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陈志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数字问题

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被视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但这场战役至今仍有许多谜团，其中关于双方参战人数就存在多种表述。本文整理自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陈志强教授的线上讲座“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数字问题”，陈教授在讲座中系统地介绍了关于君士坦丁堡战役参战人数的各种说法，分析了其可信程度，并通过这一个案说明了历史研究中数字考证的意义所在。

这一讲座系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主办的“上海大学世界史讲坛”系列第八讲，由上海大学历史学系郭长刚教授主持。陈志强教授1994年毕业于希腊亚里士多德大学哲学学院，获得历史与考古学博士学位，曾任南开大学历史学院院长，现任南开大学世界史学系主任、东欧拜占廷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世界古代中世纪史研究会副会长，代表著作有《拜占廷学研究》、《拜占廷帝国史》、《巴尔干古代史》等。讲座在7月份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为清真寺的新闻背景下进行，为听众提供了多一层思考现实的维度。

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在世界历史上是有决定性作用的。它的影响甚至直到今天仍然存在，比如最近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的做法，实际上是恢复了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后将圣索菲亚大教堂改成清真寺的决定。当然，经过这么长时间，圣索菲亚大教堂又从博物馆变回了清真寺（1934年土耳其内阁法令将圣索菲亚大教堂变为博物馆）也有其象征意义，而这应当从君士坦丁堡战役本身谈起。

圣索菲亚大教堂 资料图

改变世界格局的1453君士坦丁堡之战

1453年4月6日到5月29日，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对君士坦丁堡发动了长达近两个月的攻击，攻击的重点是陆地城墙，因为君士坦丁堡其他几面被海环绕。在这场战役中，陆地城墙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奥斯曼军队更擅长陆战，而海战能力较弱，因为他们是从农耕民族发展起来的。进攻时，奥斯曼军队沿着城墙布置了14个重型火炮阵地。这个战略是吸收了前人的经验制定的，穆罕默德二世发现只有在陆地城墙上打开缺口，才能攻下这座城市。现代一些学者认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无论是在世界历史上还是人类军事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著名欧洲中古史专家福西耶（Robert Fossier）曾评论说“君士坦丁堡陷落的消息震惊了整个西方世界”，“西方得到的最恐怖的消息莫过于君士坦丁堡陷落和皇帝战死”。另一位中世纪史专家布莱恩·蒂尔尼（Brian Tierney）更将“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落入土耳其人之手”看作是欧洲“中世纪结束”最重大的标志性事件之一。而拜占庭史学家瓦西列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Vasiliev）甚至在其著作《拜占庭帝国史》中称之为“整个世界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

瓦西列夫著《拜占庭帝国史》

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的重要性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这次战役结束了拜占庭帝国千余年的统治。虽然战役之前拜占庭帝国就已经衰弱，但1453年标志其真正的灭亡。如果按照一些史家所认为的，拜占庭帝国是“罗马帝国的延续”的一个特殊阶段，那么这场战役则是终止了罗马人近两千年的征服扩张暴力统治史。

第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打造地跨亚欧非三大洲帝国的大幕从此拉开。奥斯曼人600年的发展史从此进入帝国阶段。

第三，这场战役改变了地中海世界和欧亚大陆传统的商贸交通网络，迫使西欧开辟新航路。因为这个时候欧亚大陆的商贸活动日益紧密，特别是与衣食住行相关的大宗商品贸易逐渐活跃起来。而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的胜利改变了传统的商路，随后的几十年，西欧开始了全球性的探索，新航路的开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第四，这场战役改变了全球古代地缘政治的格局，加剧了全球中古文明圈边缘地带的冲突。这个“边缘地带”与之后工业文明下发展出的现代地缘政治的边缘地带是重合的，而之后这又成为了工业文明自西向东的全球扩张的障碍。按照吴于廑先生的说法，工业文明自欧洲西北角逐渐壮大后，开始了自西向东的全球扩张，一浪推动一浪，无论是否接受都会被纳入这个持续至今的巨大浪潮中，然而由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兴起，向西扩张的全球工业化过程受到了一些阻碍。由上述几点可以看出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非常重要。

1453年君士坦丁堡陷落主题绘画，由19世纪希腊画家Panagiotis Zographos创作，当时希腊刚刚经历了反抗奥斯曼帝国的独立战争。

究竟有多少人参战？

君士坦丁堡战役中有一些重要的数字，如城墙的高度和护城河的深度等等，而其中参战人数的问题尤为重要。因为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很难理解这场战役为何会如此惨烈，以及为何穆罕默德二世明知这是一场硬仗，但仍坚持攻打。

