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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20年：一座世界工厂的青春期与成人礼

2020-08-18 16:4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李屾淼新周刊

2011年9月12日，广东东莞，打工者从出租屋走出。/FOTOE

1988年才升格为地级市的东莞，是中国城市化浪潮中的一个样本。它有抱负，有梦想，有起伏，也有悲伤。

适逢世纪之交。

没等来国家分配，四川南充人郑小琼就在当地一家资质不明的私立医院做了三个月护士。

医院靠小广告诓来的病人大多来自农村，文化程度有限，被夸大病情恐吓一番后，花了不少钱做无用治疗。卫校毕业的郑小琼觉得此事太缺德，离职去了一家小餐馆端盘子，听同乡说广东好打工，决定一块儿去看看。

准备一辈子在国企“旱涝保收”的余峤，已经有半年没收到每月不到100元的工资；丈夫徐野所在的国营机械厂，效益同样不堪。

余峤的表哥在广东打工，建议他们实在不行就去广东找工作。夫妻俩一咬牙，把不到5岁的独生女交给爷爷奶奶，带上5000元的全副身家，去了珠三角一个连名字都没听过的城市。

目的地叫东莞，他们听说那里有光明的前途。

“它的大街遍布各种形状的梦想”

331年建县的东莞，1988年才升格为地级市。1978年在东莞虎门诞生的“三来一补”模式，开启了近30年密集型加工产业的蓬勃发展。

大胆的政策尝试以及靠近港澳的地缘优势，让这个原本不起眼的农业县迅速成长为以加工和制造业闻名，“东莞塞车，全球缺货”的世界工厂。1996年至2002年，东莞出口总值连续7年在全国城市中排第三位，仅次于深圳和上海。

世界工厂对于劳动力的大量需求，掀起了1990—2000年间的南下民工潮。大量涌入的外来务工人员，很快让按照地级市标准设置的行政管理机构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生产总值以两位数增速狂飙突进，工厂里人头攒动，东莞变得生机勃勃；但它同样因为治安差而被外界诟病，并被称为“血汗工厂”。

日后成为诗人的郑小琼在《东莞》一诗中写道：“外乡人将悲伤与希望嵌入它的躯体/它混乱而嘈杂，糙肉般充满活力/漫长而温热的黑夜，繁华而冷漠的白昼/它的大街遍布各种形状的梦想。”

刚到东莞时，郑小琼一直忙着找工作，鞋厂、家具厂、毛织厂、玩具厂……工厂很多，用工需求很大，面试往往粗暴高效：先由保安看毕业证、身份证，刷掉学历太低、来历不明的，这就去掉了一半；再让他们跑步、做俯卧撑，身体太差的不要，又没了一半；最后人事小姐出来，挑顺眼的面试，定下其中几个。用工合同之类的一概欠奉，招进来当天即培训开工。

余峤在春节后的一个傍晚到达樟木头。车上的人说粤语，她一句也听不懂，还以为这些人喝多了。她辗转应聘到台资厂做文员，宿舍统一7点起床，被子要叠出豆腐块，不合规格要扣钱。午餐时间，台方管理人员去专用餐厅，大陆工人进员工饭堂。饭堂没有桌椅，上万人端着碗站着吃饭，余峤看着碗中的白饭、白菜以及一块连着皮毛的猪肉，哗哗掉眼泪。

待了两天，余峤觉得不是办法，打算去丈夫所在的工厂碰碰运气。她跟工头说“要到附近租房住”，匆忙带着行李离开——因为走辞工程序的话，还要等到晚上所有室友回宿舍签字确认没丢东西之后，工厂才放人。

外资工厂在东莞的兴盛，带动了上世纪90年代末当地民营企业的崛起。

从事调味品代理的王庆和在代理产品被厂商屡次提价后，终于决定自己开厂。

永益食品有限公司创建于1995年，主打产品凤球唛番茄酱于两年后投入生产。同年，以小霸王学习机缔造中国游戏机销售奇迹的段永平因股权分配问题与老东家闹崩，他带着后来vivo、OPPO、小天才手表的创始人离开小霸王，来到东莞，创办步步高电子工业有限公司。三年后，步步高无绳电话市场份额全国第一，VCD市场份额冲进全国前三。

