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编的是历史剧，并非写史：《亨利四世》的原型故事

【编者按】

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院傅光明，计划用十年时间重新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在2019年翻译出版了四大悲剧、四大喜剧，以及《罗密欧与朱丽叶》后，近日莎士比亚的四大历史剧：《理查二世》、《亨利四世》（上、下）、《亨利五世》也顺利推出了。本文是傅光明为《亨利四世》所写导读中的一个章节，澎湃新闻经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

莎士比亚四大历史剧

英国编年史家拉斐尔·霍林斯赫德（Raphael Holinshed，1529-1580）所著《英格兰、苏格兰及爱尔兰编年史》（以下简称《编年史》，The Chronicles of England, Scotland, and Ireland），几乎是莎剧《亨利四世》上、下两篇唯一的“原型故事”来源。这部著名的《编年史》于1577年初版，首印时为五卷本。十年后的1587年，出第二版时改成三卷本。莎士比亚摆在桌案上不时参阅的是经过修订的第二版。这部《编年史》为莎士比亚编写历史剧提供了丰富的原材料，除此之外，《麦克白》中一些剧情，以及《李尔王》和《辛白林》中的部分桥段，均由此取材。

然而，莎士比亚编的是史剧，并非写史，他只拿《编年史》中第498页至543页的一段史实描写，即从“理查二世”之后直到1403年7月21日的什鲁斯伯里之战，为其所用，用来移花接木。他对舞台上演的史剧能否反映史实不感兴趣，否则，也写不出福斯塔夫。

正因为此，许多把莎翁历史剧当真历史来看的读者、观众，都上了他“瞎编”历史的当。多年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了系列电视片《糟糕的历史》（Horrible Histories），以喜剧的视角、甚至嬉闹的方式，通过演员情景再现，剧透出历史上令人发窘的真实一页。我看过其中讲述“理查三世”的一集，由饰演理查三世的那位演员现身说法，责怪莎翁为讨好伊丽莎白一世女王，在历史剧《理查三世》中，不顾史实，肆意歪曲，使自己成为一个“糟糕”的国王，长期蒙受不白之冤。

《糟糕的历史》剧照

这是莎翁历史剧之大幸，他编的是戏，只追求（舞台）戏剧效果；却是英国历史之大不幸，哪段历史，哪位国王或王公贵族，一旦被他“糟改”，恐只能沉冤九泉，期待未来“糟糕的历史”昭雪的那一天。

《亨利四世》（上）剧情与《编年史》中的史实，有以下几处不同：

1.在剧中，继位一年后的亨利四世刚一出场，便宣布要“誓师远征”，进行“十字军东征”，杀向圣城耶路撒冷。在《编年史》里，这事发生在亨利四世死前一年（1412），准备航海去“圣地”，把耶路撒冷从异教徒手中夺过来。相同点在于，剧中和史中的两位国王，都因篡了理查二世的王位，心怀负罪感。

莎士比亚无意让观众、读者重温理查二世或亨利王朝的史实描写。因此，他在剧情处理上只是借助人物台词，把必要的历史信息一语带过。一开场，亨利四世说：“一千四百年前，为了我们的福祉，基督被钉在十字架上受难。”提示观众剧情的“历史”时间是1400年。此时，英格兰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边境战事陷入困境，在威尔士，王军被格兰道尔打败；在北部，霍茨波率领的王军正与苏格兰军队在霍尔梅敦血战；“下周三”，国王将在温莎宫召开枢密院会议。

假如观众回想起《理查二世》，他们可由此推断，这位篡位的国王掌权已有一年；而且，《理查二世》以他的一条誓言落幕，他发誓为行刺理查王的过失赎罪，要“航海去圣地”。在《亨利四世》一开场，他准备兑现诺言，“这计划一年前我已有打算”。这也是《亨利四世》（上）对《理查二世》的剧情衔接。

2.在剧中，放浪不羁、成天跟福斯塔夫混在一起的亨利（哈里）王子，有一个少年老成、智勇双全、会领兵打仗的弟弟，兰开斯特的约翰亲王。在《编年史》中，这位少亲王，作为亨利四世活下来的第三儿子，生于1389年6月20日，而什鲁斯伯里之战发生在1403年7月21日。单从年龄来看，时年刚满14岁的小约翰亲王，不可能参战。

3.在剧中，第二幕第三场，霍茨波当晚要“率军出发”，向妻子珀西夫人告别，可他并未说明要与国王开战。珀西夫人心里忐忑不安，因为她头天夜里听见丈夫梦里“说的全是一场血腥的厮杀。你心底想着战争，睡眠中激动不已，额头沁出汗珠，犹如一条刚受惊扰的溪流泛起的泡沫；你脸上的神情十分怪异，活像有人突然接到什么重大命令，一下子屏住了呼吸”。接下来，两人还有一段透出夫妻情浓意切的对话。

