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上海书展｜辛德勇：秦始皇父亲的阳历年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8月14日在上海书展“西边的太阳——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活动中的讲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

感谢大家放弃周末和家人、友人团聚的时间，来到这里，和我交流，听我讲述我刚刚在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书《辛德勇读书随笔集》。

这套《读书随笔集》，包括六个分册。这六个分册的书名分别为《读史与治史》、《版本与目录》、《天文与历法》、《金铭与石刻》、《史事与史笔》，还有《正史与小说》。讲的都是我读书过程中的心得和感想，当然还有写书的旨意和思索。

尽管这些书的篇幅都不是很大，都是名副其实的“小书”，可小书毕竟也还是一本书。一下子出了这么多本书，今天，在这里，我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向大家一一介绍书中的内容的。那么，就干脆转换一个视角，由这套书中《天文与历法》这册书的主题出发，给大家讲讲中国传统历法中不大受人关注的一个侧面，也就是古代“阳历年”的问题。

我并不是古代天文历法研究的专家，之所以会谈论一些这方面的问题，完全是由于自己读古书时遇到相关的问题读不懂，怎么想也想不明白，这当然会影响我做研究。那么，怎么办？这办法，孔夫子早就告诉我们了，“思而不学则殆”，不能光这么拍着脑门想，得去学。于是就现学现用，多少学得一些皮毛的知识，粗略知晓一些天文历法的原理。

不懂就学。学东西，学知识，这并不是什么很特别的事儿，我们每一个人从生下来就都在不断地学。读书，就是现代社会学知识最重要的途径。各位朋友来到这场盛大的书展上来，就都是想要找到更喜欢、更需要的书，以让自己学得更好。

《天文与历法》

好，那么问题又来了——怎样才能学得更好呢？孔夫子在讲“思而不学则殆”那句话之前，还讲了一句更有深度的箴言——“学而不思则罔”，就是你得一边学，一边动脑子去想。可以说，这本《天文与历法》就是这样思索的结果（这套《读书随笔集》中其他那些分册，也是这样思索的结果）。其特点，是密切结合像我这样的外行在读古书过程中经常遇到的具体问题。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很多朋友同样会感到困惑的问题，而在那些专业性很强的古代天文历法著述中往往找不到现成的答案。

这本《天文与历法》里已经想到的那些思索，我想感兴趣的朋友大家自己去看好了。今天，我想在这里和大家谈一谈这次来上海之前刚刚想到的一件事儿。

这件事儿，是我在翻看《吕氏春秋》时偶然想到的。《吕氏春秋》这部书，由三大部分构成，这就是所谓“八览、六论、十二纪”。《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其中每一个具体的部分，都是以一个月份开头，从“孟春之月”一直排到“季冬之月”。这部分内容，当然也可以统称之为“十二月纪”。春、夏、秋、冬谁都知道说的是季节，而即使没看过多少古书，知道《仲夏夜之梦》的朋友，大多也都明白，这按照孟、仲、季排列的，是春夏秋冬各个季节之内月份的次序。

元至正嘉兴路儒学刻本《吕氏春秋》（据《国家图书馆宋元善本图录》）

问题是《吕氏春秋》中的这“十二月”是个什么样的月份？顾名思义，“月”在历法体系内的本义，当然应该是出自月球环绕地球的运行周期，也就是这一个周期所经历的时间长度。但大家看看我们现在行用的所谓“公历”——实际上是西洋的历法，就会很容易明白，出于某种特殊的原因，人们是可以硬行把“月”的历法涵义规定得脱离开这个周期——只是大体上还保留这个周期的时间长度就是了。大家想一想，是不是这样？人们再也不能根据“初一”抑或“十五”来琢磨去该约会情人，还是该去杀人放火了。

那么，大家一定想问：那把这“月”整得这么别扭干啥？像中国传统历法那样的月份有多好：知道了日子，足不出户也都清楚天上的月亮有多大。可那些西洋人的眼睛也绝不比中国人小，也都看得见月亮有圆有缺，他们为什么不像中国的先人一样做？

