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鱼可捕、补贴退潮，近海渔民寻出路

巨额燃油补贴加速了中国近海渔业资源的枯竭，在WTO渔业补贴谈判背景下，它的终结不再遥遥无期，这也意味着中国近海渔民正被迫面临转型。

渤海湾，因新冠疫情沉寂了几个月的天津中心渔港码头在暑假重新迎来了游客，渔民刘翠波站在崭新的渔船前送走一拨客人，预定出海的电话又一拨拨地响起来，“几个月人给都憋坏了。”他提高了声调，听得出来，心情不错。

56岁的刘翠波高中毕业就做了渔民，30几年来，前20几年打鱼，2013年开始转向休闲渔业，带客人出海，体验渔家生活。

2011年，他出生的渔村拆迁，高楼在码头前一栋栋矗立起来，家家都搬进了楼房，村里的渔船从鼎盛时的160来艘，萎缩到现在的30来艘。在天津153公里的海岸线上，大大小小的渔村就这样逐一消失不见。他认识的渔民，或是卖了船上岸，或是像他转身休闲渔业。刘翠波告诉中外对话，转型是生活所迫，渔业资源不断萎缩，养船的人越来越多，捕捞空间不断缩小。

根据《中国渔业统计年鉴》，2008年渔业人口中的传统渔民有755.95 万人，2018年传统渔民下降至618.29万人，十年减少了130多万人。 

中国是世界海洋捕捞量最大的国家，1995年开始，每年的近海捕捞总量都超过1000万吨，但渔业专家建议的最大捕捞量为800到900万吨，长期超额捕捞导致近海渔业资源走向衰退。

为了保护渔业资源，同一年开始，中国在渤海、黄海和东海渔区实行伏季休渔制度，在鱼类的关键生长和繁殖期，关停渔业生产，使鱼类等有足够的生长和繁殖时间。2017年后，休渔期被进一步延长，部分地区休渔期长达四个半月。

渔业资源匮乏，休渔政策逐步升级，从2015年起，中国政府也开始逐渐减少助长了过度捕捞的燃油补贴。此外，为了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保持一致，世界贸易组织（WTO）也正力图在今年达成关于禁止有害渔业补贴的协议。中国渔民已被迫踏上转型之路。

各寻出路

回到十几年前，一批渔家乐在天津滨海兴起，刘翠波见那些来吃新鲜海味的客人对他的渔船也很感兴趣，就改造了自己的木船，增加休息区，上半天去打鱼，下半天带人出海，这样一来，收入增加了，也更稳定。

在他的印象里，那时打鱼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成不了渔汛，现在勉强能成渔汛的只有皮皮虾。“他说，能力强的渔民还能赚一些钱，能力弱的养船都费劲。现在人们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出来玩的人多了，休闲渔业大有可为。

客人们拼团出海，每人200块钱，一次可以拼12个人，可以品尝渔家饭。这几年好的时候，年收入能达到十到二十万。

当地政府也在引导渔民转型，创办了海钓节，打造蓝色海洋旅游带，海钓成为其中的特色之一。

2017年，天津要求加强对休闲渔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统一改造休闲渔船。刘翠波随后投资了几十万，将木船升级成现在的白色钢制渔船，打算要好好发展休闲渔业。

为了扩大客源，他琢磨了不少办法，像年轻人那样拍短视频，教客人们烹饪海鲜。他成了渔民里的“网红”，不仅和许多客人成了朋友，还有人慕名去坐他的船。

与许多后来者比较，他庆幸自己转型转得早，如果现在想入行，不论是资金还是行政审批的门槛都更高。“想转也转不了了。”

渔民刘翠波和他的新渔船 （受访者本人提供）

辽宁丹东51岁的渔民高明军，曾经做了20多年渔民，五六年前也彻底改了行，但去向与刘翠波不同——养殖沙蚬子，船和证书都上交国家注销处理了。

养殖初期投入很高，高明军和其他八九家渔民一起，每家凑了五六十万，一起租了2000亩的滩涂。沙蚬子生长周期大概在两年半到三年，高明军说刚开始养的几年还挺赚钱，平均下来一年能赚二三十万。

