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超级教授”黄宗智出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原创 刘隆进 广西师大出版社 来自专辑编辑说

在历史、法学、社会学等领域，提及黄宗智的名字，几乎无人不知。黄宗智教授对于“内卷化”及其后“隐性农业革命”的分析具有独到而深刻的启发意义，在学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然而黄老一直钻研在学术领域，为人很低调，几乎没有接受过媒体采访。

在今天的“编辑说”里，我们邀请到了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系列图书的策划编辑刘隆进，和大家聊聊他是怎样与这位“超级教授”沟通合作的，又是在怎样的机遇下获得了黄宗智教授的著作版权并策划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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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值班编辑刘隆进。从组稿到最终完成出版，耗时一年半，黄宗智教授的新书《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终于与大家见面。

作为策划编辑、主要审稿人及出版统筹者，我想要提笔记录一些东西，但却有不知从何说起之感。

小引：导师的导师——黄宗智

黄宗智教授是我导师的导师，他是普林斯顿大学学士、华盛顿大学博士，师从学贯中西的大学者萧公权先生。黄老师从1966年始就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校区（UCLA）历史系，1991年晋升“超级教授”（Professor，Above Scale），曾受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讲座教授。

我读研究生时，在沪上师从刘昶教授，而刘昶老师在UCLA读书期间，导师正是黄宗智教授和白凯教授（黄老师和白老师是夫妻）。

黄宗智教授

2004年荣休后，黄老师将主要精力放到国内，开始用中文写作，其学术研究的关怀也从农村社会经济史、法律史转向中国现实的农业经济与法律社会问题。用黄老师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用时兴的话来说就是“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黄老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明清以来的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和法律史，可谓著作等身：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获得了美国历史学会费正清奖，《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获亚洲研究协会列文森奖。他的《超越左右：从实践历史探寻中国农村发展出路》、《清代的法律、社会与文化：民法的表达与实践》、《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过去和现在：中国民事法律实践的探索》、《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及《实践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历史与现实研究》等著作也都享誉学界。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作者：黄宗智

出版社：中华书局

作为享誉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黄宗智教授的著作都是各大出版社争夺的焦点，中华书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上海书店、法律出版社等均出过黄老师的著作。《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三卷本已经完成出版，后续黄老师的代表性著作也将在广西师大出版社再版。那么，黄老师著作的版权，我是如何拿到的？这里的故事或许值得一说。

因缘：“从师门开始”做书

我的学术兴趣一直都在明清以来的中国史上面，说得更细一些，便是明清以来的社会文化史，地域则集中在江南。本科时，因为在基地班的缘故，大二开始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导师和研究方向，我自然是选明清史方向。

一开始便走入“专”的领域，其实有利有弊，但诚如师长教诲与指点的那样，平日的阅读面一定要相对宽泛。以我的兴趣点明清社会文化史为例，我必须要在明清史的其他专门领域扩大阅读面。在师长的指导下，传统政治史的阅读自不必多言，此外明清经济史成为我阅读和训练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明清社会经济史领域，我最先阅读了傅衣凌、吴承明等老一辈学者的著作，后来转向国外学者，读了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彭慕兰《大分流》、弗兰克《白银资本》等，一时被“加州学派”的框架和论证所吸引，但同时也接触了与其针锋相对的黄宗智教授的观点。

还记得当年，在桂子山老图书馆一楼有一家书店，人文社科类的学术书很多。多次徘徊后，我终于下定决心购买了黄宗智教授的两本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拜读后，围绕明清经济史的两种不同学术观点的碰撞，其对思考和认知带来的冲击至今记忆犹新。

2010年购买了黄宗智教授的代表作《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黄宗智教授的最主要也是影响最大的观点是中国农业“内卷化”发展的困境，其认为明清以来中国农业是处于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状态，这种“内卷化”即是建立在劳动力的大量投入导致亩产的增加及随之而来的农民家庭年收入的有限增长，但同时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提高，单位劳动的边际报酬不断下降。

无论李伯重等所谓“加州学派”的学者对明清江南农业的发展给予多么高的评价，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农业的这种发展为何没有发生突破，并为其他近代工业提供必要的支持？

此外，其将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江南）农业的发展动因归之于明清时期所谓“早期工业化”的基础，更有前后嫁接与断章之嫌。就这些方面而言，黄宗智教授的“内卷化”分析及其后“隐性农业革命”的分析是有其独到之处和启发意义的。

读研期间，我收获最大的一门课是导师刘昶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史”讨论课，每周得阅读两本著作，撰写读书笔记，然后课上展开讨论。黄老师《华北》《长江》两书自然是必读的，“加州学派”的著作同样也绕不过去。

在课堂上的讨论，刘老师的引导与点评都是自由而开放的，完全是基于学术上的争鸣，刘昶老师不会因为黄老师是其导师，而在相关问题的讨论上存在门户之见，比如中西方历史的“大分流”问题，老师都是主张我们在阅读的基础上进行独立思考并发表见解。

研究生阶段，我的兴趣依然在社会文化史方面，刘昶老师也充分尊重大家的兴趣选择。现在想来，我还真是有悖师门的“传统”。

硕士毕业后，我来到出版社，成为一名古籍文献小编。2018年10月，在结束了一年零一个月的外单位借调后，我重新回到社里，开始做社科书。从何做起呢？思来想去，还是从师门开始。

于是，我通过邮件与黄宗智老师、刘昶老师联系。我希望出版黄老师的著作，刘昶老师自然是很高兴；而此时，黄老师的著作出版，在其他出版社也遇到一些困难（其内部问题）。经过“无数的”邮件往来，以及数次跨越太平洋的微信视频，黄老师决定将其著作（新书+旧作）全部交由我处理。

