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其实是意味着百年来“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坍塌

 写下这个题目时，连我自己都感到害怕。前几天，在聊天时，有人突然问我，怎么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竟一时语噻。这两天，在读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米尔斯海默的《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The Great Delusion：Liberal Dreams and International Realities），有了些许思考，大胆提出了本文这样一个题目。希望不致招来潮水般的攻击。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可以说是最近几年中国政界和学界最炙手可热的一句话。凡是在分析国际形势时，最常听到的开场白就是“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我们知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说源于我国主要领导人于2018年6月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提出的重大判断，引发学术界和战略界的广泛关注，此后便被普遍引用。

百度了一下，有关“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网页多达1120万个，有关的资讯和文章多达20万篇。

那么，何谓“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如何解读它？这里列举几个主流和官方的评论：

张教授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历史发展得出的结论，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从20世纪初起的最近一百年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局之一，当然也是中国历史上最重大的变化时期。

何局长说：“变”在何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变就变在前所未有、百年罕遇，变就变在立破并举、涤旧生新。这个大变局，概括起来说，就是当前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全球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近代以来最具革命性的变化。

俞研究员说：当今世界大体上仍是过去几个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全球体系的延续…….在过去一个世纪里，这个体系曾经遭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广大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而新世纪以来，一大批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迅速发展，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让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也不断上升。

郑教授说：中华民族从近代的沉沦走向复兴，真正起点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屈指算来，正好百年。

徐会长说：近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华儿女创造、推动一个个阶段性的历史性变局，最终走到了今天这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百年历史过程既是过去时，也是进行时；而今天我们面临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则是由前面的历史阶段所奠定、所烘托、所造就的，它既是进行时，也是将来时。

张主任说：百年前，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五四爱国运动风起云涌之时。百年过去，当今世界最大的变化莫过于中国的发展。1874年，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上曾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回顾历史……这种大变局的本质特征就是西方中心主义历史性的跌落。

邹教授说：中国从百年之前以极其艰难和被动的方式进入世界历史，到如今主动融入世界历史并带来世界体系的重大改变，这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题中应有之义。

蒲老师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本质在于国际秩序的转型。现行国际秩序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建立的，存在诸多不合理、不公正的弊端……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一直积极维护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主张通过调整和改革，使现有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以上专家和官员说得都没错，从历史观、国际观和发展观等不同角度解读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内涵。但似乎不是很解渴。如今，读罢米尔斯海默的《大幻想——自由主义之梦与国际现实》，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了新的理解——其实，变局可能意味着百年来美国推动构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坍塌（或转折）。这话怎么讲呢？还得从一战结束后的巴黎和会说起。

1919年的巴黎和会，美国时任总统伍德·威尔逊提出一个著名的“十四点原则”，标志着“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开始，距今正好差不多一百年时间。

这“十四点原则”具体是：

（1）签订公开协议，防止秘密外交；

（2）保证海上航行自由；

（3）消除国际贸易壁垒；

（4）裁军并限制军备；

（5）公道处理殖民地问题，平等对待殖民地人民；

（6）归还被占领的俄国土地，各国协助解决俄国问题，使之“自由、独立”地解决自身政治发展；

（7）恢复比利时的领土完整与独立；

（8）归还阿尔萨斯和洛林等法国被占领土；

（9）根据民族分布线决定意大利疆界；

（10）奥匈帝国内部民族自决；

（11）恢复罗马尼亚、塞尔维亚等国的领土完整，保证巴尔干国家的主权；

（12）土耳其境内各民族按自决原则给予自治，达达尼尔海峡国际化；

（13）建立独立的波兰国家；

（14）建立国际联盟以维持世界和平。

（伍德·威尔逊总统）

（巴黎和会）

“十四点原则”提出后，受到了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欢迎。对于当时的世界来说，“民族自决”“公道处理殖民地问题”“建立国际组织维护世界和平”等主张确实具有“针砭时弊”的作用，既体现了威尔逊总统本人的“理想主义”情怀，又给全世界带来了“和平、自由、民主”的期望。“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苗头由此开始。