过去他出海打鱼，算上三四万的油补，一年也只能剩下几万块钱维持生计。如今转养殖，收入增加了，也不像出海那么累。合伙的几家渔民一起买了一条船，用于海上看护。

当地转产的渔民，除了养沙蚬子，还有养对虾、海参的。但沙蚬子不需要格外买饵料，靠食用海里的浮游生物就能生长。

虽然不用辛苦出海，高明军要去滩涂看苗、联系客户，整天也不闲着。养殖有风险，也要应对赤潮、台风、病害等。

但是好景不长。高明军说，头两年行情还挺好，但从去年10月份，沙蚬子价格就下来了。他不清楚原因，猜想可能因为养殖沙蚬子的人越来越多，市场饱和了。

今年遇到疫情，销量进一步降低，苗种价格却又变高，高明军对养殖前景并不乐观。

但滩涂合同签了三年，不乐观也得干。4月下旬疫情刚有好转，他又动身去福建进苗了。他准备等合同到期再看看行情，实在不行，就扣大棚种草莓，丹东草莓也是当地的特色品牌。

生计随补贴沉浮

浙江象山渔民蒋夏良记得，2008年奥运会前后，他周围80%的渔民都挺不住了，打鱼一年到头也赚不到钱。高涨的燃油费，让渔民们雪上加霜。

据《2008年全国渔业统计情况概述》，2008年上半年，国内柴油价格突破7000元/吨，油价涨幅达22.5%，部分沿海重点渔区亏损渔船达30%左右。于是中央财政加大了渔业燃油补贴力度，增幅达到133%。

蒋夏良估计，身边大概30%的渔民都是靠油补熬过来的。中国渔业燃油补贴从2006年开始实施，他记得，2014年是补贴力度最大的一年，他的船270马力（约合199千瓦）拿到了30万元。

2013年7月31日，福建漳州浯屿岛的一位年轻船长在自家船舱准备次日的开渔庆典。  蒋亦凡 摄

从天而降的燃油补贴有效缓解了渔民生计压力，却也带来了新问题。2015年，中国财政部和农业部发布通知称，渔业油价补贴资金刚性增长，造成了渔业对油价补贴的严重依赖。

补贴刺激了机动渔船数量增加，高强度捕捞加剧了渔业资源衰竭，这是在全球长期受到关注的议题。2001年，世界贸易组织就开始探讨减少渔业补贴。

中国的渔业补贴种类多样，燃油补贴是其中最大一部分。中国财政部和农业部在上述通知中宣布，力争到2019年，将国内捕捞业燃油补贴降至2014年补贴水平的40%，支持捕捞渔民减船转产。

2014年领到30万油补的蒋夏良，2019年只领到12万。今年57岁的他从小在海边长大，15岁开始养船。他没想过自己该如何转行，干了一辈子渔民，“就像农民一样，种地种惯了，转不过弯了，像火车在轨道上一样一直往前冲，不跑不行”，他如此说道。

救命补贴逐渐退潮，渔民越来越多正考虑转行。辽宁丹东东港地区从业26年的渔民王新元就是其中之一。

王新元今年46岁，他有两个选择，一是去给非洲远洋船当船长，一个月工资两三万。但他担心万一在非洲得了病，没法及时治疗，而且一去就是两年，途中如果因为什么原因回来，可能拿不到工资；另一选择是在辽宁沿海的海洋牧场做看海护滩的船长，一天24小时在海上，一个月回家两三天，一个月可以赚上七八千块钱。

2016年，王新元置办了一条150马力的大船。有船得有证，如果买一个与马力相匹配的证书，大概要花五六十万。和当地很多其他船主一样，最终王新元花了约10万元买了一个12马力的小船证书，试图打制度的擦边球。不过却也因此，他只能享受12马力船只的油补，这两年每年拿到9000块钱。