这是因为要是像中国先人那样把这个“月”过明白，就再也过不好年了。在这本《天文与历法》里，有一篇文章，叫《这猪年可怎么过》，就谈到了这方面的问题。历法中“年”的本义，是指地球绕日运行、亦即太阳视运动一个周期所经历的时间长度，而这个长度不是月球绕地周期的整倍数——十二个“月”则不足一年，差个零头；十三个“月”，就会溢出于一年之外更多。要想“年”既好过，“月”也能过个明明白白，那是白日做梦，是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中国的先人为了过明白“月”，就不得不放弃了“年”的完美性，结果整出个二呵呵的“中国年”——硬是把好端端的一个“年”分成两种过：平年十二个“月”，短一小截；闰年十三个“月”，又长出一大段。大家来看看这“二”不“二”，这不是“二”又是什么？在古时候中国人的观念中，月亮性属阴，所以这种二呵呵的“年”又被称作“阴历年”。

西洋人的脑筋就没这么转。他们要“年”不要“月”。“月”虽然跟中国的“平年”相当，也是设置了十二个“月”，可是彼“月”非此“月”：第一，其时间长度与月球绕日周期脱节，只是大致相当而已；第二，每个“月”内具体的“日”同所谓“月相”、也就是月亮的盈亏变化毫无关联。

西洋人这样做，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们太喜欢躺在地中海边晒太阳了——同地球绕日周期、也就是太阳视运动周期相吻合的“年”，才能体现一年当中每一天获取太阳能量的多寡。中国人以为太阳性属阳，所以就把这种洋年称作“阳历年”。

中国人虽然以“白”为美（要不怎么会有“白富美”的普世追求，而且“白”还是第一位的目标），怕晒，可我小时候满大街上还都回荡着“万物生长靠太阳”的歌声。这说明了什么？说明晒太阳是从人这种动物到人种的庄稼这些植物所必须的能源获取形式，所以，也需要遵循太阳视运动的规律，也肯定需要体现阳历年的“阳历”，也就是像所谓“公历”那样的历法。

2016年冬至那一天，我在北京大学做过一个讲座，题目是“话说二十四节气”，讲稿就收录在这本《天文与历法》里。所谓“二十四节气”是个很通俗的糊涂叫法，它本来的名称是“二十四气”。哪一天，我谈到，所谓“二十四节气”被无知者或是有意神秘其事的人讲得神乎其神，其实说透了，它体现的就是同现行公历一样的阳历年。这“二十四气”又可以合并成“十二节”，这么一看，它就同划分成十二个“月”的公历更相近了。

以这样的认识为背景，再来审视《吕氏春秋》的“十二纪”，一个比“二十四气”或“十二节”更加清晰的阳历年，就忽地呈现在了我的面前——这首先是因为把“二十四气”或“十二节”视作阳历年，这只是我从性质上对它的认定，而不是古人固有的说法，可《吕氏春秋》的“十二纪”，是既明确称“岁”，又把这一“岁”分成十二个“月”。需要说明的是：这个“岁”字的狭义用法，正是古人称谓阳历年的专用术语。

对于大多数不了解古代天文历法知识的人来说，《吕氏春秋》的具体记载，从表面上看，似乎有些凌乱，骤然之间，人们不易把握其要领。下面我用表格的形式，将其要点摘录于下，并同时附列《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中约略与之相同的记述。一般认为，这两项记述都是转录《吕氏春秋》“十二纪”的内容。比较其间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清楚地体会“十二纪”的性质以及后人对它的认识。

下面我来给大家逐项分析这个表格。

第一，先来看春、夏、秋、冬是什么意思。

我说这话，大家一定觉得我太啰嗦，一年到头，寒来暑往，春、夏、秋、冬就是四个季节的名称，这谁都知道，还用我再多嘴说啥？现在的春夏秋冬你或许知道个差不多，但我在这里谈的是古代的情况。我想，我们在座的各位朋友，还有那些没来这里听我讲的人，绝大多数，还真的并不清楚古书上记述的春夏秋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古人所说和古书所记的春、夏、秋、冬，实际上有两重涵义。

其第一重涵义，是稍微多读过一点儿古书的人就能感觉到的，那就是四季的顺序是从大年初一开始往下数，正（一）、二、三月为春季，四、五、六月为夏季，七、八、九月为秋季，十、冬（十一）、腊（十二）月为冬季。不过前面已经说过了，一年可不一定只有十二个月，因为隔三差五地就要再另外“闰”（多）出一个月来，这样一年就成了十三个月。那这多出来的闰月是在哪个季节呢？赶哪儿算哪儿。

