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治国帝王的全景实录，从传说时代到清代

本卷中出现的皇帝，都是以亲子或亲属关系继承皇位的，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以接受“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的诏书或“遗诏”，合法地“龙登九五”的，但实际上，都是王朝上层各政治集团在传统法理框架内争斗的结果。当然，由于西周以来确定的“长子继承”原则影响深远，有的皇位继承人因年幼或其他原因没有亲身参与这种争斗。这样，每一个继承皇位的新天子，虽然大都痛哭流涕，诚惶诚恐，每一个拥戴新君主的大臣，都有一副“重任在肩”的模样，但那内心深处的感受，可不一样。至于尚在童年的天子，如果说他们自己的心中是一片童真，环侍在他周围的母后、国戚、大臣的心，却是阴晴难定。于是，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继嗣之君的登基，都是一场揭示封建政治伦理和政治运作内幕的戏剧。欲了解传统中国的政治状态。不能不看看这一幕幕戏剧。

细分中国统系延续较长王朝的继嗣之君，有继位于王朝前、中、后期的不同。而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因生产方式、生产关系及思想文化等的影响，呈现出治乱循环的现象。所以中国历史上的每个王朝，从现象上看，都走着由治及乱的路。所谓由治及乱，是以君主和国家机构解决社会问题、安定社会秩序的视点、政策是否合于实际，是否有效为标准。走完这条路所用时间的长短，就与王朝继嗣之君的政治作为有关。

一般说，王朝前期的继嗣之君，如果能够做到依靠开国时期形成的人才群体，妥善调整王朝上层政治集团的关系，将战争环境中不得不施行的军事手段施于政治决策中，把握好与周边国家或民族的关系，上下一心在解决战争遗留问题的同时，多少满足社会各阶级、阶层的经济等要求，整个社会就会安定下来，王朝便会从初步稳固进而走向强盛，王朝就会多几个继嗣之君。如果做不到，这个王朝便会是短暂，谈不上再有几个继嗣之君了。唐朝太宗，北宋仁宗，可说是王朝前期继嗣之君中的佼佼者。

中期的继嗣之君则贵在能够根据社会和国家的现状，对国家的政策和机构作新的调整，以满足封建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如果，此种调整与中国社会自身的发展要求相吻合，那么这位继嗣之君就不仅延长了王朝的寿命，还会对以后的历史进程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汉武帝就是“立一朝之规则，开百代之风气”的继嗣之主。他可说是王朝中期嗣主中的上上者。

次于汉武帝的，是适时调整了部分政策的帝王。或政治，或外交，或经济，或军事，总要有些调整，而最关键的是“整顿吏治”。即调整上层的利益关系，强化国家机构的控制能力，加强官僚群体对王朝的向心力，提高政治运作的效能。唐玄宗开元年间的政治作为，宋神宗所推行的变法，是这类帝王施行的较典型的举措。

再次是循祖宗成法而少更张，自己亦随事应付的嗣主。这类帝王养痈遗患，但只是使王朝得了慢性病，不会令国家立刻就面临崩溃。更等而下者，是骄、娇之气俱全，不亲政务，不知世情的昏昏之主。这类帝王如只满足于享乐，对国家大局的破坏性也还是慢性毒药。既要享乐，又欲做一代雄主者，便可能立刻就造成严重的社会危机，王朝上层各集团如不能合力更换这类君主，便只能寄希望于皇帝自然死亡，如明世宗，就是很生动的例子。

一个王朝，在中期若间隔性地有一两位君主稍能解决些社会民生问题，又如果周边关系无大的变化，如果还有几个风调雨顺之年，这个王朝便可能再延长若干年。于是乃有后期的继嗣之主。

我们说一个王朝到了后期，就是因这个王朝的君主，及整个国家机构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已经失去了对社会问题的准确判断力，其内部关系也由此一片混乱。此种状态使国家的行政决策和措施不断失误，国家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和不同利益集团的调控作用消失，社会动荡。社会动荡反过来又令君主与官员、官员与官员间的纠葛争吵增加，社会与国家机构都处在无序状态。这时的君主即便有心整顿，但面对积重难返的种种问题，已是力不从心。更何况此时的任何整顿，都会侵及某个社会集团的利益，会引发新的矛盾。

新老矛盾交织，更令制定、推行的措施难以切中要害，只是徒然增添矛盾。因而，王朝后期君主的困惑和烦恼，常以尽情享乐，放弃责任来消解。整个官僚集团，也随之进入“末日狂欢”的状态。这样，王朝覆灭的日子，就为期不远了。这不仅是后期继嗣君主个人的问题，也是整个国家机构已腐烂的结果。进而言之，则是整个社会对解决自身面临的问题，已缺乏有效的手段了。

本卷中收入的继嗣之君，是“继世英主”?是“中兴明主”?是“守成中主”?是“肇祸昏主”?作者们在忠实于历史的基础上，以生动的笔触作了介绍。读者不妨在阅读这一篇篇饶有趣味的帝王传时，根据上面提及的线索，再作“解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