满怀期待置办了大船，王新元面对的现实是，行业愈发不景气，人员开支又让他苦不堪言，船员工资和保险都在上涨。

他告诉中外对话，船员保险此前每人每年保费2250，保额30万。当地个别渔船违规造成船员死亡事故，给政府造成监督和赔偿等系列问题。从2019年秋天，当地强制要求船主把船员保费提高到5250元，保额70万。王新元雇了两个船员，这样一来每年要承担上万块的保费。

丹东地区每年夏季休渔期4个月，保险公司不承担责任，冬季有两个多月的冰期船出不了海，为了剩下五六个月交5250元的保费，王新元觉得太高了。

2013年8月1日，休渔期结束，福建漳州浯屿岛的一艘渔船起锚开渔。  蒋亦凡 摄

捕捞如何永续？

渔业补贴正在退潮，但近海捕捞仍将延续。那些最终留下来的渔民，该如何使渔业资源永续？

高明军要去进苗的福建，正在进行一场海洋渔业试点改革——“限额捕捞”。休渔未能阻止渔业资源不断衰退，中国渔业在尝试改变管理方式，从而实现“减量增收”。

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海洋渔业项目专员李薇向中外对话介绍，自2017年浙江和山东打头阵开始，目前沿海各省都已经在进行限额捕捞试点。

中国的《渔业法》将限额捕捞作为一项基本渔业制度，通俗来说，让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以此保证渔业资源可持续发展。国家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再把它分配到渔船上。

可是，由于缺少连续的资源调查，因此缺少渔业资源数据，这让设定总可捕捞量面临困难。

而至于限额的分配，李薇介绍，“现在的捕捞渔船数量太大，如果按照科学制定的可捕量进行分配，那么每条船只会分配到很少的量，甚至几乎无法分到，这对渔民的生计会造成压力，所以实施限额捕捞的同时必须压减渔船数量，帮助渔民转产。”2017年初，农业部提出到2020年，基于2015年控制数减少机动渔船两万艘、功率150万千瓦。这意味着，如果目标实现，到2020年底中国仍有18万余艘海洋机动渔船，总功率超1000万千瓦。

李薇还提到，中国近海渔民作业往往是多鱼种捕捞，即渔获中包括多种鱼类，而中国目前也尚未严格控制渔船的生产海域，这让通过渔船历史捕捞数据来确定谁有权得到配额会比较困难。

这些仍处在初期的试点项目，旨在对捕捞活动进行监测并收集数据，这包括督促渔民填报捕捞日志、规定定点上岸和定点交易，尝试制定可捕量等，但目前实施进展各省不一，在取得经验的同时也存在问题。李薇表示：“限额捕捞的监管成本很高，涉及一系列监管理念和模式的深度转变，推行的过程需要很多资源的支持”，这些资源涉及财政、行政、科研，乃至公共传播与教育。

渔民无疑是这些试点的核心。李薇说，由于还在起步阶段，中国目前被纳入试点的渔业资源暂时还只是海蜇、虾蟹和贝类这几种一、两年生海洋生物，加入试点的渔民数量也还不多，每个省不到一百条渔船。NRDC项目组在对浙江和福建的研究中发现，由于限额定得比较宽松，虽不至于影响渔民收获，但也尚未形成市场溢价增加他们的收入。在燃油补贴减少的大背景下，这些渔民一方面需要在紧张的生产中记录捕捞日志，一方面要服从定点上岸和定点交易的规定，因此并不容易，仍然处在“配合管理部门工作”的阶段。但李薇认为，这个过程是必由之路，意义将是深远的，“因为通过限额捕捞，我们终于有了一个抓手去维护近海渔业的生态平衡。许多国家在成功实施限额后，不仅资源恢复了，水产品的质量和价格也更高，整个捕捞行业的利润显著增长,最终受益的还是渔民。这就是一种眼光长远的减量增收”。

渔业资源恢复有待时日，谁能留下亦未可知，但对很多渔民来说，转型已经迫在眉睫。

（文中王新元为化名。作者于亚妮为自由撰稿人，关注环境议题。本文采写得到环保组织中外对话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