这样的四季，你初看好像也不错，特别是史官纪事，或“春正月”，或“秋七月”，就是闭着眼睛胡写也写不错。可万一朝廷把你革职下放去种地，情况就不那么乐观了。前面我已经讲过，不管你一年是十二个月，还是十三个月，这个二呵呵的“中国年”都无法同地球绕日周期、也就是太阳视运动的周期相吻合，这就造成了每一个月份内特定的日子，都无法同太阳视运动轨道上特定的点相对应。

季节的要义是以温度为核心的气候变化和差异，决定地表温度最关键的因素是当地从太阳那里获取热量的多少，而这个或多或少的热量变化，则主要取决于太阳视运动运行到了哪个地方。这样大家就会明白，在这个二呵呵的“中国年”里，一年四季的变化也是稀里糊涂地说不清的事儿。

但人和社会有些活动却不能这么稀里糊涂地做，于是就有了另一套被称作“四时”的季节划分。所谓“四时”的具体名称虽然也是春、夏、秋、冬，可此春夏秋冬非彼春夏秋冬，这就触及了春、夏、秋、冬的第二重涵义。

“四时”中每一时的开始时间，都与前面所说的“四季”不同。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讲述说，“立春日，四时之始也。”春、夏、秋、冬这“四时”启始于春，所以司马迁说立春是“四时之始”，这当然是讲“春时”是从立春这一天开始算的。谈到这一点，我们一定要先知道司马迁讲这个“四时之始”的前提，是把这“四时之始”当作“岁始”的一种提出来的。所谓“岁始”，在广义上虽然也可以是指一个“中国年”的开始，但要是每一“岁”都从立春这一天开始，它指的就只能是前面讲过的那个狭义的“岁”字，也就是古人称谓阳历年的专用术语，即只有上一“岁”固定结束于立春前一天，下一“岁”才能固定地从立春这一天开始。这样一讲，大家也就明白了，“四时”只能存在于阳历年体系当中，或者说它是对阳历年的时段划分。《尚书·尧典》所说“四时成岁”，讲的就是这个意思（案今本《尧典》在“四时成岁”前衍有“以闰月定”四字，这应是后世完全不懂天文历法的人添入的错话。“闰月”是那个“中国年”体系里才有的东西，同“四时”毫不相干）。

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讲，“四时”的标准状态，是仲春春分，仲夏夏至，仲秋秋分，仲冬冬至。这种标准稳定存在的前提，当然也不容有闰月存在，必须周而复始地每一“岁”都同一个样。这种状况，当然也只能存在于阳历年中。

我们看上面表格中仲春之月和仲秋之月的标志性天象“日夜分”，仲夏之月的天象“日长至”和仲冬之月的天象“日短至”，正与春分、秋分以及夏至、冬至相对应，完全符合司马迁讲述的情况从而可知《吕氏春秋》中的这春、夏、秋、冬，指的正是阳历年的“四时”而不是“中国年”里的四季。

第二，再来看这个表格中“日在某”、“昬在某中”、“旦在某中”这些内容。

这里我用“某”字替代的那些奇怪词语，都是二十八宿的名称。若是有人对二十八宿实在陌生，那么，我们在座的年轻的朋友一定都知道黄道十二宫——黄道十二宫是西洋天文学里的术语，指的是黄道上的十二组恒星，二十八宿则是中国古代的天文学术语，指的是黄道和天赤道附近地带的二十八组恒星。不管是西洋的黄道十二宫，还是中国的二十八宿，它们都有一项共同的功能——这就是给人们观测和记录天体的运行提供坐标。因为这些恒星是天体运行过程中不动的背景。

古人观测地球围绕太阳的公转，实际上是观测太阳的视运动，其参照的背景，就是这些二十八宿。由于地球本身自转的关系，人们在不同时刻看到的特定方向上的二十八宿是变化不定的，所以必须规定出每天特定的观测时刻，才能比较所见二十八宿的不同。古人一般是选取昬、夜半和旦这三个时刻。表中“日在某”，是指夜半时刻南天正中所见二十八宿是哪一宿；同理，或昬或旦在“某中”，指的就是天刚黑和天亮前这两个时刻观测到的南天正中的星宿。