我国学者很早之前就在大学教材编写时注意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但是围绕着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却比较混乱，不仅对战役过程自说自话，而且在攻守双方的参战人数上也出现了多个版本。有的作者也许考虑到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在相关部分采取了模糊处理的办法：或不予提及，或一笔带过，或语焉不详，或相互不一，甚至自相矛盾。这种情况在世界通史教材中出现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涉及的内容太浩繁，线索太复杂，而且通史作家并不是拜占庭史专家。但是即使是一些拜占庭历史和文化相关的专业书籍在谈到此次战役的参战人数时表述也很混乱，模糊的程度特别突出。例如《拜占庭帝国史》中认为参加攻城的部队有10-20万人，这个数字的范围太大，是一个模糊的说法。在徐家玲的《拜占庭文明》中关于此次战役提出了很多改变传统的说法，但对于双方参战人数这个重要信息却不置一词。在赵彦主编的《拜占庭文明》中则认为土耳其陆军“总兵力”为15-20万人。而在《拜占庭的故事》一书中则采用了攻城部队是守军人数的20倍这一说法。由此可以看出，在人数问题上表述是很混乱的。

徐家玲著《拜占庭文明》

国内书籍对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数字表述混乱的根源主要在于它们各自依据的外文书籍的描述存在差异，一些公认比较权威的外文作品都有着各自的表述：就双方参战总人数而言，有的书中说是8万，有的说是10万，多的则达到了40万之众，甚至有攻守双方人数比为500：1的提法。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在其经典《罗马帝国衰亡史》提到的参战人数就有20万、30万和40万；奥斯特洛格尔斯基（Georgiy Aleksandrovich Ostrogorskiy）在《拜占庭帝国》中则用比例表示攻守双方人数为20:1；仁西曼（Steven Runciman）认为奥斯曼人参战兵力为8万，而30万和40万这两个数字是希腊人所说的，威尼斯人说的则是15万；美国拜占庭学者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也同意8万这个数字；专门研究晚期拜占庭军事的巴图西斯（Mark C. Bartusis）则明确提出“双方参战总人数合计为7万人”。在这些说法中，数字差距相当悬殊。上述数据都是近代以来不同学者给出的数字，而想要调查清楚真正的参战兵力数字，首先要全面收集原始材料。

陈志强教授首先注意到的原始材料出自希腊史家劳尼库斯·查尔克康迪拉斯（Laonicus Chalcocondyles）。他在著作《土耳其史》中明确提到此次战役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亲临战场，“据说当时这里聚集了大约40万大军……”陈志强教授认为这是数字“40万”的原始根据。1453年土耳其人兴起的时间还不长，当时他们并不注重文字的记载，所以其早期的历史材料非常少。有学者认为《土耳其史》可以算作奥斯曼帝国最早的史书，所以此处提及的“40万”可能就是后来所有史书中“40万”的来源。问题在于，劳尼库斯虽然生活在那个时代，但并不是这场战役的亲历者或见证者，而只是此次战役的间接记述人，所以他提供的信息不能与其他亲历者或者战役幸存者相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讲，劳尼库斯所记录的只能算第二手的原始材料，而要想知道准确数据，还是需要找到战役亲历者留下的各类文字材料。其中天主教迈提莱内教区主教莱奥纳多（Leonardo di Chio）作为罗马教宗派到君士坦丁堡的特使助理成为了战役的亲历者和幸存者。他曾在给教皇回忆性质的信件中写道：“（苏丹）统率30万战将，在君士坦丁堡周围安营扎寨……希腊人的人数充其量不过6000人”。此处他提到的“希腊人”是当时地中海世界对罗马帝国居民的称呼，“拜占庭人”的现代说法则在16世纪才出现。他还记载：“其他那些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从佩拉秘密前来援助的人最多不过3000人”。佩拉是君士坦丁堡北部的一个商业特区，当地主要是意大利商人。所以莱奥纳多的记载中进攻一方的“30万”就成为后来史书中这个数字的原始根据。同时他还提到了战役中守军一方的参战人数只有9000人，按此说法攻守双方的比例约为30:1。

