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湖南。1937-1945。》：为无名之辈立传

原创 邹容 读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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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潇湘晨报》时任记者邹容寻访湖南抗日旧战场和抗战老兵，结合对史料的广泛搜集和精心梳理，记录下一段模糊的、甚至是缺失的历史，最终整合成稿《这是湖南。1937-1945。》，刊登于《读库0903》。

“死去的人不会被记载，活着的人没有被善待。”那些在战争中死去的士兵，大多没留下姓名。幸存下来的士兵，在很长的时间里，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存在。邹容说：“能够以记录者的身份，记录下这些眼看着就要被席卷而去的无名之辈，他们就不会被历史完全淹没。”这份记录，无论尘封多久，都会指向未来。

在抗战胜利75周年之际，读库再次回访邹容，听她讲述打捞湖南抗战史的努力与经历，寻访抗战老兵时的震撼与触动，以及离开记者职业赴美学医的转变。

我以为他们的故事没法成书

读库：您最初为什么会想以“湖南抗战记”为主题进行采写报道？

邹容：因为2005年是抗战胜利60周年，这其实是非常常规的一个动作。当时我们决定在湖南做和“抗战”主题相关的报道，但对于湖南的抗战究竟是怎么回事，就我自己本身来讲，我的历史也非常欠缺，我不知道湖南的抗战究竟是一个什么状态、什么规模。只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如果以抗战60周年来做，从地理角度切入，应该有很多可以做的。虽然时间过去了，但战场遗址还在，即使战场变了，在同样的地方曾发生过什么事或许还有人记得，当时的想法是去梳理战场遗址。

决定做之后，我会去收集资料，资料是很少的。那时关于湖南抗战这一块，除了一些很官方、很抽象的介绍外，很少有具体的东西。所以当时都没有一个很清晰的脉络，等于尝试着去做，找到一个切入点，先把第一期做了，我们再商量第二期的事。

我们有一个采访小组，我是文字记者，周志刚是摄影，徐向东是专职司机。我记得第一期是做南岳忠烈祠。刚开始做的时候，基本上就颠覆了自己以前对湖南抗战史很肤浅、很浅薄的认识，甚至是缺失。我记得当时去南岳忠烈祠，主要是一个目的，这是最好找的。我们来到一个被废弃、基本上成为废墟的墓道，往下走，看到一罐一罐的骨灰坛，它变成一个很具体的物，直接跑到你眼前来。你会感到很震撼，因为是完全不曾了解的东西。

幸好那时是抗战胜利60周年，可以找到尽可能多的一些文字资料，假如愿意去打听的话，还是可以打听出很多还活着的士兵，或是知情人。再跟他们一接触，就好像藤蔓一样，好多事情和人都冒出来了。听他们讲述，全都是以前不知道的，也从未在其他地方了解过，哪怕是在我们的历史教科书上也好，基本没有见到。做这个题材的时候，确实每一期都让我们觉得，这全是我们不知道的。

读库：在前期的资料准备和实地寻访战场遗址的过程中，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邹容：我觉得当时最让我震惊的应该是记载的缺失。湖南是一个极其重大的正面抗战战场，在整个抗战史上的位置也是相当重大。但这么重要的一个历史部分，我们之前很难有渠道或者很难有机会去了解。我在搜索资料的过程中，会感觉到跟我真的去做采访时的差距，也就是说所记载下来的东西基本上是比较模糊、有缺失的。

读库：在湖南各地寻访抗战遗址和老兵的过程中，有哪些地点让您印象深刻？

邹容：我印象最深的是去衡阳和常德，这两个城市我去过很多次，但之前完全不曾了解在这里发生过跟抗战有关的事情。在做这个题材的时候，我们联系了很多当地的老兵还有当地研究抗战的民间学者。

在衡阳，民间学者萧培带我们去看城市战场，他说这个地方现在是城市中心，但你知道这里的坡为什么这么陡吗？这里原来作为一个战场，所以修成了那样。你会觉得看这座城市的眼光立马就不同了，因为你不知道它以前是什么样的，听完后，能够把它的历史和现在对应上。