《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中从孟春之月到季冬之月的这十二个月，既然都与特定的星宿相对应，长此不变，那也就意味着这十二个月绝不可能是那个二呵呵的“中国年”的月份，它们只能属于一种阳历年。

另外需要附带予以说明的是，《淮南子·时则》在对应位置上改用的“招摇指某”，是以北斗星的斗柄在一天中特定时刻（一般是指“初昬”这一时刻，这也就是《吕氏春秋》所说的“昬”时）的指向来体现太阳视运动的位置变化。招摇本指北斗第七星，也就是斗柄最外头那颗星，在这里说“招摇指某”，也就是讲斗柄指向哪一个方向。至于那子丑寅卯等十二地支，专门的术语称作“十二辰”，是人们对地平圈十二等分后给每一个刻度所标示的名称。斗柄所指十二辰的位置，周而复始地在一个阳历年内经历一个周期。所以，《淮南子·时则》的“招摇指某”，同《吕氏春秋》“十二纪”以及《礼记·月令》中用二十八宿标示的太阳视运动位置一样，体现的也是基于地球公转周期的阳历年。

第三，同上述星象类似，表格中另一项间接具有天文学意义的内容，是诸如“东风解冻，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候雁北”之类的记述。

这些内容，用现代的学术术语来表述，讲的都是“物候”。所谓“物候”，也就是在特定气温等环境条件下所出现的自然现象，其中像动植物生命状态这样的生物现象，占据着很大比例。影响这些自然现象的最根本性因素，基本上都是气温，而如前所述，决定气温变化最关键的因素，是太阳视运动位置的变化。所以，这些生物现象等仍然是同太阳视运动过程中所处的特定位置具有直接的对应关系，它所体现的天文历法意义，同前述星宿指标是相同的。《吕氏春秋》特别列出这些内容，同样说明它所记述的“十二月”只能是阳历年的月份。

除了这些系统性的记录之外，《吕氏春秋》各月之下还有其他一些零散的记述，也谈到了类似的物候现象。如于季春之月“乃合累牛腾马游牝于牧”，用现在通俗的大白话讲，就是给牛马配种。这配种当然是要以牛马发情为前提，而牛马等动物在每一年中的发情时间都是特定的，与之对应的也是阳历年里特定的月日。

第四，“十二月纪”末尾在季冬之月下记述有一段总括性的话：“是月也，日穷于次，月穷于纪，星回于天。数将几终，岁更始。”这等于直接讲明了这十二月的阳历年属性。

“日穷于次”的“次”，是“十二次”。古人把天赤道带均匀地十二等分，其每一个刻度，就是一次，合称则为“十二次”。具体地讲，这里所说“日穷于次”，就是指太阳视运动逐次走过了所有十二次，完成了一个轮回的周期，而这个周期正是阳历年的一年。

星占图上的阳历年

“月穷于纪”这句话，乃是直接对应于《吕氏春秋》“十二月纪”文中从“孟春纪第一”直至“季冬纪第十二”这一个“纪”接一个“纪”的排列，把这一个“纪”接一个“纪”都经历过了，故云“月穷于纪”。

郑玄注《礼记》，把《月令》这个“纪”字解作“会也”。东汉人高诱在注释《吕氏春秋》时，由此进一步引申，谓“月遇日相合为纪。月终纪，光尽而复生曰朔，故曰月穷于纪”。这显然都是把《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月”理解成了一般朔望月意义的“月”，也就是二呵呵的那个“中国年”里的“月”，可《吕氏春秋》的“十二月纪”讲的是阳历年的“月”，此说显然不通。

一定要从天文意义上追求这个“纪”字语源的话，我理解，它是源于十二次中的“星纪”。十二次诸次的具体名称，依次为星纪、玄枵、娵訾（又写作“娵觜”）、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星纪”是这十二次中起首那一次，而“星纪”者，即诸星之序也，“十二月纪”从“孟春纪”到“季冬纪”那一个接一个的“纪”，正是一个星宿接着一个星宿走过来的，因而可以用“星纪”的“纪”字来代指这十二次诸星。

