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社畜青年与三和青年；哈里斯参选的意义与迷思

剥削与反抗：社畜的现在与未来

近日发布的《2020大学生就业力报告》显示，在综合影响下，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大学生的求职人数增加了69.8%。就此问题，青年平台“多数派”推出了青年就业专题，讨论“社畜”这一网络词语的流行背后的阶层固化问题，并探讨“社畜”如何反抗资本的剥削。

“社畜”一词源自1990年代的日本，意为“会社的畜生”，现被借用来形容中国年轻人面临的生活与工作困境，多数派的文章《可不可以不社畜——中国年轻人的工作困境》总结了大部分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无价值感，过劳，收入微薄与付出不匹配，剥夺感强烈。”这一日益普遍的问题还与地域、学历、家庭、性别、少数群体等问题相交叉，年轻人要面对的往往是复杂且具有个体差异的工作困境。

《为了找工作而进大学？抱歉，此路不通》一文指出，教育扩张使得大学毕业生数量激增，而自2011年以来的经济增速放缓意味着市场对劳动力需求不断下降。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便是，劳动力市场无法容纳每年快速增加的毕业生，劳动力供需失衡，文凭随之贬值，过去凭借大学文凭步入社会中上层的美梦破灭，取而代之的是高等教育毕业生的失落与焦虑。

文章写道，尽管大家越来越体认到教育的“弱能”，却又只能不断聚焦在教育这一独木桥上。“考研热”“出国留学热”更像是社会的巨大变化中，个体与家庭在未来不确定性时寻求安全感的“教育加码”。文章进一步点明，阶层鸿沟在“教育加码”的竞赛中又一次出现，底层青年进入的往往是二流甚至三流的大学，他/她们的文凭对其后续就业晋升和收入提高乃至阶层越迁并没有显著作用。

作者认为，对教育扩张和教育加码的批评并不是对“教育无用论”的肯定，而是强调教育作为社会流动的单一路径的无用。教育无法“根治”阶层固化，因为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发展水平与人才供应的不匹配，而在于不断生产剩余价值的雇佣劳动人口，本身就是资本积累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近代产业的全部运动形态，是建立在不断把一部分劳动人口转化为失业者或半就业者的事实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经济故意制造了失业，相对过剩的劳动人口构成了一个可以由资本自由处理的产业预备军，需要时拿出来榨取，不要的时候就弃置在一边，让他们失业或者半就业。

文章继续分析称，在当代青年就业难的背景下，资本剥削的手段一为引入自动化机械，借其制造“过剩”增加受薪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从而以更低的薪资来雇佣劳动者；二为依托互联网技术不断扩张的零工经济，将越来越多原本正式、稳定的就业岗位转为非正式的、阶段性的岗位（如快递员、网红等），给受薪劳动者带来新一轮的再失业和再半就业，以壮大可让资本用完即弃的产业预备军，不断诈欺其剩余价值。而青年们正是这支产业预备军的最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不必为“过剩”受薪劳动者承担任何社会责任，也不必为此花钱，只需坐享低薪高质量的劳动力为其赚取利润。在这一情形下，“社畜”似乎是大部分年轻人难以逃避的现在与未来。《社畜们的故事：逃离、互助、反抗与救赎》一文提到，在中国用工环境普遍“黑心化”的情况下，“逃离”到工作时长合理与薪资优渥的异国劳动环境似乎是一种“脱畜”途径。但文中亦指出，首先并非人人都有离开的能力，对于更多的小镇青年而言，“逃离”所需的经济门票难以企及。其次“逃离”的人也要面对一系列问题：在新冠疫情影响全球经济受挫的背景下，外国劳工还能顺利找到工作吗？那些开放给外国人的工作是不是也和给本国劳动者的一样朝九晚五、薪资合理？

与“逃离”相似，摸鱼作为一种反成功学的消极抵抗策略，在无力与无组织的状况下，可以为“社畜”争取一点自主的时间。但作者认为，作为一种个体的、消极抵抗的策略，与“逃离”一样，它无法带给公共议题以启示，不能解决社会性的阶层固化，甚至难以提高个体劳动者的工作条件。

去年的996icu反抗运动中，程序员们戏称自己是“码农”、“搬砖工”，作者认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的工作其实是“去技术化”的、重复的体力劳动。但戏称背后，程序员们却与真正的农民、工人之间相互割裂。996icu作为一场声势浩大的网络运动并没有进一步带来现实用工条件的改变，这样的局限与群体之间相互割裂的现实不无关系。

