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上海书展│辛德勇：谈谈我收藏的孤本《西曹秋思》

【编者按】

本文为北京大学教授辛德勇8月14日在上海书展“世穷见士节——《读书与藏书之间》读者见面会”上的讲稿，澎湃新闻经授权刊发。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各位朋友：

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感谢各位朋友，来听我谈谈中华书局刚刚为我再版的这两本《读书与藏书之间》。

感谢众多读者的支持，《读书与藏书之间》初集的初版本，刚刚出版几个月，市面上就脱销了，二集的情况也差不多。很长时间，喜欢的读者都买不到这两本书。现在出版了新的版本。纸张、图片都比过去好多了。责任编辑孟庆媛女士和朱兆虎先生还帮助改订了旧版中我自己造成的文字讹误。总之，面貌已经焕然一新。我想大家会更加喜爱这两本书。

新版《读书与藏书之间》

包括今天在座的各位朋友在内，能有这么多读者喜爱这两本书，当然是对我的大力支持和肯定，但大家对我这两本书的喜爱，更重要的缘由，乃是对读书和藏书的热情。

不管这世界怎么变，不管有多么新奇的文化传播方式不断涌现，但我相信，文字和书籍的功能，还是最强大、最深邃，最能丰富我们生活的内容，最有助于提高我们生命的质量。正因为如此，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喜欢读书，也还有很多人会为了更好地读书而藏书。当然读书只要识字儿还喜欢就行，可藏书还需要具备相应的条件。由于每个人的条件不一样，藏书就不能太任性，不能想藏啥书就藏啥书，特别是千万不能跟韦力先生比，只能根据自己的条件，量力而行。

我是一个生长在东北边陲的乡下人，每一次来到大上海，都很胆怯。没见过世面，这是必然的。衷心感谢韦力先生，特地出场，给我助阵。这么一来，在大家面前我胆儿是壮了一些，可在韦力先生面前，我又不能不蔫儿了下来——韦力先生是当今中国第一大藏书家，藏书确实又多又好，好得除了“天下第一”你就再也没啥好说的。

我们这次活动的广告，上面有我一张照片，背景是我的书架。很多比我还没见过世面的小朋友，看我书架上的线装书，看得直流哈喇子，有人甚至还动了或偷或抢的念头。对这，我要说“你真的啥也没见过”。要是隔着窗子看过一眼韦力先生的书房，大家就明白我那几本破书有多可怜了，真好比乞丐和龙王爷比宝，完全不值一提。

不过读书和藏书都是自得其乐的事儿，我希望大家和我一样，不要因为韦力先生有那么多、那么好的书，我们差得太多，差得太远，就不读书、不藏书了。他读他的，他藏他的，咱们读咱们的，咱们藏咱们的。

下面就和大家简单谈一谈我收藏的一部线装书——为啥谈这部书，首先是因为韦力先生没有。不仅韦力先生没有，普天之下谁都没有，就我这一部孤本。所以，在韦力先生面前说藏书，我只能谈这本书。

这本书的书名叫《西曹秋思》，我写的关于这本书的“书话”，就收在《读书与藏书之间》里。

书名中的“西曹”，是指明朝刑部的监狱。这本书叫这么个名，是因为它的内容是黄道周在明末身系此狱期间，与同道难友董养河、叶廷秀在狱中唱和的诗作。

《西曹秋思》内封面

黄道周是明朝末年的大名人，系东林党人的中坚分子。南明隆武元年，率师北伐，战败被俘，清廷劝降不从，从容就义。

今天和大家在这里谈这部书，交流藏书的体会，我首先想说的是该选什么书来藏。关于这一点，每个人的着眼点并不完全相同；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所关注的重点也会发生变化。作为我本人来说，当年买古书的时候，最看重的是书籍的珍稀性，孤本秘籍当然最好，只不过这样的机会实在不是很多。幸运的是，这本《西曹秋思》就是一本孤本秘籍，而且还是很罕见的南明时期的刻本。

南明隆武二年建阳刻《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

《西曹秋思》正文首页

这样的刻本，首先在版刻史上具有重大价值。原因主要是南明刻本存世极罕，就是韦力先生，也不会收藏很多，而版刻史研究，见不到书，就很难讲述得十分具体。南明时期的版刻就是这样，好像还没有人清楚说明它究竟有什么共同特征，而现在多见到一本实物，就让我们对南明时期的刻书多有一些了解。