有了抗战地点，地点上必定是有人的。不管是当时的老百姓也好，还是当时的士兵也好，60周年的时候，基本上都还是能够找到。老百姓和士兵可以从不同角度来叙述同一个事件，对于当时的情形我会得出一个比较完整的印象。采访老百姓和士兵的过程中，我发现60年前的事情，他们其实记得非常清楚。可能具体到每个细微的细节他不是很了解，但是那种很强烈的感受和印象，他依然说得很清楚，很确定。

每次去采访，有时候真的会让你起鸡皮疙瘩，老兵们讲的这些东西，他一讲，你就知道一定是亲身经历过的，因为你在别的记载里头，从来没有见过讲得这么细致的。

读库：“湖南抗战记”系列报道发表在报刊上和出版成书的过程是否顺利？

邹容：在见报的时候，都还是比较顺利的，因为没有明文规定说不能做正面抗战的战场。正面战场作战的主要是国民党军队，而湖南又恰巧只是一个正面战场。到最后一期，报社说无论如何一定要做一期共产党在湖南正面抗战的报道。说老实话，不是说不去做，确实是没找到。所以这个题材从头至尾做的都是正面战场，写的都是国民党的士兵。

成书的时候删减的内容太多，大家来回的沟通，最后这本书就被压下了。这也是造成我跟老六联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当时我把稿件给了老六希望能刊登在《读库》上。因为《读库》所传播的渠道，在我看来也是这些文章最值得的一个去向。

最后我们的书也还是在原来的出版社出版了，但有些字词语句及事实描述都做过相应处理，他们做出了一些让步，我自己也让了一步。当时跟出版社协调沟通的领导对我说，如果你现在不出，这本书估计就很难出来了，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情形是什么样。

所以后来就有了两个版本，但读库的版本基本上是原封不动，相当于是我们关于湖南抗战的一个完整版。因为内容设定在湖南区域，所以滇西远征军那部分没有收录进《读库0903》，收录在《读库1000》里。

读库：当时为什么会选择投稿给《读库》呢？

邹容：我之前就有看过《读库》，对读库的感觉是一见钟情，觉得它做的内容特别好，不管是哪个方面的题材，都可以看出比较准确。那时候我对“准确”这个词，并没有现在这么深刻的认识，但是我感觉到读库有这种品质。

读库做的书，很简洁，不花哨，从里到外都是很用心的在编辑和呈现，形式上就感受到了这一点；文稿文风上，让人感觉很诚实、诚恳、准确；在和编辑沟通的过程中也能感觉他们的认真，态度很真诚。我觉得老六就是人如其书，读库的样子可能就是他自己的样子。他会让你有一种坚信无疑的信任感，我在跟别人打交道的时候很少有这种感觉。

我本人很喜欢刊登在《读库》上的版本，并且读库的影响力跟我们成书的覆盖面是不同的，我在网上陆陆续续看到一些反馈，很多读者是在读库上看到了这篇稿件，它的读者相对来说很聚焦，影响力也是比较大的。

死去的人不会被记载，活着的人没有被善待

读库：在寻访抗战遗址的过程中，您如何寻找老兵？

邹容：从我们的采访经历来看，一般是先扎下去找到当地的宣传部门，看他们了解多少。但是我们发现抗战题材，找当地政府基本上是没人了解。有时候也不知道该从哪找起，我们就沿街挨家挨户的问，看到年纪大一点的，七八十岁的人，我就问一下：“你当时是不是住这里？你知不知道这里打过仗？”

我在岳阳问过一个老人，老人当时正在门外晒太阳，他很淡然地回了一句，我知道。然后我又问，你知道哪些军队吗？他说我知道。我问是因为你一直住这里，所以你知道吗？他说我当时就是一个士兵，就在那个部队。他还回到房间里，拿了很多用钢笔或毛笔写的小楷。

他说：“这是我写的回忆录。”内容基本上都是关于湖南抗战的各次战役，有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更多的则摘自报刊、书籍，都是老人自己亲手抄写下的。

当时他全拿出来摆在他家门前的地坪上，他的邻居们围过来，他们全都不知道这件事。老人从不跟任何人讲，包括自己的家人，可能因为作为国民党的士兵，这不是一件荣耀的事情，可能一直以来都被他小心地隐瞒着。

虽然生活在岳阳新墙河，但他是在衡阳打的仗，我就问了一句，你还想不想回去看看？他说再也没有回衡阳去看过。我问，你愿不愿意回去看看？他也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那一仗打的好惨，基本上都死了，还说了他的副团长是谁，我就记下来了。