与黄宗智教授的邮件往来

我利用春节假期的时间，将黄老师的三本新书从编辑的角度审读了一遍，并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其后，又经过漫长、反复的沟通，大到某一段落，小到某个概念，我都尽可能地从编辑的角度提出修改意见，同时又尽量不妨碍黄老师整体观点的表达。

过程虽然艰辛，但收获却是巨大的。一切尽在不言中吧。

选题策划，“锦上添花”谁都可以，最难、最可贵的是“雪中送炭”。

图书出版后，我给身在洛杉矶的黄老师寄送作者样书，受疫情的影响，样书的运送同样是一波三折，但好事多磨吧。黄老师收到样书后，一定很高兴，我透过电子邮件中的文字，可以想象黄老师拆包裹、拆图书塑封时的神情。黄老师在邮件最后说：“白凯和我昨晚为了庆祝，喝了点我们保存的最好的酒。这里要向你举杯再说一声‘感谢’！”

黄老师还将此信抄送了刘昶老师。看到老师们高兴的样子，这也是作为学生的我最感骄傲与自豪的时刻，这与出版有关，也与出版无关。

实践：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

《实践社会科学与中国研究》（全三卷）的总序题为《探寻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早年，黄老师指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问题，引发过学术界的大讨论；而“实践社会科学研究”则是黄老师近年来所一直倡导的，并从理念、方法和实践上进行引领。具体到新书上面：

卷一，是黄宗智教授的“看家领域”——中国的小农经济研究。从明清以来小农经济“有增长而无发展”的“内卷化”困境，到改革以来“隐性的农业革命”，黄宗智教授致力于探寻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作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两部抗鼎之作的后续思考，《中国的新型小农经济：实践与理论》以对中国现实的关怀为主轴，以中国新型的农业革命为基点，立足中国小农经济的历史与实际，探寻中国小农经济的发展出路和符合中国农业实际的长远发展道路。

卷二，是黄宗智教授关于法律史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国新型的正义体系乃是一个结合三大传统的产物：一是古代的“中华法系”，尤其是其主导性道德价值和民间的纠纷解决机制；二是调解机制在革命传统中的大规模推广，包括由国家法律和民间正义之间的互动而产生的宽阔半正式第三领域正义，也包括其为民服务和社会公正理念；三是从西方引进的形式主义个人权利法律。今后的发展进路不在三者中的任何单一方，而在更好、更精准地融合三者，朝向一个新型的、可能成为新的“万世之法”而推进。

卷三，还是一个尚未受到充分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非正规经济，是一个全球通行的学术与社会经济概念，指没有或少有法律保护和社会福利的城镇就业。中国城镇就业人员的大多数来自“半工半耕”家庭的农村户籍人员。他们与其农村家庭组成真正的城乡“劳动者”的绝大多数。本书从中国历史的实际出发，梳理半工半耕的小农家庭与非正规经济之间的关系，分析了中国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以及非正规经济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并通过经济史、社会史和法律史的视野，提出作者关于中国非正规经济的思考与未来可持续发展的学术建议。

三卷的侧重各有不同，但整体上又统一互补，社会经济史与法律史的视野相互交织，共同成为我们认识中国明清以来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与正义体系变迁的重要切入点。在小农经济与非正规经济的研究中可以看到法律（正义）问题；同样，我们也能在正义体系的研究中读出中国社会经济史的发展脉络。

这就是黄宗智教授倡导的“扎根于中国实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部分成果。作为享誉学界的美籍华人学者，三卷本新书可谓是“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展望：更适合中国自身的系列丛书

黄老师指出：“现今的社会科学研究通常由某一特定的理论立场出发，提出一项由该理论视角所生发出的研究问题，目标则是要去证明所设定的‘假说’。这种研究方法可以是被明确说明的，也可以是未经明言的，但总是带有一系列不言而喻的预设，甚或是无意识的预设。”我们所面临的困境是，当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基本上都是来源于西方，其认识的进路往往伴随着西方的经验。

因此，黄老师倡导“实践社会科学”的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把上述的认知过程颠倒过来，“不是从源自西方的理论以及由此得出的理论假说出发，而是从研究对象国家的实践历史与现实出发而后进入理论建构”。“从实践出发的视野要求将历史过程作为出发点，要求由此出发的理论建构。

但是，这样的实践和理论关怀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拒斥或盲目无视西方的社会科学理论，而是要与现有理论进行自觉的对话，同时自觉地借鉴和推进西方内部多样的非主流理论传统。此类研究还可以表明在实际层面上，在西方主流的形式主义理论以外，有必要结合西方主流以外的理论传统去理解西方自身的经验。”

黄宗智教授主编的《中国乡村研究》，从第十五辑开始，由广西师大社出版，右一为最新出版的第十五辑

基于此，黄老师主编了“实践社会科学系列丛书”，计划收入在实践法史与法理、实践经济史与经济学，以及中国乡村的实践历史、现实与理论研究领域内的著作，也包括讨论中国创新的著作，这些创新已经发生在实践内，但却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关注和表述。其目标是要形成一系列具有比主流形式主义研究更适合中国自身的历史和现实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观念的著作。

这套丛书，也将由我统筹出版。以上所引的文字，便出自这套丛书的总序。

黄宗智编著《实践社会科学研究指南》8月将出：

[美]胡宗绮著，景风华译《意欲何为：清代以来刑事法律中的意图谱系》（下半年将出）

[美]白德瑞著，尤陈俊、赖骏楠译《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吏与差役》（下半年将出）

[美]苏成捷著，谢美裕、尤陈俊译《中华帝国晚期的性、法律与社会》（下半年将出）

原标题：《为“超级教授”黄宗智出书，是一种怎样的体验？丨编辑说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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