其次，是只有了解到具体的现象，我们才能展开深入的认识。上面这两帧书影，左边的《重刊熊勿轩先生文集》，也是南明刻本，值得注意的是，它刊刻于福建建阳（据《中国版刻图录》），而我这本《西曹秋思》是大致在绍武、永历时期梓行于广东惠州的刻本。并观二者，可以看到，其字体、版式都十分相似，一方面，这清楚显现出它们之间的密切联系，这很可能与其同处于南明政权的影响之下具有直接关系，而若是再上溯福建建阳书坊宋元以来版刻风格的变迁，再审视晚明时期浙江杭州及其附近地区的刻书风格，我若是妄加推测的话，这两部书的版刻特点，很可能都是来自随同南明政权南逃的浙江工匠。

当然这只是一种很不确定的初步推测，深入的研究，还有待搜集更多的资料。但我对待搜书和藏书，从来就不仅仅满足于获取珍稀的本子，而更在意借助这些难得一见的实物，认识历史。其中最表象的，便首先是书籍本身的历史。

不过版刻研究，只是很表象的“书衣之学”，殊不足重；至少不宜止步于此。书终归是要读的。假如只是传本稀少，罕见，其内容读起来什么味道都没有，什么用处都没有，那也就失去了作为一本书的根本价值。我们藏一部好书，读一部好书，要能够发现这部书的内在价值。

不管是我们看待一部书，还是认识一个人，在所观察对象的背后总有个大背景。从这个大背景中发现一部书内在的价值，揭示一个人某种行为的社会意义，过去通常是被称作“发覆”或是“发微”的。

黄道周和这部《西曹秋思》背后的大背景，就是晚明那个末世。晚明时期，从表明上看，好像是一派盛世景象，但社会种种矛盾日益尖锐，就像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只要稍微认真观察一下，明眼人都不难看出，朱家帝国已是穷途末路，气息奄奄。特别是崇祯皇帝刚愎自用，满腹猜忌，直至葬送掉大明江山，还把罪过都推给臣下，笃信自己不是亡国之君。

面对颓败的政局，黄道周等东林党人，奔走呼号，试图重振朝纲。直接导致黄道周被捕入狱的原因，是他在崇祯十一年弹劾依附阉党的杨嗣昌“夺情”起用，而在这之前，还为解救同年郑鄤，同阉党一派人做了强力的抗争。

郑鄤的遭遇，很有代表性地体现了专制体制残害知识分子的卑鄙手法。郑鄤同黄道周、文震孟三人，是天启二年同榜进士，曾一道谋划向魏忠贤发难，郑鄤且因直接写诗讥刺魏忠贤迫害忠良而亡命山野多年。在黄道周弹劾杨嗣昌之前的崇祯八年，郑鄤因抗衡阉党权相温体仁而被温体仁反咬一口，诬以“杖母”的罪名下狱。后来阉党又更加无耻地诬陷他“奸妹”、“奸媳”，终致惨遭凌迟处死。这一案件背后真实的原因，尽人皆知，当然是当权者以个人生活道德的名义施加的政治迫害。

所谓“杖母”，不过其生母过于嫉妒乃父，郑父无奈，假造乩仙判词，杖打其母，以杀雌威，而郑鄤对他爸爸弄得这套把戏只是知情旁观而已。从当时的社会伦理角度看，郑鄤预闻此事，还有其他一些个人生活的行为，确实存在某些值得非议的地方。但在这场抗争中，黄道周始终认为郑鄤的个人生活缺陷，只是家庭琐事，而温体仁、杨嗣昌等人的行为，则事关“天地纲纪之常”，是国之大事，不宜以私德干公理。

黄道周这次顽强抗争以致入狱成囚，牵涉到的政争相当复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阅读我的《读书与藏书之间》。在这里我想和大家谈的，是我在阅读他这部《西曹秋思》过程中所认识到的政治背景，让我对黄道周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气节深有感慨。

作为一介书生，黄道周一生都在归隐读书与从事现实政治之间痛苦地抉择。面对颓败的朝政，面对天下苍生，最终他选择了挺身而出，舍生取义。在功利主义者看来，他显然很愚，但黄道周人聪颖异常，他并不蠢。很多事，他都知道大势已去，事不可为；至少在晚明时期率师北伐，他确实是明知其不可而为之，乃是抱着一副“报先皇帝于地下”的情怀（《西曹秋思》卷首董师吉序），并始终恪守着“纲常万古，性命千秋”那个人生的理念。

我们读书，除了汲取知识，更要涵养身心，滋育性命。在这里，谈这本《西曹秋思》，谈黄道周的人生理念，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今天我拟的这个讲题——世穷见士节。作为一个读书人，越是在危殆的社会里，越要像黄道周那样努力坚守自己的气节；哪怕由于自己的懦弱做不到，我们至少也要知道向那些勇于坚守气节的人致以崇高的礼敬。

好了，谢谢大家，这就是我要和大家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