我回去写稿子的时候查，怎么也查不到他说的这个副团长的名字，查看了很多资料后，我就有点怀疑。因为有时候也担心老人家的记忆是混淆的，他那么确切地说出那个名字，但事实上你在档案里查不到的时候，你的第一反应是“是不是他搞错了？”

我不记得后来是查到哪里，在一个文史资料上，突然发现了他说的部队番号，发现了他说的副团长的名字。当看到真的有资料记载的时候，我很羞愧，我觉得他作为一个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的人，这些东西可能是他至死都不会忘的。副团长的名字他不会忘，他可以脱口而出，即使档案有缺失，或者档案没有记录，但那个事情在他身上是真实发生过，难以轻易忘记的。

读库：在实地寻访的过程中，您看到老兵们的处境是什么样的？

邹容：我寻访过的其中一位老兵，抗日战争发生时，他年纪还很小，大概十四五岁，可能只是跟着这场战争走了一圈，立马又被卷入内战，之后又被卷入朝鲜战争。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这个老人已是一个经历了各种战争的老兵，但当时他的处境相当差，生活很困难，家徒四壁，也没有家人。他跟我们说了我们想要了解的一切之后，突然哭了起来，他说他很感谢政府，很感谢党。

我当时心里不知是什么滋味，他家里那么穷，过得那么苦。“老兵之家”团队每年都去看望他，我最后获得的信息可能是采访之后的五六年，老人去世了。因为他的眼睛有点看不见，又是一个人住，他要到山上去拾捡柴火烧饭，就用根绳子一头绑在自己家里，另一头绑在树林子里，一个人摸索着沿着绳子去捡柴火，最后他是去捡柴火的时候，不小心摔在草丛里，就再也没有站起来。

后来，“老兵之家”团队给他和如他一般处境的老兵举办葬礼，你就会觉得，这就是他们的现状，这就是他们后来生活的情形，这就是在战争中幸存老兵的处境。

还有那些已经死去的，没有被记载的士兵。我原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寻找史恩华》，当时现有资料里关于他的记载都没有，他的名字可能也是错的。但我们做了报道之后，还是基本上把他的名字确定了。

过了两三年，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他是史恩华的后人。他们家人看到报道都很感动，他们从来不知道他的墓在哪里，想来找我，让我带他们去墓地看一看。我说好，他们就过来了。其实当地老百姓都听说过史恩华，八十一年前，史营长和他的士兵曾被埋葬于此，有碑，有大墓。经历了一段荒谬岁月后，如今，他们的墓、碑，连同尸骨，皆无踪影。

我记得当时史恩华的家人还写了一面锦旗送给我，那面锦旗我马上收起来，藏在车子里，我觉得很羞愧。我们只是做了分内的工作，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完全不一样的，显然还有另一种记忆，属于某个个体，区别于那种宏大的集体记忆。

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看到，死去的人不会被记载，活着的人没有被善待。当然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原因，因为湖南是正面抗战战场，也就是国民党作战的战场，如果是共产党的士兵，情形还是不同，他们的待遇是不一样的。

读库：在您寻访过的老兵中，他们对此的态度和回应是什么？

邹容：我印象很深的是一位湖南的远征军，他在边境打仗，之后就留在了腾冲。我们去采访他的时候，他精神特别好，特别开心。因为大家来问他这个事情，而且觉得他做了一件很荣耀的事情，他真的很开心，觉得自己受到了尊重。

但是第二年我们报社去回访的时候，老人就去世了。“老兵之家”团队的负责人也跟我讲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在我们的报道之后，他们后续做了大量更扎实的工作，也一直在寻访老兵。他们见到的很多老兵都会特别感激，觉得你们还记得我，你们居然还能够找到我做过这样的事，很激动。但是之后，这些老兵在很短的时间里，很快去世。“老兵之家”团队的负责人说，这让他感到很大的压力。

好像这些老人，他们可能自己也没有意识到，一辈子都在等别人的一个认同。士兵们保家卫国，按道理是个光荣的事情，不管当时他是怎么被卷进去的，他毕竟做了这个事。但因为他们是国民党的士兵，好像就不是光荣的事情，他们就只能憋在心里。谁都不来问，谁都没有说过一句，现在跑来一群人说“你们是国家的英雄”，他们是很感激的，好像心里突然就放下了一个包袱似的，很快就去世了。