2019年5月10日，广东东莞，工人在长盈精密技术公司的智能手机金属外壳自动化装配线上工作。/视觉中国

就在余峤在饭堂被猪毛气哭之际，东莞大学生陈燕玲在卖网络长途电话卡的过程中接触了许多工厂，她发现大多数工厂饭堂做得实在不堪，觉得在工人吃饭这个刚需上大有可为。于是，她跟几个合伙人成立鸿骏膳食管理公司，专门做食堂承包。

开厂创业，在东莞变得稀松平常。

2001年，东莞民营企业登记注册数达12.96万家。陈燕玲等人花了近一年时间才拿下第一个工厂订单，但市场一打开，他们很快发现，下订单的工厂工人规模动辄上万，只好设限，3000人以下的工厂的订单不接。

断断续续打工的郑小琼迷茫且苦闷，城市的繁荣似乎与她无关。2001年，她住在城中村的出租房，没电视、没手机，也没网络，工作之余，只能在地摊搜罗各种书籍和杂志看。

她发现杂志上刊登了一些打工者写的诗歌，觉得不难，自己试着写了起来，四处投稿。当年年底，她的一首诗作出现在《东莞日报》上。

在一家日资电子厂，徐野、余峤夫妇终于做到了管理岗，月薪加起来有六七千元。但他们觉得在厂里做下去不是长久之计，于是一起离职，自己开厂做包装材料。为了接女儿来上学，他们在南城区买了房子。

首付一交，积蓄也差不多见底，生活开支和每月3000多元的房贷悬在头顶，2003年又碰上“非典”疫情，二人不敢懈怠。为了拉订单，他们时常开车去东莞、深圳两地的城中村小厂逛，一听说有需求，马上跑过去接洽。

熬过艰难的开头，生意渐有起色。接下来几年，他们发现以前看着骄傲又洋气的港台客户和国外客户变得客气了，消费和生活上的差异也越来越小。跟港商通电话谈订单时，他们还没来得及学会粤语，对方的普通话倒是越来越好了。

阵痛与转型

2007年5月底，首家“三来一补”企业太平手袋厂倒闭，厂房拆除。鼎盛时占地8000平方米的太平手袋厂，成为一个时代开启的标志，也是一个时代落幕的序曲。

原材料价格、人力成本、土地租金上涨，人民币大幅升值、政策环境日益严格，东莞“三来一补”以及劳动密集型模式企业的黄金时代完结。东莞部分企业逐渐往中国中西部地区或东南亚迁移，留下的企业则在挣扎中谋求转型。

身处团餐产业的陈燕玲，更早察觉到局面的变化。来自玩具厂、鞋厂、制衣厂的饭堂承包规模越来越小，最终这些厂子彻底转移，离开东莞。

电子产业则因为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和采购体系，萎缩得相对缓慢，但势头同样明显。“像三星的厂，最多时有1.7万人，然后降到7000人，再到3000人……”陈燕玲说。

陈燕玲所在的鸿骏膳食，2006年起将业务向东莞以外的珠三角城市乃至全国扩张。东莞本地的厂虽然在减少，但留下的工厂企业，对饭堂质量的要求明显提升。“到了2010年，你会发现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以前不规范的同行逐步被淘汰。”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东莞作为外贸大市、制造业重镇，一时间遭受重大打击。2009年一季度，东莞经济增速为-2.3%。据《南方都市报》报道，2009—2014年这6年间，东莞的GDP增速已有4年未能完成当年的目标任务。

老客户纷纷离开东莞，徐野、余峤的包装材料厂渐渐做不下去了。他们早就考虑要转型，下重本在江苏投资建厂做节能灯，原本一切就绪，碰上全球金融危机，客户拼命压价，成本根本扛不住。他们投了近百万元，最后不得不止损退出。