第三幕第一场后半段，莫蒂默勋爵向妻子莫蒂默夫人告别。莫蒂默夫人是格兰道尔的女儿，只会讲威尔士语，不会说英语，丈夫完全听不懂，但他懂妻子的神情：“从你盈盈泪眼的天泉涌出来的动听话语，我再明白不过，但碍于脸面，我不能与你泪眼相对。——（夫人再用威尔士语说话。）我懂你的亲吻，你懂我的亲吻：这是一种心心相印的情感交流。”

在《编年史》中，没有两位夫人出现。可见，莎士比亚把女性柔情和大战前夫妻难舍的话别插入剧情，既从女性视角凸显了两位叛军将领不失儿女情长的豪勇血性，更从人性层面书写了战争的冷酷无情。

4.在剧中，霍尔梅敦之战（Battle of Holmedon）发生在莫蒂默勋爵在威尔士与格兰道尔的叛军作战失利之后。在《编年史》中，莫蒂默在威尔士被叛军打败发生在1402年6月22日，而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军之间的霍尔梅敦之战发生在1402年9月14日。

剧中出现此误，可能是莎士比亚把另一场英、苏两军6月22日发生在特威德河（River Treed）北部边境的内斯比特荒野之战（Battle of Nisbet Moor），同霍尔梅敦之战弄混了。

在剧中，第三幕第二场，国王亨利四世与亨利王子（威尔士亲王）于伦敦王宫会面，父子俩坦诚相见，父王希望儿子别再放浪形骸，要对得起高贵的王室血统，因其“结交低俗的市井下三滥，已失去王子的尊严”。王子信誓旦旦，表示今后说话做事，“一定更符合王子身份”，并决心以打败霍茨波为自己赢得荣誉，“清洗满脸血污之时，便是我刷掉耻辱之日”。

在《编年史》中，父子相会的情景比剧中晚好几年。

5.在剧中，出于剧情需要并凸显戏剧效果，莎士比亚把《编年史》中关于亨利（哈里）王子和霍茨波两个最重要人物的年龄和史实都改了，他把整个剧情时间浓缩在开场的1400到1403年什鲁斯伯里之战三年间。若按真实年龄算，1400年，1386年8月9日出生的王子才14岁。而生于1364年的霍茨波，比生于1367年的亨利王还大三岁。因此，必须大幅降低霍茨波的真实年龄。否则，便不会有什鲁斯伯里王子与霍茨波决战的双雄会。

剧情除了把王子和霍茨波两人的年龄拉平，还让他俩名字的昵称有一种相似对应，一个是哈里·珀西（霍茨波），一个是哈里·蒙茅斯（亨利王子），两个“哈里”（Harry）。剧情发展到最后，什鲁斯伯里之战，前一个哈里被消灭，后一个哈里成为英格兰之“星”。恰如霍茨波开战前所言：“哈里对哈里，烈马对烈马，不拼杀到两人有一具尸首掉下马来，决不罢休。”

在《编年史》中，王子虽以17岁之年参加了什鲁斯伯里之战，且非常卖力，却不是主将。

6.在剧中，什鲁斯伯里之战开始前，霍茨波大喊：“啊，若格兰道尔来就更棒了！”然后，约克大主教透露，格兰道尔“兵马未到，他有一支可以倚重的生力军，却因受了不祥预测的影响，按兵不动”。

《编年史》中，珀西（霍茨波）在什鲁斯伯里之战中得到了威尔士的“生力军”支援。很明显，莎士比亚没兴趣尊重史实，他编剧情只为刻画人物。透过他的剧情做假设分析，若霍茨波等来格兰道尔的援军，什鲁斯伯里之战便可以稳操胜券。然而，不论战斗有无胜算，霍茨波的悲剧感随即消失。凡剧中的这些地方，都能显出莎士比亚的编剧才华。

因此，若拿莎剧中的英国史同《编年史》中的描述做对比，难免会冒两个风险：一个，容易把焦点过分集中于莎士比亚到底湮没、调整、变换了《编年史》中的哪些细节；另一个，人们对莎士比亚由《编年史》激发出来的想象力会消失。所以，观众、读者千万别在意“莎士比亚的霍林斯赫德”——那些引自《编年史》的段落。