他们好像一辈子，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在等一个什么东西。也许只是巧合，但可能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太多了，“老兵之家”的负责人说，他们有时候也很矛盾，既想去找老兵，给他们一个纪念章，对他们说：“你们做了这件事，我们知道，我们记得。”但是又怕跟他们说，因为觉得说了以后，这些老人很快就去世了。

读库：在寻访结束之后，对于那段历史和抗战老兵，您是否也有了自己的理解？

邹容：我的感觉是历史并非我们后人能够想象。我们可能更多的，要么会讲当时如何悲壮，要么会讲他们如何英勇。我们以后来者的眼光看待的时候，会聚焦到其中的某一个部分，尤其是那种可能更容易打动大家、折服大家、让大家钦佩的部分。当然这些东西本身也是存在的，能提示大家要记住他们是英雄。

但事实上，我自己亲身跟这些老兵接触时，我觉得他们就是作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他是平凡的人，在这场战争中，他不见得完全有很强的使命感，很神圣的家国信念，还有一些是无可奈何，只是被席卷到这种局面中。有些甚至是被迫的——如果我能够不当这个兵，我最好是不去。

其实家国情怀可能只是后人解读的一个角度，不是说没有，而是在他们身上是没有时时刻刻体现的。我记得跟他们聊天的时候，他们说的最多的不是，我恨的要死，我要多杀几个，更多的是说，“好难啊，打的好惨啊”。可想而知，在那种情形下，他们肯定是很害怕、很恐惧的。我觉得哪怕在战场上，他也会真的不想打这个仗，能跑就跑，这种人性中很本能、软弱、纠结的东西，在他们身上一定就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从这一点来讲，我觉得他肯定没有寻访他的人的那种感觉。寻访他的人势必想把他作为一个英勇者，而事实上对他来讲，他当时就是一个平凡的人被卷进去了，不管最后是出于什么。当这个事情过去之后，我觉得他不是要留下一个永垂不朽的名声，他可能想你给予他一点尊重。

他打过这个仗，如果大家都认为这个仗最后胜利了，他们为国家做了该做的事情，我觉得他们仅仅是需要大家对他们的这种认可。因为你要知道，尤其是在湖南地区，我们所寻访到的士兵，99.9%的士兵都是国民党士兵。接下来的内战之后，他们处于一个很尴尬的身份。

抗战胜利了，他们把日本人赶走了，这些士兵都应该是英雄，对不对？但国民党的士兵肯定不是，即使他只参加了抗日战争，何况很多人最后也是被迫又卷进内战。在这种情形下，他们的身份尤其尴尬，他们心里的感觉，很可能不是说“你要记得我”，他甚至都不存在“你要尊重我，尊重我做的事”这种念头，我觉得他连这种奢望都没有了。他就是希望你别来打倒我，你别把我拖出去枪毙了，别把我当成反革命，你最好别来注意我。

很多人一辈子都是很平凡的，很可能在他一生中最强烈的情绪，最壮烈的时期，就是打了这个仗。每年都有抗战胜利纪念日，那么他们心里是不是也希望被认可一句，“我也是打过那个仗的人”。我相信他们一定有着这种奢望。

读库：您希望能通过这份对抗战史和抗战老兵的记录传达什么？

邹容：我当时可能并没有想这么多。最开始只是简单的把它作为一个常规选题去做，做成什么样，我并没有去预设过。做的时候，我也没有说一定要传达什么态度和立场，我只是想尽量准确的记录下当时所看到的和他们所讲述的。

我对于抗战题材的报道，只是梳理出了湖南抗战史的一个轮廓，因为之前并没有这样一个系统性的梳理。遗憾的是，它还是不够精准。如果当时能投入更多或者持续去做的话，我觉得会更好。其实回过头来看，我自己还是有点惭愧的。

因为我觉得，做这样的题材，要有更好的学术素养和历史架构，要有学术上的严谨性，以田野调查的方式，可能会更有价值。我在学术上的训练是不够的，深入之后，又完全被这些我不曾了解的东西触动。虽然我努力做到谨慎和克制，但还是有一点情绪化。如果重新再去做这个题材，我觉得我会更严谨一些，更准确一些。虽然我当时已经在努力做到准确，但我知道是有缺失的。