“星回于天”这句话，讲的是同“日穷于次，月穷于纪”一样的意思，观察太阳视运动所参照的背景，就是以二十八宿为代表的漫天恒星和以十二次为刻度的标记方式，现在转满了一圈，经历了周天恒星一个遍，新的轮回即将开始，一个阳历年、也就是一“岁”也就过完了。

“数将几终”的“几”，是“几乎”或“近乎”的意思，用更白的大白话讲，就是差不多、很接近的意思。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是因为只能如此，永远也达不到那个完全等同的数——这是指一“岁”、也就是一个阳历年的天数，这也就是我们现在常用的那个约数365又1/4天。用365天则大约少那么1/4天，用366天就会大约多那么3/4天。《尚书·尧典》所说“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讲的就是三百六十六天的阳历年。

通过对《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上述内容的分析，我们可以确切无疑地认定，它表述的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阳历年。反过来看，也只有明白了《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阳历年性质，才能更为清楚地理解“十二月纪”的内容；也只有这样，才能读懂《礼记·月令》和《淮南子》的《时则》篇。

那么，《吕氏春秋》载述的这种阳历年取的是多少天呢？参照《尚书·尧典》的记载，我想也应该是366天。关于这个问题，需要从《吕氏春秋》十二月的设置谈起。

按照我的初步推测，其情形应大致如下：

（一）孟春之月始于立春之日。《吕氏春秋》“十二纪”载述的既然是一个阳历年，它所记述的十二月，自然要像现在的公历一样，同月相、也就是月球绕地的周期完全剥离。另一方面，如前文所述，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里讲，立春是一岁和四时的始点，因而它就也应该是孟春之月的元旦第一天。

现今中国民间所说人的属相交替于立春这一天，也就是说立春才是一年的开始，其实就是源自《吕氏春秋》“十二纪”表述的这种年。

从另一角度看，作为一种历法，这也就是命相家所讲的“干支历”——后世民间通常只是把它用于算命。所谓“命相”之学，给人推算出的社会命运虽然并不可靠（当然也有“算”对了的，但那是概率问题，你随便怎么说都会有说对的时候，只是有多大概率就难说了），但若是命相师真的依法去推算，依据的就是这种每一年都是十二个月的“干支历”，运算的历法原理，实际上是非常科学的；若是从今天外来的公历这一点看，也是非常“西化”的。所以九斤老太太们完全没有必要对年轻人玩玩黄道十二宫那套把戏太看不惯。

（二）由立春是孟春之月元日这一情况类推，所谓“四立”之日中的另外“三立”，即立夏、立秋和立冬也应该分别是孟夏之月、孟秋之月和孟冬之月的首日。

（三）季春之月下的“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孟夏之月下的“行之是令，而甘雨至。三旬”，季夏之月下的“行之是令，是月甘雨三至。三旬二日”，孟秋之月下的“行之是令，而凉风至。三旬”，仲秋之月下的“行之是令，白露降。三旬”，季冬之月下的“行之是令，此谓一终。三旬二日”，这些旬日之数，都应该是当月的日数。可综合列表如下：

前人注释《吕氏春秋》以及《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诸说纷纭，但都没有能够看破这一点；至少我没有看到有人清楚指出过这一点。

不过我们现在看到的《吕氏春秋》的记载，显然很不完整，而且从《礼记·月令》和《淮南子·时则》的情况来看，其缺文由来甚久，现在已无从订补勘正。现在大致可以推断的是，绝大多数月份的日数应该是三旬，也就是三十天。若一“岁”12个月都像这样只有三十天，总计三百六十天，那么这一“岁”之中就应还有一些30天以上的月份，以容纳那六天零头。

在当前所见的文本中，其夏时的最后一个月季夏之月和冬时的最后一个月季冬之月，都是32天。这样，还差两天，不知是列在哪一个月里。今传世文本所记诸月旬日，容有舛讹，若是这样，也就更难从中找寻到清晰的规律，以事推究。若是假定现行文本中残存的这些诸月时长的旬日都准确无误，那么，我勉强可以做出的推论是，另外两天有可能是列在季秋之月，即这个月也是32天。不过我从小就不会算数，而这一问题实际上比在这里谈到的似乎还要复杂很多，对这一说法实在没有多大自信。