7.尽管此剧名为“亨利四世”，但在剧中，亨利王子（哈尔亲王）的角色作用显然在国王之上，最重彩的一笔当然是第五幕第四场写他在什鲁斯伯里之战亲手杀死霍茨波，奠定胜局。而且，在此之前，王子刚把正同道格拉斯交手、已身处险境的国王救出。

在《编年史》中，王军什鲁斯伯里之战的胜利完全归功国王，《编年史》赞扬他在什鲁斯伯里一战亲手杀死36个叛军。这样豪勇的国王用不着17岁的王子出手相救。显然，剧情如此编排，只为让未来的英格兰之“星”闪耀光芒。

已出版的傅译莎士比亚全集13本

除了从霍林斯赫德的《编年史》取材，莎士比亚或还看过或受到其他“原型故事”的影响，源于：律师、史学家爱德华·霍尔（Edward Hall，1497-1547）的《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卓越贵族之家的结盟》（The Union of the two noble and illustre families of Lancastre and Yorke，1548）；史学家、古文物学者约翰·斯托（John Stow，1524-1605）收集的《编年史》（Chronicles，1580）及斯托本人的《编年纪事》（Annals，1592）；律师、作家托马斯·弗瑞（Thomas Phaer，1510-1560）《官长的借镜》（A Mirror for Magistrates，1559）中对“欧文·格兰道尔”的刻画；诗人、史学家塞缪尔·丹尼尔的史诗《兰开斯特和约克两个家族的内战》（The Civil Wars Between the Two Houses of Lancaster and Yorke，1595）（以下简称《内战》）。

诚然，莎士比亚对哈尔亲王的性格刻画，灵感源自神话和流行的戏剧传统中的细节描写，再进行改编。例如，霍尔和霍林斯赫德均提到他在进攻威尔士的军中服役，而剧中则写他在伦敦东市街的酒馆畅饮。再者，莎士比亚可能注意到约翰·斯托《编年史》采集的几个关于“野蛮王子”的传说。例如，斯托描述王子及其仆人会化装伏击款待王子的人，劫走他们的钱财。之后，当他们向王子抱怨遭劫时，王子再把钱财奉还，为给他们压惊，还额外犒赏。这个特别的故事可能更为可信，因为它取自王子同时代人奥尔蒙蒂伯爵（Earl of Ormonde）的回忆，奥尔蒙蒂伯爵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不久被亨利五世（即以前的哈尔亲王）授予骑士爵位。这个故事为剧中哈尔亲王和波恩斯化装成劫匪，劫了福斯塔夫劫来的钱财，提供了现成的素材。

另外，像格兰道尔的历史原型，霍林斯赫德写他在英格兰学习法律，后为理查二世效命。但1422年去世的年代史编者托马斯·沃尔辛厄姆（Thomas Walsingham）所记与此相反，说他为亨利·布林布鲁克（即后来的亨利四世）效命。霍林斯赫德还模糊提到“格兰道尔出生时的异象”（他可能把格兰道尔和那个莫蒂默的出生弄混了），并着重强调引用的是霍尔对威尔士愚蠢先知的描写。托马斯·弗瑞在《官长的借镜》中，则以风趣的笔触描写“欧文·格兰道尔”如何因这次愚蠢的反叛暴尸威尔士荒山。此处不难发现，莎士比亚呼应霍林斯赫德，又把弗瑞的情绪借到剧中，写国王对莫蒂默的背叛大发雷霆：“让他在荒山饿死吧。”不过，莎士比亚把格兰道尔的戏剧性人生延长了，格兰道尔的叛军在《亨利四世》（下）被击败。

综合来看，剧情安排王子与霍茨波对决这一灵感，似应来自塞缪尔·丹尼尔《内战》中的英雄诗体（指英诗中抑扬格五音步诗体）：

狂暴的、血气方刚的霍茨波，

将遇到跟他一样凶猛的对手。

除此之外，剧中还有几处情节或也源自《内战》：亨利王子从道格拉斯手中救出父王；霍茨波与王子年龄相当；什鲁斯伯里之战前，格兰道尔未派威尔士援军助战；亨利王把自己陷于一些贵族的围攻以及王子生活放荡，视为篡位招致的天谴报应。可是，丹尼尔虽赞颂王子把国王从道格拉斯手中救出，却没写他杀死了霍茨波。另外，丹尼尔责怪霍茨波情绪狂躁、暴烈、不听人劝，莎士比亚则多少有点可怜霍茨波之死。

