心一意扑在新中国建设的高潮中。

1960年春节，上海四川北路的照相馆，全家福。

1971年夏，我与原铁路大院的同学的合影。

我们在铁路大院度过愉快的童年，少年，直到上山下乡。

我的母亲曹绿君是河南洛阳人，她是洛阳师范学院的学生 ，当年父亲国立交通大学毕业，分到洛阳，被我洛阳知名绅士的外公慧眼相中， 把宝贝女儿嫁给了英俊潇洒学识渊博的父亲。后来因父亲工作调动，母亲就跟随父亲到过好多地方居住。

1944年，父亲郑家骐大学毕业。

1957年，母亲曹绿君，拍摄于南京。

我们家有兄弟姐妹六人，全是母亲一个人带大。

记得在我五岁那年正逢自然灾害，所有食品粮油都按计划供应。当时母亲给我们六个兄妹按胃口大小和年龄段，分别买了六个不同大小的搪瓷饭碗，和六个一样大小的搪瓷菜盘子。每天吃饭时候，母亲会根据碗的大小分别盛饭，菜都是平均分配的。我还记得每当吃带鱼的时候，往往大姐姐吃鱼头鱼尾巴比较多，我是小女儿，也不在母亲的特别关照中。 而二姐比较“作”，母亲就会格外关照她。

那时候不仅粮油按计划供应，糖果糕点也全部都是凭票供应。只有春节才有瓜子花生等零食吃。

那时最盼望的就是每月一次的糖果分配。我家是大户，可以凭票买一斤什锦糖，好像里面有小粒粒的长条状奶油咸味糖和太妃糖等混在一起。母亲先数好总数，然后分为九份，因为那会儿我们祖母也在我们这里住。我们六个孩子围在桌边等待，糖果分到后，我总是把那颗太妃糖留到最后吃。

母亲那份她自己一颗也不舍得吃，就藏起来，有时候我和弟弟在家玩，她就会悄悄给我们吃。所以在记忆里，奶油咸味糖与太妃糖是最好吃的糖。

1977年春，全家合影。前排：母亲和父亲 中间左起：大姐，小阿姐，我，二姐 后排左起：弟弟，哥哥

1977年春，六兄妹合照。前排左起：大姐，小阿姐，二姐 后排左起：弟弟，大哥，我

1989年，四姐妹妹合影。左起：我，小阿姐，二姐，大姐

2019年，六兄妹合影。前排左起：大哥，大姐，小阿姐，二姐 后排：我与弟弟

在我家兄弟姐妹六人中，弟弟最小。当时三个姐姐在农村插队落户，大哥与二姐在上海工矿，按那时的“三农二工”政策，弟弟就被分配到了上海搪瓷七厂，该厂原来是华丰搪瓷厂，历史悠久，搪瓷产品盛名远扬。

工厂有个技工学校，新员工就直接到技校报到。弟弟学习成绩好，能力又强，被选为班长。技校毕业后，他分在搪烧车间，是流水线上的一名技术工人。

流水线平时二班倒，忙的时候也会三班倒。搪烧车间是高温车间，平时搪烧炉膛边温度最起码有四五十摄氏度，人只要站一小会儿就汗流浃背，更不要说用双手夹住钳子把很重的生坯脸盆在加满料的搪烧炉里滚动了。弟弟吃了很多苦，但他回家从来不说。他平时很喜欢看书和练毛笔字，还常常翻看高中时期的书，幻想有朝一日可以到大学上学。

1977年底，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时，他们这批技校生因政策原因，毕业后需服务单位满两年方可报考大学，所以弟弟就只好等待。

后来四川有一个研究所通过轻工部到上海招生，弟弟闻讯后非常激动，马上到厂领导那要求参加选拔考试，不料当时一位小领导以种种理由拒绝他的要求，还让其他人盯住他劳动。当我知道情况后，在截止日前两天，冒着酷暑换了两班公车赶到工厂，求小领导让他放弟弟去参加考试。

后来总算有一位大领导看我们姐弟这么强烈要求读书，同意他去参加考试，不过毕业后必须回工厂。

谢天谢地 ，弟弟顺利通过选拔考试，到四川那个研究所大专班上学了。毕业后，弟弟回到工厂，学以致用，后来还当了工厂的技术科长。再后来因为产业调整，工厂也一再压缩流水线，他就辞职了，与发小开始创业，从头做起。直到退休时已经是一家全国连锁企业的高管。