作者指出，996icu在撕去互联网资本家的面具的同时，也为“社畜”们揭露了另一个现实：在资本主导的就业市场之中，学历、工种、岗位并不带来本质上的差异，因为资本必然用种种手段自动化、去技术化，使技术工人变成搬砖工，使搬砖工变成AI，而在这一过程里，资本是自由的，而人、大多数的人，却越来越不自由。

文章中的受访者阿合说，“社畜”一词的广泛传播是对劳动权益意识的补足。“社畜”一词具有明确指向而难以被收编，它包含着一种对立关系、主奴关系，它的传播明确体现了青年人对当下工作的认识和产生的反抗意识，问题是如何通过这个词去让更多人讨论出一个解决方法。

不同于其他消极策略，阿合认为合作社可以成为“脱畜”的重要手段。文中提到了他和四位社员一起经营了合作社酒馆的经历，他们的经营基于“自愿与公开的社员制；民主管理；经济参与；自治与自立；教育、训练与宣导；社间合作；关怀社区社会”七大原则，经营的各个环节、工分制度如何制定、社员和预备社员的角色当如何履行，事无巨细都需要合作社成员通过讨论达成共识并践行。

作为“脱畜”途径，合作社一方面可以将资源整合起来，共同受益，另一方面也可以保住创造、经营中最重要的自主性，免受市场商业资本的控制。作者认为，合作社提供了对另一种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可能性的想象，虽然在市场的弱肉强食大行其道的大环境之下，许多合作社的生存和发展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但仍然值得尝试、想象与实践。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近日出版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一书在网络上引起了关注，该书作者田丰与林凯玄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捕捉了处在变革中的中国社会中转瞬即逝的深圳“三和青年”现象。在新近的访谈《新一代农民工“反工厂文化”：“三和大神”的是是非非，勾连起中国发展问题的角落》中，编者强调了三和青年问题的复杂性：“三和青年仿佛是一个社会研究的‘枢纽’。这项研究把中国社会发展的各种关键点——职业教育、劳动保障、人口流动、产业升级、城市改造、留守儿童和户籍制度都联系了起来。”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书封。

网络中充斥着对三和青年的刻板印象，与现实并不符合。研究者田丰说，在调查过程中，他们发现三和青年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内部存在多种生活方式，群体内部也在发生变化。与部分媒体以极端案例为出发点不同，他们的研究基于群体性视角，观察三和青年的生活状态与其生活状态如何被媒体所报道。

三和让人联想起国外的贫民窟，但田丰对比，巴西贫民窟、美国黑人社区，三和仅算是贫民窟的雏形。国外的贫民窟占有土地而难以被政府治理，且基本形成贩毒集团与暴力团伙支撑的经济自循环，相较独立且对外界依赖低。而在三和，每一个人更多的是作为一个个体存在，对外部社会的依赖程度非常高，三和青年必须要去做日结才能活下来。相较贫民窟的家庭化世代延续不同，三和青年处于不断流转之中，并且很可能被政府有效治理。

三和青年的形成依赖深圳的特殊地理因素。田丰说，三和青年出现在深圳，是因为深圳是一座完全由流动人口建立的基本没有老城的城市，这使得深圳不具备很强的排斥性。从管理层角度看，因为深圳就是靠着外来人口发展起来的，所以管理层不觉得深圳必须得清除外来人口；从市民的角度来看，深圳的经济从一开始就依赖民营企业，早期去深圳的人都是去打工的，所有人都很穷，大家并不会因为穷而互相排斥；在管理体制上，许多地区都有很强的自治能力和传统，基层行政单位有着很强的自治能力，在很大程度上，三和也是一个“自己管理自己”的地方，外界管理的程度并没那么高，这也是三和青年现象能够形成的条件之一；深圳的用工需求与北京、上海不同，北京的许多工地很少会临时雇工，也就不会出现三和青年的用工工种；在气候上，深圳气候宜人，三和青年假如想在北京睡大街，冬天很可能会被冻死。

在访谈中，田丰谈到三和青年与老一代农民工的差别在于，老一代农民工所做出的是基于家庭理性的选择，而新一代做选择的逻辑则更多的基于个人理性，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承受的家庭压力比老一代小，另一方面，作为留守儿童长大的新一代农民工家庭概念本身很单薄，他们也有意识地逃避家庭责任与社会关系，无力建立互相信任、稳定的合作关系。

新旧两代的差异同样有代际差异的影响，老一代忍耐能力更强是因为与新一代的期待不同，新一代希望有更好的工作环境、能融入城市，而不是向老一代那样以反哺家庭为目标。虽然二者存在差异，但在面临的困境上二者大致相同，都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与忍气吞声赚钱的老一代不同的是，看不到希望的三和青年以“混吃等死”、拒绝进厂、选择日结的方式消极抵抗着。