还有三点需要指出：第一，在霍林斯赫德和丹尼尔笔下，诺森伯兰的发病时间早，在剧中，莎士比亚必须把他称病变成不出兵驰援的最后一个借口。第二，莎士比亚按霍林斯赫德所写，强调了伍斯特的角色作用，他通过歪曲国王最后提出的和平条款，向霍茨波隐瞒实情。换言之，他反对议和，只能激励霍茨波向国王开战，于是，便有了什鲁斯伯里王子与霍茨波的决战。第三，在丹尼尔笔下，国王在什鲁斯伯里之战胜利后便一病不起，良心发现，对儿子万般叮嘱。《亨利四世》（下）则拉长了从此战胜利到国王之死的剧情。

最后，非要提及一部著者不详、名为《亨利五世大获全胜》（The Famous Victories of Henry the fifth）的旧戏，它于16世纪80年代后期或16世纪90年代早期上演，并于1594年5月在伦敦书业公会登记。

莎学家们普遍认为，这出旧戏对《亨利四世》影响不大，因为戏中的王子与国王，父子关系从未因珀西叛乱变复杂，显然，《亨利四世》（上）第三幕第一场，亨利国王用抱怨促使王子与珀西为敌，应是莎士比亚的发明。而《亨利四世》（下）国王临死前父子和解的场景，霍林斯赫德和斯托都有详细描写。

但这部旧戏中的这样一个细节，对莎士比亚的戏剧性改编非同小可，即亨利王子从父王的病榻取试王冠。这是《亨利四世》（下）第四幕第五场的重头戏，它对戏剧结构的支撑作用非常大。

按霍林斯赫德所写，亨利四世统治末期，亨利国王担心王子可能计划“夺取王冠”，他从仆人嘴里听到一些“说法”，说王子不仅“计划邪恶”，追随者还很多。此后，王子公开发誓忠于国王，父子和好如初。不过，霍林斯赫德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显示亨利国王对儿子的忠诚起了疑心。

在剧中，莎士比亚把由梦中醒来的病弱的父王，对刚从枕头上取试王冠的儿子的误会，以及儿子一通真挚表白，最终父子和解，写得跌宕起伏。面对父王的质疑，儿子坦诚解释：“上帝为我作证，我刚一进来，见陛下没了呼吸，我的心一下子冰冷透底！我若弄虚作假，啊，让我干脆在眼前的放浪中死去，不必再活着……”接着，父王被儿子的忠诚、爱心打动：“我的儿子，上帝给你把它拿走的想法，是为了让你通过如此机智的巧辩，赢得更多父爱！过来，哈里，坐我床边，听我可能是这辈子的最后一次忠告：……这王冠我是怎么弄到手的，啊，上帝，宽恕我；愿它让你安享真正的和平！”显而易见，至少这一处史实的戏剧性远比不上莎剧。

不过，英国作家伯纳德·沃德（Bernard M. Ward，1893-1945）认为，这部旧戏对莎士比亚编写《亨利四世》具有实际影响。经过精心研究，他写成论文《〈亨利五世大获全胜〉在伊丽莎白时代戏剧文学中的地位》（The Famous Victories of Henry Ⅴ: Its Place in Elizabethan Dramatic Literature），刊于1928年《英语研究评论》（Review of English Studies）第4卷，从三方面做出分析：

第一，两戏均为历史与喜剧混搭。在莎士比亚全部历史剧中，只有三部将历史剧和喜剧混搭一起、且剧情分配均匀，便是《亨利四世》（上、下）两篇和《亨利五世》，亦可称之为“三部曲”。这正好是旧戏的结构特点，22场中有1、2、4、5、6、8、12、18、21等9场喜剧，布局相当匀称。

第二，重叠的剧情发生时代。旧戏剧情从盖德山拦路抢劫开始，到亨利五世迎娶法兰西公主结束。这也正好是“三部曲”的整个剧情。关于抢劫，上述各种编年史均未记载，是莎士比亚按照旧戏照猫画虎。

第三，雷同的剧中人物。旧戏中有四个史无记载的虚构人物，莎士比亚对其姓名及角色安排丝毫不改：旧戏主角是“奥尔德卡斯尔”，莎士比亚最初也用此名，后不得已改为“福斯塔夫”；旧戏中的“内德”（Ned），莎士比亚照搬过来，即“内德·波恩斯”（Ned Poins）；旧戏中劫匪绰号“盖德希尔”（Gadshill），莎士比亚沿用它做盗贼的名字；旧戏中有一名为“罗宾·皮尤特罗”（Robin Pewterer）的匠人（“皮尤特罗”的字义即为锡匠，亦可称之“锡匠罗宾”），莎士比亚把他转化为挑夫甲，挑夫乙喊他“马格斯兄弟”或“街坊马格斯”（Neighbour Mugs）。