关于这场战役，最重要的史料来自乔治·斯弗兰齐斯（George Sphrantzes）的记载，他是这场战役的参与者和指挥者，也是幸存者。他曾经记载到：“苏丹返回战场，以其全部军械和陆海军对，包围了京城。他在京城18英里长的城墙下，部署了400艘大小船只封锁海面，以20万军队围困陆地城墙。尽管我们的京城面积巨大，我们的守军总数却只有4973名希腊士兵，以及正好大约200名外国士兵。”因此后世史书中的“20万”的提法根据就在此处，可能是直接引用，也可能是转引。记录中的“4973名”精确到了个位数，是由于斯弗兰齐斯的身份较为特殊，他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近臣。在战争之前，君士坦丁十一世曾派他去城墙上清点士兵人数、查看缺少物资以及思考布阵策略，所以他能够知道当时拜占庭士兵的准确人数。而他提到的“大约200名外国士兵”应当是编在拜占庭军队中的外国士兵，而非独立作战的雇佣兵。除此之外，杜卡斯（Doukas）也是战役的幸存者。在他的记载中写道：“4月23日，只发生了几次进攻，暴君（苏丹）调集了更多部队。那些征调而来的部队和那些自愿从各地汇集而来的人数难以计算。侦察兵报告说，至少有40万土耳其军队。”此处提到的“40万土耳其军队”可能是后世文献中这个数字的原始依据。而根据他的记载，这里说的“超过40万”是来自他人的报告而非杜卡斯自己的判断，在后文中他又记载了自己的判断：“非常明显，一个罗马人面对着20个土耳其人”，即攻守双方兵力之比为“20:1”。此外他也曾提到守军人数不足1万，可以推算进攻一方大致有20万人。而此处的“20：1”也成了后来史书中这个比例的原始出处。

只看希腊人的说法是不行的，因为他们要为拜占庭的君主说话，要为首都的陷落而悲哀，还要讲述他们抵抗的英勇。当时还有一些拉丁人参战，他们从事商人、医生等职业，战役期间恰巧留在君士坦丁堡，这些人也留有文字记录。其中，佛罗伦萨商人加科莫·特达尔迪（Giacomo Tedaldi）记载：“在围城期间，共有20万人参战，其中6万人进行军事进攻，包括3-4万人攻城。”他还说，“他们中四分之一的人穿制服和皮夹克”，这可能指的是奥斯曼的精锐部队加尼沙里禁卫军。加科莫还写道：“其他人则一些穿戴法国服装，一些穿匈牙利服装，还有些戴铁质头盔、土耳其弓箭和弩箭”。这说明苏丹穆罕默德二世麾下有很多雇佣兵或从属国士兵。据加科莫记载，“这20万人中，其他兵士都是些盗贼、匪徒、流浪汉、工匠等等随军人员”。他明确提到有20万人参战，这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斯弗兰齐斯的数字。而加科莫对敌军分类较细，甚至讲到了攻击城墙者的人数，他提到的“6万人”可能是后世将参战人数大大缩小的原始出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在攻城时除了直接的攻城部队，还有后勤人员。因为他的前人曾七次攻城未果，而君士坦丁堡也被称作“冷兵器时代最坚固的都城”。所以苏丹在仔细研究攻城历史后，计划用重炮将城墙轰倒，然后用瓦砾填满护城河，让土耳其大军通过河道，冲入城墙的缺口。奥斯曼人的重炮非常巨大，在14个炮阵中，重型火炮都安排在罗曼努斯城门处的攻击点上。后来的战役过程也是按照苏丹的设想进行的，城墙被轰塌，攻城部队最终冲入城中。

威尼斯人尼科洛·巴尔巴洛（Nicolo Barbaro）也参加了这场战役，而且他每天写日记。后人研究他的日记认为，他的记录没有倾向性，只是一些冷静的事实、数字。他的日记也从一个侧面支持了斯弗兰齐斯“20万人”的说法。有一天巴尔巴洛在日记中说：“天明后第一个时辰，穆罕默德殿下指挥大约6万大军抵达君士坦丁堡城下，然后苏丹将他的部队分为3个集群，每个集群5万人：第一个集群由基督徒构成；第二个由下等身份的人和农民等构成；第三个由加尼沙里禁卫军团组成。”这里没有提到炮兵和其他辅助性人员，只是说了攻城的3个集群，也就是发起冲锋的人。如果把那些填充弹药、牵引火炮的人计算入内，恐怕也有几万人。所以，土耳其攻城部队总数是超过20万的。巴尔巴洛是战地外科医生，他的日记都比较平静，缺少感情色彩，没有之前所说的拜占庭贵族对亡国的悲哀，或是一般拉丁人对希腊人的蔑视。此外，还需要搞清当时城内的总人数，以及守军一方的人数。巴尔巴洛认为：“希腊人总的数量不过6000人，其他那些热那亚人、威尼斯人和从佩拉秘密前来的人加起来不过3000人。”这9000人应当是指直接参战守城的士兵数量。他还提到，君士坦丁堡战斗结束是1453年5月29日周二，有6万人被俘。杜卡斯也写道：“土耳其人也忧心忡忡，因为他们估计城内至少还有5万士兵……结果他们杀了2000人便放手了。假如他们知道抵抗他们的武装士兵只有8000人的话，他们就不会杀掉他们中的任何人了。”想要读懂杜卡斯的记载，需要明白土耳其士兵当时的习惯。他们不像蒙古扩张时那样杀人如麻，而是利用被俘获者索要赎金，或者将其变卖为奴。人死后就失去了利用价值，所以他们若知道城中没有那么多人，便不会肆意进行杀戮。