冷静麻木的三和青年是否有能力改善自身处境？对于这一问题，田丰回答说，三和青年的利益诉求并不一致，虽然他们最大的共同利益诉求是抵制进厂，但实际上，包工头有包工头的利益，打工者有打工者的利益，他们的利益诉求很难集中到某一个具体的对象或单位之中。行动的缺位与意识的匮乏相联，许多日结工作对打工者的伤害很大，打工者并没有任何保障，而三和青年维权意识的缺乏使他们更易陷入困境之中。

访谈中特别提到，日结既是三和青年们选择反抗进厂打工的手段，也是三和人力市场参与各方博弈的平衡点，既是各方获取预期收益的规则设计，也是各方破坏规则以实现利益最大化的途径。但这会埋下信任缺失的隐患，信任缺失反过来更强化了日结这种用工形式的存在。与西方国家雇主雇员之间有着稳定合同契约关系的周结不同，三和青年的契约关系往往是口头的，他们依附于能提供日结的公司，而在意外发生时，这些人力公司就会推诿责任。

田丰说，三和青年的用工形式与零工经济差不多，二者同样缺乏长期固定的劳动合同，但在效益和效果上却并不相同。零工经济的诞生是因为社会需要自由职业者，自由职业者自身并不需要一个长期稳定的劳动合同。而在中国，三和青年和雇主之间本可以形成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但他们却不去形成这样的关系。从目的而言，西方的自由职业者的初衷是提高生产效率，提高自由职业者创作的自由度。在三和青年这里，日结这种方式并不能提高生产效率，雇主和雇员之间没有什么信任关系，雇员也会想方设法偷懒。

在被问及三和青年的这种反抗以及廉价劳动力的减少是否会带来好转时，田丰回答，劳动力在减少，但工业自动化程度也在不断提高，唯一有所改变的可能是农民工的谈判权提高了，但改变也有限。让他们融入城市最简单的方式是就地培训，而最好的方法是提高他们的收入待遇，让他们对生活抱有期望。

三和在媒体上被塑造为了有着黑色桃花源意味的“废人村”，包容着许多不被主流群体欢迎的各种行为、态度和人群。但田丰认为目前尚不能称三和青年形成了一种亚文化，他们最大的特点时“混吃等死”“不劳而获”，他们的目标不是赚钱，而是和城市人一样平等地活着，他们有这方面的期望，但是在当下的深圳，他们并不具备这方面的能力。

三和青年与城市的格格不入是无奈的，他们选择一种低消费水平的生活方式，而且互相之间没有羞耻感和压力。这些九零后和零零后农民工更崇尚工作过程中的自由，并想获得其他人的尊重。但总体而言，他们处在一个被迫的状态中，他们本来是来打工赚钱的，但发现赚钱太累，也赚不到什么钱，就干脆混吃等死，在短暂觉醒与惰性复发中、在正常生活与混吃等死之间周而复始。

在越来越不需要廉价劳动力的当今社会，农村青年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是否注定要成为时代进步被抛弃的零部件？田丰对此持悲观态度，一方面中国缺乏有效的职业教育，企业不愿承担培训成本，政府的职业培训体系流于形式，而职业学校的培训十分低效，而从学校的角度来说，留给它们的教学资源也是有限的。另一方面，社会的发展肯定会不断抛弃一部分人，这不是我们将既有的教育系统或职业教育系统以及社会保障系统改革好就能彻底解决的，我们只能寄希望于下一代人。

卡玛拉·哈里斯：性别、族裔与强力副总统的迷思

历史性的候选人与身份政治

在2019年12月3日，卡玛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在致支持者的邮件中写道：“从即日起，我将暂停参与总统竞选。”对于哈里斯的退出，乔·拜登（Joe Biden）的前高级顾问，透明商业（Transparent Business）董事会主席莫·维拉（Moe Vela）表示：“从我的角度来看，她从未与选民建立联系，由于她的政策立场和计划的动摇，选民们从未见过她真实的自我。”

卡玛拉·哈里斯

然而，在2020年的8月12日，拜登选择了哈里斯作为自己的竞选搭档一同参与今年的大选。哈里斯的提名具有历史意义：她是第一位以黑人妇女、亚裔美国人、黑人大学的毕业生身份成为主要党派副总统候选人的政治家。如果拜登在11月获胜，她将成为美国第一位女性副总统。