第四，王子常去的酒店。旧戏中王子常去伦敦东市街（Eastcheap）一家老字号酒店畅饮，莎士比亚照拿过来，使之成为老板娘桂克丽开的酒店。“第一对开本”并未给酒店起名字，“牛津版”则干脆起了名字，叫“野猪头”（The Boar’s-Head）。

至此，只剩下一个问题：如何塑造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事实上，莎士比亚并不是第一个把哈尔写成浪子形象的人。从1422年亨利五世（即“蒙茅斯的哈尔）死后不久，关于哈尔的故事便开始流传，以至于15世纪的史学家们几乎众口一词地传说，哈尔年轻时荒唐放荡，当上国王以后发生突变。1512年去世的罗伯特·费边（Robert Fabyan）在1516年出版的《编年史》（Fabyan’s Chronicle）中，记有如下一段关于亨利五世的描写：        

此人在其父去世前，积习恶劣，行为不检，招揽无数胡闹之狂徒；继承王位以后， 突变新人。原先只见其狂暴，而今变得清新、锐敏；以前不断作恶，而今为人良善。而且，为坚定其美德，不再受昔日伙伴影响，他赏给他们一些银钱，并告诫他们，不许走近他的住处若干英里，在限定时间内如有谁违反，立即处死。

由此来看《亨利四世》（下）落幕前的最后一场戏，加冕典礼之后，已成新王的亨利五世严正警告对他充满期待的福斯塔夫：

我已把从前的自己打发掉，同样要将从前陪伴左右的那些人赶走。等你一听说，我又回到往日，只管来找我，你还可以跟从前一样，当我放荡行为的导师和食客。在那之前，我放逐你，像放逐其他把我引入歧途的人一样，不准你在距我方圆十里的地方出现，如有违反，立即处死。至于生活费，我会给足你，不至于逼得你因缺钱而作恶。

显而易见，亨利五世的浪子形象其来有自。莎士比亚非常清楚，《圣经》中“浪子回头的故事”对于英格兰的国教信徒们丝毫不陌生，他只要在《亨利四世》中把已是王位继承人的哈尔王子写成一个回头浪子，便足以吸住观众的眼球。有了哈尔这个浪子，再搭配一个浑圆肥胖、笑料不断的约翰·福斯塔夫爵士，这部戏就大功告成了。恰如著名莎学家多佛·威尔逊（John Dover Wilson，1881-1969）在其《福斯塔夫的命运》（The Fortunes of Falstaff）一书中所说：“15世纪和16世纪早期，只是诗歌的寓言时代，也是戏剧的道德时代。人们需要一个浪荡王子，凡关切时事的人（任何一位当代政治家无不这样关切！）都想找到一个王子如此神奇转变的范例，用来教育青年贵族和王子。对这样的青年而言，忏悔产生了多么丰硕的好结果？！有谁能堪比这位阿金库尔的英雄，百多年来英国王权的典范，亨利五世的战功和政绩吗？莎士比亚在其神秘剧《理查二世》中颂扬了一位传统的国王殉难，在这部《亨利四世》里，便要颂扬一个传统的浪荡王子回头。

“正如音乐家选民间小调做合奏曲的主题，莎士比亚把传说改成了自己的故事。他把原先的传说变得活色生香，复杂细致……哈尔亲王是浪荡王子，对他的忏悔，观众不只要严肃对待，更要敬佩颂扬。此外，尽管戏中的浪子故事世俗化和现代化了，所采取的戏剧进程却跟过去一样，也同样包括三个主要人物：诱惑者，青年人，以及富有遗产和教诲儿子的父亲……莎剧观众连续欣赏了两联剧中哈尔亲王的‘白胡子撒旦’，这一人物也许在全世界的舞台上都不曾有过这样的欣赏。但观众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位吸引人的胡闹爵士终要倒台，等痛改前非的那一刻来临，这位浪荡王子便会将福斯塔夫一脚踢开。”

综上所述，尽管福斯塔夫并非没有“原型”，但只要稍微替莎士比亚打个折扣，还是可以把《亨利四世》（上、下）中为“诱惑者”福斯塔夫这个“白胡子撒旦”及其狐朋狗友安排的场景，算作他的原创。至于《亨利四世》（下）中沙洛和沙伦斯这样的乡村治安官形象，莎士比亚不必费劲从别处取材，他自己的乡村体验足以应付。透过戏剧这面现实的镜子，让两位治安官折射出他那个时代英格兰乡村的实景，原本就是他最拿手的。

《亨利四世》（上、下），【英】威廉·莎士比亚/著 傅光明/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20年4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