作为记录者，其实我仅仅只是做了一个当时所能做到的记录，让大家知道曾发生过什么，记录下他们的名字和故事。但要说实际上怎么解决，不管是从经济上也好，还是从一个国家对老兵的认可也好，我觉得这一点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十五年过去，我们曾寻访过的老兵大都已经不在，每当想起这个事情，还是感到很遗憾。

后来，我的同事马金辉开始做抗战数据库，寻访了所有湖南还活着的老兵，给他们建立档案；还有“老兵之家”团队，算是非常持续和难得的民间团体，他们每年都会按名单进行募捐，把募捐来的钱和物资送给幸存老兵，这些都是民间实实在在做出的努力。

读库：您曾说过自己的历史观是怀疑，可以谈谈您的观点吗？

邹容：我觉得历史作为一个真相，本身一定是存在的，一定有一个真正的历史存在在那儿。只是很可惜，从后人的角度来讲，很难完全复原一个历史场景、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都只是一个解读。只不过这个解读，如果你非常严谨准确的话，能够尽量的接近一些真相。

我对历史永远存一个怀疑的态度。首要的一点是因为，在集体记忆下个体的失语。第二点是，每个个体都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视角，不同的侧面有不同的解读。即使是对个体的描述，也要千丝万缕地把它联系着来看。因为个人的叙述也有可能出错，需要坚实的历史背景作为支撑。此外，个体的身份、性情和所处的位置，都决定了他如何叙述。

我并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但我觉得历史是个多棱镜。现在的我不会轻易的做一个非黑即白二元化的东西，要认识到历史的复杂性和多面性，甚至是矛盾性。并不是他说的是错的，另一个人就是对的，可能他们本身就很复杂很矛盾。

读库：您记录下了很多未被记载甚至被遗忘的抗战老兵，这对您而言意味着什么？

邹容：我曾摘录过本雅明的一个描述：“他不会名列其上，当这场战役被载入史册之际。纪念无名之辈比纪念名人要艰难得多，但历史的建构就是要致力于对无名之辈的铭记。”回过头来看，我做了这个题材，要说对我的意义是什么。我想是能够以记录者的身份，记录下这些眼看着就要被席卷而去的无名之辈，他们就不会被历史完全淹没：这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意义的。

我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个老人叫刘湛霖，如果不记录这段历史，当刘湛霖死了之后，永远不会有人知道这个世界上有过一个叫刘湛霖的士兵，这个情形是很理所当然的。如果记录下来，又有幸不被时间完全冲刷掉，刘湛霖就不只是刘湛霖这三个字了，它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存在过的证明。

读库：记录本身有它的意义，记录下了这段历史，然后记录者们下一步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邹容：继续去过自己的生活，看生活把你带到哪里，你就再去接受生活带给你的东西。

努力以具体的事情抵抗虚无

读库：在您的记者职业生涯中，有哪些让您感到印象深刻的人和事？

邹容：我是1998年正式做记者，2004年来到《潇湘晨报》，也就是“湖湘地理”创立版面的时候。在我十几年的记者生涯里头，做抗战报道，是给我印象最深的一段时期。虽然其中的一些人，我可能不记得名字了，但当时的震撼和触动，现在想来是最强烈的。

除此之外，因为做“湖湘地理”板块，会去到湖南的一些角角落落。我曾经去过很多，自己当时就能够意识到，这可能是一辈子不会再来的地方, 遇到过很多可能不会再见到第二次的人。

有时，即使不是我的采访对象，我在路上碰到的人，如果他触动了我，我也会写在报道里头。我知道散落在世界上这样的人太多了，他很普通，但当你跟他打交道的那一刻，他活生生的出现，你能感受到他的情绪，他在日常生活里面的状态。

比如说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在很偏僻的两省边界的修路工，他可能日复一日的，每天重复一样的工作。我当时的感觉是，这样的人在世界上有很多，但假如你不走到这里来，你永远不会知道有这么一个人的存在，这很触动我。

我印象中特别深刻的是，我们去湘西采访的时候，经常会从集市上经过。有一次，我们的车子一晃而过，在菜市场旁边，一个光头男人，我现在都还记得他的样子，那时候是夏季，天气很热，他光着上身，端着一碗米粉热气腾腾的吃。有一些这样的场景，有一些这样的人，他不为你所知的，在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这种感觉让我印象很深刻。

