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日报刊文：有偿救援还须形成更大法律共识，加强顶层设计

法治日报8月19日消息，8月15日凌晨，搜救人员带着两名被困驴友安全到达峨眉山下的搜救前方指挥部，救援行动圆满结束。此前，这两名“驴友”在峨眉山后山原始丛林探险已经失联5天。在经过当地消防、公安等部门连续多日搜救后，终于将两人成功营救。据媒体报道，因擅进景区未开放区域，两名获救驴友被罚款并承担了两万余元搜救费。

有偿救援的争论由来已久，即便四川、陕西、安徽等一些地方已在尝试有偿救援，这些争议依然没有消弭。冷静地看，且不谈这些地方提出有偿救援是否有操作性，单凭制度出台的背景就有瓜田李下的嫌疑：一方面，出台制度的无一例外都是针对景区的；另一方面，出台制度的目的都是震慑和约束驴友任性，出发点更容易让人解读为给景区救援减负。

这些地方出台有偿救援制度主要依据是旅游法第八十二条规定：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不过，也要看到这一规定过于原则与笼统，在实际操作中有很大的弹性空间，容易掺杂特定利益主体的主观意愿。

应当说，是否需要建立有偿救援制度，更应着眼于公民遇险时，如何处理公民权利与民事责任、公共责任之间的关系，维护公共利益与个人权益之间的平衡，确保公民普遍权利保障的均等性，而非仅仅出于减轻救援负担和惩戒公民一些冒险任性的目的。

从公民权利保障均等性的角度出发，公共救援不宜大包大揽，否则容易被当成没有底线的公共福利供给，而忽略了公民个体行为的责任。事实上，每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是规范和协调社会关系的重要前提。比如，明知有风险并且是法律禁止进入的区域，但仍冒险闯入导致遇险，与遭遇意外灾难以及从事正常职业活动遭遇意外伤害，应当是有所区别的。基于人道主义原则，给予平等救助是公共政府必须兜底的责任，但是个体所要承担的民事责任则需要区分开来，不能混为一谈。否则，越任性，需要支付的公共资源与救援成本就越高，失却权利义务对等的制约，便会导致公平的失衡。

对于有偿救援的探讨并不止于旅游救援领域，而应着眼于公共应急管理制度的完善，从权利与责任的角度，找到公共救援责任、个人行为责任、机构安全保障责任之间清晰的界线，确立起既保障各方权利，又约束各方责任的制度体系，并以之作为实务中的共同遵循。对此，恐怕更需要的还是如何凝聚更大的法律共识，加强顶层设计，从个人求助救援的权利与义务上予以细化明确。

（原题为《有偿救援还须形成更大法律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