哈里斯的族裔身份和移民背景为她带来了不一样的政治影响力。对于她的支持者而言，哈里斯代表着一切与特朗普相反的价值观。《卫报》的一则报道称，她一度是人们眼中的“女版巴拉克·奥巴马”。作为和前总统一样的混血儿，她有着来自牙买加的父亲和来自印度的母亲，在加拿大度过了她的童年时光并成为律师后，又成为了加利福尼亚历史上第一位黑人参议员。波士顿大学教授兼《纽约时报》编辑琳达·海伍德（Linda Heywood）表示：“我认为白宫任命一名黑人女性为副总统会有助于修复美国的当前形象，并将美国再次描绘成一个对所有种族和背景的移民都提供机会的国家。” 在特朗普计划实施所谓的穆斯林禁令和暂停外国人工作签证的情况下，哈里斯作为两个移民的孩子，或许会为“白人至上”的美国带来不一样的变化。同时，在乔治·佛洛依德之死引起美国社会巨大动荡和撕裂的当下，一位曾在司法部门工作过的黑人女性候选人的出现，或许会进一步推动社会对于种族问题的重视，并从立法角度带来更多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曾经在反种族隔离公车和1994年犯罪法案持争议态度，拜登一度在年轻选民和有色选民中受到非议，而选择哈里斯这样一位黑人女性作为竞选搭档无疑是一个稳妥的选择。

《卫报》在报道中指出，对于民主党妇女来说，这是黑人妇女的一个高光时刻。民主党经常将黑人妇女视为其支持的骨干力量，但她们为争取自己的声音和政治愿望已经奋斗了几代之久，而哈里斯成为候选人则为她们提供了希望，“这告诉黑人女孩，她们也有当上总统的可能性。”最近竞选密歇根州州代表的科克伦告诉美联社。“我认为这对我们来说很重要，并让其他作为有色人种的年轻女性意识到她们可以追求自己的梦想，并真正改变我们的世界。”哈里斯的参选也标志着亚洲血统的人第一次参加总统大选，她经常说自己与已故的、来自印度的母亲Shyamala Gopalan有着深厚的联系。此外，哈里斯也代表着更为进步的政治愿景。《纽约时报》写道，年轻的选民们从哈里斯过去发布的竞选计划中看到了她在刑事司法改革方面的愿景以及“捍卫美国黑人”的决心。作为该计划的一部分，哈里斯女士呼吁终止大规模监禁、现金保释和死刑；建立国家警察系统审查委员会；免除学生就读大学（她强调了传统黑人大学）的债务负担。

然而，哈里斯在一些政治问题上的摇摆不定让许多批评家对于她能否获得选民的支持表示怀疑。相较于进步派的伊丽莎白·沃伦（Elizabeth Warren）和斯泰茜·艾布拉姆斯（Stacey Abrams），哈里斯更为温和。《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提到，一些自由派人士对哈里斯的在刑事司法部门的工作经历持怀疑态度。在担任总检察长期间，哈里斯很少起诉警察，也不支持要求警察佩戴摄像头的立法。她也没有推动一些进步主义的优先事项，例如将大麻合法化以减少大规模监禁。虽然哈里斯本人反对死刑，但她曾在法庭上为加州的死刑政策辩护。《FT中文网》在报道中表示，去年哈里斯曾就一份激进的医保计划做出承诺，后来又削弱了该计划的力度。左翼对她的冷淡有助于解释她在民主党初选中的惨淡表现，她向左翼阵营的转变太功利了。对此，Black Lives Matter Greater New York的创始人Hawk Newsome指出：“拜登-哈里斯的组合需要鼓舞和动员选民，但问题在于，哈里斯曾是一名检察官，但作为检察官，她的记录并不令人钦佩。”

对于需要积极配合拜登参选的哈里斯而言，她或许需要再一次面对自己在2019年竞选时遇到的问题，即如何摆正自己的政治定位——是作为一个温和的中间派还是成为一个真正的进步派？由于拜登希望开展一种特定的、温和的中间路线竞选活动，哈里斯也不得不配合拜登调整自己的政治定位。但值得思考的是，一旦哈里斯放弃更为进步的立场，那么她是否能如拜登团队所愿，为这位民主党的候选人吸引到更多少数族裔与年轻选民的支持？而面对特朗普日益极端化、放弃中间派、争取极右翼支持的政治策略，拜登-哈里斯的政治组合能否获得更多选民的支持从而在11月击败特朗普？这一切问题的答案还尚未可知。