读库：您之后为什么会从报社离职？

邹容：其实我当时从报社离职，是因为一个具体的采访事件。我原来一直在报社的湖湘地理工作室任职，每周会出一期8个版的小开本，带有一点周刊性质。那次，我们做了一期关于尘肺病人的报道，记者去做了严谨的采访，成稿回来，我们都是很认真地对待，觉得可以发一期，也已在印刷。结果突然不知怎么，我被通知停印。

报社担心尘肺病人是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就把报纸撤下来了。那大概是“湖湘地理”创刊以来，第一次没有按时出现在报刊上。我当时很生气，因为也跟总编辑沟通过，争取过，但都没有得到回应。我现在还保存着那八个完整的，但没印成的专题版面。

事实上“湖湘地理”的报道，属于自然和人文交叉的领域。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不会直接触碰某个社会问题。我也不会特意找很敏感的社会题材，放到地理报道领域，但如果我碰到了，正面涉及到了这些社会问题，我就是不想回避。

那次我们做尘肺病人的报道，并不是把它作为一个社会题材，因为尘肺病的发生背景跟地质污染有关系，我们是从地理角度去切入。你遇到活生生的那些人，他的境遇会变成他的遭遇，他要怎么治病，他为什么会被拒绝……这势必就变成了一个社会现象，而且是令人难以接受的。

我在编辑、看稿的时候，也会意识到这个问题，知道这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题材。但因为当时国内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不能做，媒体也没有把这个选题列为雷区，所以我们的判断是，所有一切成稿都基于准确的事实和数据，比较警惕和谨慎，不特意煽情或批判。

再回过头来审视这些的时候，我只能说，我曾经很尽心尽力的做到了自己能够做的。

读库：为什么离职后会决定去美国学习护理专业？

邹容：有一些个人方面的原因，也有一些机缘巧合。从本质上来讲，我是一个对社会议题和社会现象很有感触的人，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和看法。但我又不是那种很激烈的战斗型的人，有时会陷入一种虚无。就像我做记者时，我不会主动说一定要找一个社会不公平的题材去做。但如果我碰到了，我就不会去回避。

具体的事情不会带给我无力感，可能当一些事情抽象化后，会让人感到虚无，让我的生活变得有点不知所措。写作是我的爱好，但性情决定了我没有把写作当成是终身职业，或者以写作为生，我想把自己从这种虚无感里面拽出来，去学习一个具体的技能。

护理是个我喜欢的技能专业，能够谋生，也可以直接帮助到人，能做点实际的，救死扶伤的事情。再加上我对无国界医生组织和临终关怀很感兴趣，所以我想学习一个能真正帮到人的技能。

读库：您现在还有在写作吗？

邹容：我在申请护理专业之前，有修一门课，需要去老人护理中心实习。在那里我接触到了很多失忆的、老年痴呆的、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在实习结束之后，我写了一篇很好的报告。

那篇报告带给我的感受是，我在做一个我很想做的事情，同时观察到了一个现象，我很想把它写出来。如果将来我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会把我经历的或者是我接触到的人和事写出来。对我而言，它可能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技能，也会给我提供另外一个观察社会和人生的角度。

不用特意去做一个什么规划，我总觉得当你的经历和你的思考达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也许就会有写作的冲动。希望我会保持那种写作的冲动。

本文受访者邹容在寻访一四零师公墓，位于南岳忠烈祠东岗。

南岳忠烈祠内的安亭战役纪念碑，其上记录战役过程的碑文尽被凿平。

2005年，南岳忠烈祠，六十师残墓中的遗骸，坛身文字仍清晰如初。

2005年8月1日，芷江机场已成为一片辽阔草地，还保持着几十年前用于碾轧机坪的石磙。

邹容在湘西凤凰县扭光村采访当地苗族居民。

探访中越边境墓地。2009年，邹容在北京涵芬楼读库分享会曾提及抗战题材后会回访中越战争，他们已走过中越边境线的21座墓地，但最终没有成稿。

这是邹容在“湖湘地理”搭档最久的司机徐向东。他安全地带采访团队走遍了地理报道所有的目的地。在中越边境线上看了很多座墓地，大家心境沉郁。幸有青山。

邹容（左一）在美国社区大学艺术博物馆做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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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邹容

采访整理：田玥

原标题：《为无名之辈立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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