最辉煌时有七八十名员工的老厂赚到的钱越来越少，看在员工分上不得不勉力维持，为了不多的订单还要费劲跟客户联络感情，夫妇二人疲惫不堪。恰逢女儿要高考，他们索性让出工厂的所有股份，在家陪孩子复习，自己也稍作休息。

2008年，江苏姑娘孙弥奇因父亲工作关系来东莞打暑期工。她只敢在南城市区活动，不敢下镇街，“那个时候只要下镇街，经常会被摩托车飞车抢包”。

同时，服务业的兴盛，让东莞在全国以一种隐秘而又暧昧的方式闻名，这让在东莞工作的许多年轻女性十分苦恼。在东莞工作后，去别的地方出差，被问从哪来，孙弥奇一概说“广州”。她好几次试图通过换工作离开东莞，但每次新东家看到她在东莞的经历后，都让她回去继续处理与东莞相关的业务。

2019年4月12日，广东东莞，华为新园区。/视觉中国

在互联网搜索引擎企业工作的经历，让孙弥奇看到了一个极具危机感、对新生事物敏感且从善如流的东莞。“政府大力推行企业上网，政府给我们费用，让我们教育企业怎么上网，怎么通过电子商务实现产业转型、开发客户。”

办一场培训，政府至少补贴3万元，相关主管领导几乎随叫随到，帮忙站台宣传。企业搜索竞价排名业务，最好的时候在东莞一天净收500万元，“钱来得跟水一样”。

资深媒体人、报业发行人谭军波2008年开始担任新创办的《东莞时报》的总编辑。到任没多久，他就见识了一次光天化日下的抢劫：一名记者在报社门口被扯上一辆路过的车，钱被抢走，人被扔到镇街。

走南闯北的谭军波，在东莞学会了“打炮”这种酒场新玩法——一个高杯架在另一个高杯上，酒不溢出，谓之一炮。据说是虎门人受古炮台启发，创造了这种喝法。

然而酒风颇盛的东莞却没一条像样的酒吧街。“酒吧街老是起不来，说明这个城市是缺乏中间白领阶层的，讲小资情调的人少。这跟这个城市的杠铃型人口结构有关，不是土豪就是工人，是一座比较粗犷的城市。”谭军波说。

经济上的波动，似乎并未给百姓生活带来太大影响。人情氛围浓重的东莞，餐饮等服务业消费反而越发兴旺。“基本上，春节前一个月和中秋前一个月，每天晚上就是各单位或者朋友互请，没空自己吃饭。不间断地你请我一餐，我请你一顿。”谭军波说。

告别故乡的老人和新人

故乡已经回不去了。女儿上大学后，徐野、余峤夫妇打算在老家开茶厂，却发现困难重重。

首先是跨界有门槛。从做工业到做农业，因循的关于标准、流水线和成本控制的思维方式没有用武之地，而在环境相对落后的产地建茶厂，要创立品牌，请设计师包装品牌形象，还要请业务员……一套下来，他们发现收益根本划不来，而且运气也不大好——茶叶品牌刚问世，正好迎来送礼消费的低潮。

更关键的是，老家的社会规则和人情世故让他们大感不适。在东莞，他们早已习惯了当地直来直去的做法，办事规则明确，要花的钱明码标价，从来不含糊。在东莞的一个村开厂，不认识村支书也没关系，而到了老家，就是另一套法则，从办营业执照开始，处处都要托人。

“申请个变压器也一直拖，我们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拖这么久，需要给钱还是怎样他就不说，他就说还要‘研究一下’。”徐野说。