我与弟弟从小感情就好，两家也一直有走动，前几年还搬到了同一栋楼房，弟弟住楼上，我住楼下，计划着一起共享幸福安逸的晚年。

如今几十年过去，家里那个印有搪瓷七厂弟弟工号的茶杯我一直保留着，每年夏天用这个大号茶缸泡大麦茶喝，最好不过了。

1975年，弟弟郑修南在上海搪瓷七厂技工学校门口。

一直保留着的印有搪瓷七厂弟弟工号的茶杯。

我下乡那天是1972年的1月12号，天阴冷阴冷的，母亲不舍得我到海边受冻，给我找了一件父亲旧的铁路呢子制服罩在我旧棉袄外面充当大衣，又找了一条旧的蛮长的黑色围巾给我围着挡风。哥哥帮我把被子和脸盆以及一个很小的旅行包送到学校，开始我为时四年的知青生涯。

一车没读过几天书的，仅有初小文化的“知青”，在颠簸了好几个小时后才到达奉贤五四农场。下车后又冷又饿，食堂给我们准备的欢迎饭是冷米饭加咸青萝卜条，狼吞虎咽后，就把我们这批小知青安排到一个四面透风棉花仓库了。

安顿好后，来到仓库外面一看，哎呀，真的是一望无边啊，毛主席说的农村是一个广阔天地，就是这样的啊。我想从今以后，我就是农民了，我以后再也没有机会做工人了，心里真的很郁闷。

也不知怎么的，无论遇到什么，下乡四年一次也没哭过小小年纪的我，那时就想要学习刘胡兰，要坚强。不过在1976年春天离开农场那天，当坐到开往上海的大巴士上 ， 突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落下来了 ，眼泪一直在流，没有呜咽，没有抽泣，任由眼泪一直流。

因为从小受父母“知识就就是力量”以及“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教育，在我小小行李包中有笔墨砚台和练毛笔的米字格和一本快翻烂的汉语小字典。收工回来，小铁床上搁一块小搓板，练习写毛笔字。连队那些66、67届的前辈知道我们文化太差，在农闲时，借中港小学教室，给我们补课，依稀记得刘胜先教过我们初中代数，其他几位老三届初中和高中的农友也给我们讲过如何写家书和一些基本应用文等等。

记得友人回上海探亲后，带来几沓子五十年代的“新民晚报”，我非常喜欢看，尤其喜欢看夜光杯里的精彩短文和漫画。秋天摘棉花时，几位老三届会讲一些故事给我们听，有时为了听故事忘记手上摘棉花了，把叶子也混进去，到了收工时，我们就乘机乱倒一气，省得挨批评。

1973年，在上海奉贤五四农场围垦工地，我们一群喜欢唱歌的农友，休息时给大家唱歌。

2017年春天，40多年后的团聚。

我在1976年春天从奉贤农场调到上海民用建筑设计院工作。我这个所谓的“知识青年”其实充其量只是“识字青年”而已。我小学四年级就碰到“文革”，中学没毕业就下乡，高中也一天没读，如何胜任设计院工作？当时我每天都很焦虑。

幸好设计院里的好多前辈对我很关心，他们帮我从一元一次方程开始补数学课，每天中午轮流给我“开小灶”，我晚上回家再做习题，第二天他们给我一一批改作业。

我有个带教师傅，从零起步教我看建筑图纸，教我用计算尺和手摇计算机。有同事看我不会写仿宋体，还给我写好的字样让我临摹，还有同事教我学日语，每天我都舍不得下班，坐在办公室一遍遍消化白天学习的知识。后来有机会上了大学，再后来改革开放， 一直有各种学习与培训，工作也就如鱼得水起来。

1976春，我在广东路17号大楼屋面，如今外滩三号。

还记得我们单位每年夏天周日会免费组织职工游泳，在当时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池。那时候我与先生张浩元还在谈朋友，他在南京设计院工作，因为没有结婚，也就没有探亲假可言。先生说他从小就喜欢游泳，还瞒着父母 ，偷偷从浦西沿黄浦江游到浦东，再从其昌栈乘免费的摆渡回浦西。他分到南京后，每年只有春节回上海几天，再就是夏天周末乘周六晚上的火车回上海，第二天可以蹭我们单位在跳水池的免费游泳， 还可以爬到高台跳水，过过瘾。

结婚后，他每年的假期只有12天，不能拆开用，一般也都会在夏季用假期回上海，为的就是可以到上海跳水池游泳和跳水。再后来调回上海工作了，也会带孩子去上海跳水池游泳玩耍。

如今这里已经改造为上海交响乐团音乐厅了，每次到上海交响音乐厅看节目，总会唤起我们青春的回忆。

1980年，我在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池边的留影。

1980年，我的先生张浩元在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池边留影。

1980年，我的先生在复兴中路的上海跳水池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