这样的月份，特别是32天的季夏之月和季冬之月，同后世“干支历”中那种依据“二十四气”所划定的月份明显是有所差异的。这意味着完整的“二十四气”，也就是所谓“二十四节气”还没有形成。在这本《天文与历法》中，我有文章推测，“二十四气”的形成时间，是在秦始皇吞并六国之初，应该是这个暴君作为控制天下的手段而推出的。

即使不考虑我最后谈到的各个月份的具体时长状况，通过前文的论述，我想大家也应该能够相信，《吕氏春秋》“十二纪”载述的是一个纯正得不能再纯正、或者说地道得不能再地道了的阳历年。《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门客撰著的，而《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得十分清楚，这位吕不韦正是秦始皇帝赵正的生身之父，所以我才会在这次讲演的标题上写明，这是一个属于秦始皇他爹的阳历年。

不过这样的阳历年显然不是出自吕不韦的创制。《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王政十年，这时已经进入战国的末期。比这再早，《尚书·尧典》里记述的那个“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的“岁”，乃以“四时”组成，当然也应该是同样性质的阳历年，而这就是《吕氏春秋》“十二月纪”的渊源。吕不韦不过是组织门客把它写入了《吕氏春秋》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吕不韦为什么要这么郑重其事地在《吕氏春秋》中写入这些好像就是一本黄历的内容？

《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并不仅仅是这些天文历法性质的内容，而是在每一月份之下都系有很多关于社会和人生的“治乱存亡之道”（《吕氏春秋·述意》）。通过前面讲述的情况，我想大家应该已经理解，这“十二纪”中最为关键的内容，或者说所谓“治乱存亡之道”最根本的基础是太阳视运动的过程。它是以太阳视运动一个完整周期内“四时”变换的进程作为通观上下的脉络，来展开对所谓“治乱存亡之道”的阐释，来统摄书中所有那些“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史记·吕不韦列传》）。

在“十二纪”部分的篇末，载有一篇现已残缺不全的《述意》，实际上相当于《吕氏春秋》全书的总序。在这里，吕不韦以设问的形式，直接阐释了这部书的撰著旨意，其中有下面这样一段内容：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圆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所以纪治乱存亡也，所以知寿夭吉凶也。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数，循其理，平其私。夫私视使目盲，私听使耳聋，私虑使心狂。三者皆私设则智无由公。智不公，则福日衰，灾日隆。

这里讲的黄帝御民之术，其要义在于法天之大圆，顺着这个大圆所昭示的天理“无为”而行，就可以泯灭一切私视、私听和私虑，臻至天下至公。那么，这个天之“大圆”到底是什么？通观上下文义，显而易见，所谓天之“大圆”的实际形态，就是太阳视运动的轨迹，而《吕氏春秋》讲述的“十二月纪”的内容，则是这个“大圆”的具体体现形式。

所谓“天”和“天道”，在古人政治生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后世学者在研究相关问题的时候，普遍将其看作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这固然没有什么问题，可所有抽象的概念，都有它产生和依存的具体实体，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是在非常具体的现实生活中产生的。吕不韦心中的“天”和“天道”，就是“十二月纪”体现的阳历年。这个“大圆”，就活生生地呈现在吕不韦的眼前，不仅十分真切，十分具体，看得到，看得准，还可以顺着它一圈一圈地转。

这样的阳历年虽然不是秦人日常生活中行用的历法，但也有其实际的渊源，而不会是悬空的设想，也不一定仅仅是个别专职天官奉行的业界知识。专门研究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学者，早就有人指出，《诗经·豳风·七月》和收录在《大戴礼记》当中的所谓《夏小正》，体现的都是一种把一年分作十个月的太阳年。按照我本人的初步研究，在商朝，行用的很可能就是一种太阳年。直到周人灭商之后，周公制礼作乐，才创制出那个二呵呵的“中国年”。这样的看法虽然还很不成熟，但我希望能够更加深入地思考时下通行说法中那些令我感到严重困惑的问题。相关文稿，就收录在这本《天文与历法》当中，感兴趣的朋友，不妨慢慢去读。

好了，我的话，就说到这里。上面讲的，只是我的读书心得，而这些心得对于那些真正的行家来说，或许都是早已清清楚楚的常识。

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