生活上也有诸多矛盾。这对川籍夫妻已经不大习惯吃辣，一吃就上火。逢年过节给红包，在东莞向来只包十几二十元，亲戚结婚包600元也会被嫌多；但在老家，动辄要上千元。

他们投了五六十万元，亏钱、亏时间、亏人情，只得抽身止损，准备回东莞试试做餐饮。

新疆作家丁燕在2011年初次来到东莞，在樟木头，她看到这样一幅景象：一条不是很宽的街道，中间行车，两旁是附近工厂下了班逛街的工人，商铺和摊贩沿街排开，叫卖不绝，大排档的烟火气飘在半空中。

当时年近四十的丁燕立即决定在此安家。她找了一家对年纪要求不严的小工厂打工，以便就近观察、记录一同打工的年轻女孩的生活。经过两年的采访和写作，她发表非虚构作品《工厂女孩》。

中国工厂装配电子设备的女传送员。/图虫创意

在《工厂女孩》的采访阶段，丁燕发现了外来工人群体的新变化。女工变得紧俏，因为老板们更喜欢用女工，好管理，干活精细。随着其他地方加工制造业的兴起，选择越来越多，来东莞的女工开始减少，许多工厂不得不招募更多男工。但躁动的男青年，往往会打架、争风吃醋、频繁跳槽……

2010年后进入东莞的人，多为85后。他们是第二代农民工，精神面貌、价值观和第一代相比，差异明显。“更个性化，更追求自由，更强调自我，脱贫养家已经不是他们最重要的问题了。”丁燕说。

年轻男工会根据女员工数量和质量选择就业的工厂，男男女女说上两句话，觉得感觉不错便开始同居，换工作往往意味着旧关系结束、新关系开始；一个月3000元的收入，他们就敢买5000元的手机，分期买，经常换；男孩子尤其喜欢折腾自己的头发，发型和手机款式经常变化。

但凡条件允许，大多数务工青年不会住集体宿舍，他们会尽量租房，拥有一个独立空间……如果还有余钱，他们会用来装点QQ空间，或者给手机游戏氪金。他们的手机号码毫无意义，想跟他们保持联系，必须用QQ，微信都不好使。

在餐饮业跟新一代务工者打交道的徐野、余峤夫妇，对这些跟女儿一般大的员工头疼不已。这些几乎没有养家负担的孩子，“一言不合就走了，钱也不要。不来上班也不请假，管理规定对他们就是一纸废话……以前我很严厉的，对员工要求很高，现在发现这种管理一点用都没有，只好天天找员工谈心、讲道理，劝他们好好上班”。

就大背景而言，全国人口红利开始弱化，东莞产业结构调整后，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升级。2000—2010年，东莞常住人口年均增速为2.5%；2010—2017年，人口年均增速降到0.2%。2014年，东莞实施“机器换人”三年行动计划，帮助企业节约用工近20万人。

丁燕为写作《工厂女孩》进行采访的一年间，她所在的电子厂，规模从1万人减到3000人，3年后，全厂搬迁至湖南；永益食品车间最初有100多个人负责一条生产线，逐渐减到10人不到，产能却是过去的10倍。

新时代

2011年前后，余峤开车路过松山湖时，见此处山清水秀，心想能住在这里也不错。回去跟家人一合计，她在这里买了房子。不久后，坊间传出华为供应链部门迁到松山湖的消息。

2013年8月，华为总裁任正非宣布，华为终端公司将迁移至松山湖，园区占地约1900亩，总投资100亿元。自此，深圳一批高新产业加速向东莞外溢。依靠成本、土地、地缘、产业配套和政府服务等优势，东莞成为近年来深圳产业转移的首选地。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14年至2016年，东莞全市共引进深圳企业项目604宗。

陈燕玲的团餐业务，客户群从以往的工厂变成企业写字楼、学校，客户的要求也越来越复杂：要讲究营养搭配，饭堂装修设计要有氛围，用餐时间要有音乐，热量统计和用餐大数据也开始纳入日常应用。

2018年7月2日，华为正式启动搬迁，40辆车前后分60车次，拉来了2700名华为员工。松山湖基地建成后，配备近3万名研发人员。在同年发布的《东莞市重点新兴产业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东莞将定位调整为“全球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中心和创新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