关于强力副总统的迷思

在美国政治治理的传统中，副总统一直被视作一个可有可无的位置。相较于许多“名留青史”的强力总统，副总统的权力似乎是极其有限的。然而，近年来被任命的几位副总统似乎证明了该职位也可以拥有更为重要的政治地位，更多地推进国内外的政治事务。作为拜登的竞选搭档，哈里斯的族裔和性别身份可能会为拜登争取到更多群体的选票，但是拜登对她的计划可能并不单纯局限在“竞选伙伴”这一身份上。部分专家认为，哈里斯可能获得与拜登在奥巴马时期所拥有的权力。

《外交政策》发布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拜登的一位高级顾问表示，拜登计划以自己在奥巴马时期所扮演的角色为榜样，为哈里斯设计极具影响力的政治角色。曾担任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Senate Foreign Relations Committee）主席的拜登在许多外交政策领域拥有丰富经验。他强调自己将在任期内把大部分时间用于修复特朗普总统对美国联盟和国际机构造成的损害上，他还将寻求重新加入伊朗核协议和巴黎气候协议的可能。而作为前加利福尼亚州的司法部长和检察官的哈里斯有望获得大量国内职位，尤其是在刑事司法、警察改革以及对非裔美国人社区和妇女权利的推广方面被“委以重任”。

“在我看来，这种分工是最有可能的，”拜登的前高级助手迈克尔·哈尔策尔（Michael Haltzel）表示，“我确实认为，哈里斯和伊丽莎白·沃伦是准备好在必要时接任总统的候选人。因此，如果拜登给她一两个外交‘特权’，我也不会感到惊讶。”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级研究员、前副总统阿尔·戈尔（Al Gore）的前亲密顾问伊莱恩·卡马克（Elaine Kamarck）预测，哈里斯将“拥有庞大的立法组合，并负责不平等、刑事司法改革等事务”。卡马克表示：“一位前副总统会选择一个和他一样的人。她是一位温和派人士，对外交政策非常精通，足以做好这些职位的工作。”

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拜登的年龄，他已经77岁，并经常将自己描述为一个“过渡总统”。因此，55岁的哈里斯被提名为民主党潜在继任者，她可能最早会在2024年的竞选中作为总统候选人出现。

然而，拜登与哈里斯的关系与奥巴马与拜登的关系有着极大不同。奥巴马于2009年1月就职时还是一名在外交政策方面几乎没有经验的新参议员，因此在很多外交政策问题上奥巴马会听从拜登的意见。《外交政策》上的文章中写道：拜登在2010年的一次采访中说，奥巴马决定把“大部分”政策交给自己，这一直让他感到意外。无论是从伊拉克撤军的谈判，还是监督《经济复苏法案》(economic recovery act)，奥巴马都对拜登表现出了极大的信任。

与奥巴马和拜登相比，拜登和哈里斯尚未建立起稳固的信任关系。在初选期间，哈里斯尖锐地批评了拜登在种族隔离问题上的立场。另外，考虑到哈里斯缺乏国家层面的政治经验，拜登能否根据哈里斯的政治经历授予她更大的权限将成为值得思考的问题。一些分析人士质疑拜登是否会贯彻他的意愿，让哈里斯在政策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哈里斯在参议院的经验非常短，”拜登的前助手哈尔策尔说，“所以我很难看到拜登授权她处理重大国内问题或立法的权力的可能性。”

事实上，在美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副总统的地位并不显赫。《外交政策》在文章中表示，除了在参议院扮演打破僵局的角色之外，副总统没有任何宪法规定的职责。副总统被排除在圈子之外，甚至内阁会议之外；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在总统发生意外的时候守在那里。但是，从比尔·克林顿总统领导下的戈尔，到乔治·W·布什领导下的迪克·切尼，包括拜登本人，这些副总统改变了这种局面。其中迪克·切尼甚至策划了侵略伊拉克的计划，并敦促布什对恐怖主义嫌疑人采取有争议的、被认为是酷刑的审讯方法。

拜登在参议院的长期经验和他在政治生涯中建立的跨党派关系，可能在立法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当今美国处于社会动荡的时刻，其中许多的社会摩擦正是由身份政治所引起的。考虑到哈里斯的性别与族裔，拜登选择哈里斯可谓合情合理——人们预测哈里斯可以在竞选期间帮助拜登去争取黑人选票，然后再努力弥合这个国家的种族和社会分裂。正如拜登在推特上表示选择哈里斯的原因所表明的：哈里斯是一位“为小人物而战的无畏战士”。当被问及拜登总统是否会给自己的副总统一个重要的、与自己过去所担任的职务相仿的角色时，拜登的一位高级顾问在一封电子邮件中告诉《外交政策》：“毫无疑问，一定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