遗憾的是，美国当时虽在综合国力上已超越英国位居世界第一，但美国似乎还没做好当“武林盟主”的各种准备。美国国内主流依然坚持的是“孤立主义”对外政策，也就是坚持做好自己，不去过多的干预外部事务，也不想取代英国当全球老大。因此，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原则”后来并未得到国会的支持，也就不了了之。但“十四点原则”显然具有巨大的魅力，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星星之火”。

时势造英雄。差不多20年后，希特勒及其纳粹主义，以及日本及其军国主义，将世界拖入二战。二战期间，美国“众望所归”，站在了世界舞台的中央，扮演了一回“救世主”的角色。在时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推动下，“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得以真正构建，也算是圆了威尔逊总统的梦。

二战以后，苏联崛起成为另一个超级大国，打乱了美国在全球推广“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步伐。二战后四十多年的美苏争霸导致全球呈现了显著的“两极体系”格局，也就是基辛格所说的“均势”格局（Balance of Power）。两极体系下，大国没有选择，只能按照“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彼此之间展开安全竞争。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只是美国领导的“资本主义阵营”在践行。

1989年柏林墙倒塌，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赢得了冷战。“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大放异彩。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在其著名文章《历史的终结？》一文中认为：自由主义在20世纪上半叶打败了法西斯主义，在下半叶打败了苏联共产主义，如今已经不存在可行的替代选择，正所谓“历史的终结”。

此后30年左右的时间，也即1990年以来，美国是全球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人自信满满，认为在美国领衔的单极体系里，“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终于可以大放异彩，可以“肆无忌惮”在全球推广了。乃至在克林顿和小布什在任期间，美国主导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实际上演变成了一种“自由主义霸权”。所谓“自由主义霸权”就是美国按照自己奉行的自由主义价值观去改造世界，遇到抵抗时就诉诸武力。无论是克林顿时期的南斯拉夫解体和科索沃战争，还是2003年小布什政府攻打伊拉克，均是出于这样的初衷。

按照米尔斯海默的观点，美国在冷战之后之所以能够顺利的采取一种极端自由主义的外交政策，主要是因为美国彼时如此强大，在全球“一枝独秀”，美国军事、经济、科技、金融、文化等软硬实力在全球均位居第一，遥遥领先于其他国家。美国实力如日中天，独孤求败。记得克林顿当政时期，在一次国会演讲时豪迈的宣传：“全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影响力最广的国家（帝国）诞生了。”所以，米尔斯海默言下之意是，“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这套东西在全球推广的前提是，美国在全球没有挑战者，必须维持其超群的实力，才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意愿去重塑世界。

然而，米尔斯海默也强调：“从一开始自由主义霸权注定会失败，事实也是如此”。一方面是因为美国不可能持续拥有超级实力，不可能永远当领头羊，更不可能永久拉开与其他国家的距离。另一方面，在民族主义面前，自由主义不堪一击，一旦有些国家迎头赶上，那么现实主义和民族主义就会超越自由主义大行其道。“2016年以来在全球发生的重大事件，特别是中国实力的增长，已经证明了我的判断”，米氏如是道。

因此，米氏判断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最有可能出现在单极世界中，这时，一个大国不必担心被另一个大国攻击，因为没有其他大国。于是，唯一信奉自由主义的单极国家几乎总是会放弃现实主义，转而采取自由主义的外交政治。“自由主义国家头脑中的十字军心态根深蒂固，难以克制”。然而，只要存在两个或更多的大国，这些国家便别无选择，只能关注它们在全球均势中的地位，根据现实主义的指令行事。

到此，相信大家已经明白，“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什么。这是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大国，在其经济实力上升至美国的70%左右时，所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国际秩序的“结构性矛盾”所致。曾经，这个追赶者是苏联是日本，但都被美国成功遏制了。目前，追赶者变成了中国，结果怎样，尚不好说。

2017年特朗普上台以来所采取的一系列对外政策，包括各种“退群”，包括与中国开打贸易战，并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均已说明，美国已经开始背离其亲手搭建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目前这个秩序已开始坍塌。

（作者：油涌如泉，本文首发于“清泉能源SpringEnergy”，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与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立场无关，文责自负。引用、转载请标明作者信息及文章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