由此可知攻守双方的兵力非常悬殊，但是有些人记载的差距有些离谱。比如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约一个半世纪有一本书提到了上述莱奥纳多的记载，也提到了参战兵力数字的问题。多尔芬（Zorzi Dolfin）的作品中也有涉及这一问题。土耳其方面的史料非常少，英国学者仁西曼对土耳其史料进行了调查，分析他调查的史料可以看到，早期的史料中也缺乏数字内容。而那个地区有一些文学性的作品，比如莫内瓦西亚大主教马卡利奥·迈利森诺（Makarios Melissenos）就写道，当时双方的兵力比是500：1，这一说法过于夸大，不必进行分析。

应该相信谁的记录？

对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基本史料全面分析后，已经可以掌握此次战役幸存者对参战人数的原始记载。如果要提出“60万”或者其他不同参战人数的说法，一定要提供新材料。但是战役参与者留下的文字在重要的数字上还存在很大的差异，这也造成了后世研究者的分歧。所以需要进一步对他们提供的史料信息做深入的分析，以便将这些原始材料变为分析问题的史料证据。由史料到证据还需要过程，正如做司法辩护时，不能只调来信息，还要建立起证据链，并以此为基础得出比较客观的结论。史料信息不等于史料证据，需要通过研究将史料信息中的史料证据提取出来，编入逻辑论证，并最终构成“历史叙述”。现在这些证据尚不充足，所以叙述也比较模糊。

陈志强教授认为斯弗兰齐斯记载的“20万人”数字最可靠，原因如下：首先，他本人是末代皇帝君士坦丁十一世的亲信。一方面他和皇族有亲戚关系，其妻为皇族公主海伦，而其妹夫为皇族王公马莫纳斯。另一方面他本人有才能，因此成为三位皇帝的近臣。其次，他当时作为皇帝的重臣直接负责调查守军的人数，在参与指挥调动守军过程中亲临城防前线，从城墙上能够目睹估算攻城土耳其军的阵势，并且直观地计算出敌军的人数。因为他有皇帝的亲自委任，要如实调查上报，所以他有责任也有可能获得真实的数字。

在旁证材料中，杜卡斯提出的攻守双方兵力对比为20：1的数字是合理的。杜卡斯本人是拜占庭作家，和皇族有远亲关系。早年他因热心于意大利的商业，一直在热那亚政府担任秘书。他是教会合并计划的坚定支持者，虽然1054年东正教与天主教双方分裂，但后来因为拜占庭帝国逐渐衰落，所以从皇帝的角度希望天主教世界派出部队进行援助，为了达到这一点，他们放弃了过去一直坚持的东正教立场，同意罗马教宗的意见，这就是所谓教会合并计划。皇帝同意教会合并显然是有现实需求的，他希望得到援助。而杜卡斯支持皇帝，也支持这个计划，所以和末代皇帝关系密切，在京城保卫战期间一直参与抵抗土耳其军事进攻的策划、指挥。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后，他侥幸逃亡，后来根据自己的回忆撰写了难得的幸存者史料。他提出的比例数字从另一个角度证明斯弗兰齐斯提到的“20万敌军”是合理的。他的信息不是完全出自个人推测，虽然他也提到了“30万”、“40万”等敌军数字，但是他说有些数字是侦察兵汇报，而非自己推测的。而劳尼库斯并非君士坦丁堡战役的参与者，他出生于雅典的文人之家，其父亲和表兄都是晚期拜占庭的历史作家。他本人接受过系统的教育，与普莱松（George Gemistos Plethon）等大学者接触密切。拜占庭帝国灭亡时，劳尼库斯已经30岁，当时非常痛心。虽然他没有亲历战场，但是在进行了一些访谈、调查之后，也成为了这场战役间接的记载者。他所提到的“40万”敌军人数还是有一些夸大的，在其他史料中并没有旁证。

在拉丁人中，加科莫提供的数字是“20万”，还特别提到其中有6万人分批次直接进攻城墙。他是佛罗伦萨的商人，常年在君士坦丁堡从事商业活动。战争爆发时他没来得及逃走，攻城战期间他参与守城，可能是因为家产问题。在城市陷落后，他逃亡佩拉城区的意大利商人社区，挤上末班船出逃。在近两个月的交战期间，加科莫积极参与抵抗防御，但是他缺少接触最高机密数字的机会。不过他有可能依靠商人人脉广泛的特点，获取了相关信息，并以商人的精明估算了上述数字。他也为斯弗兰齐斯记载的数字“20万”提供了佐证。莱奥纳多提到的数字则是“30万”。他在战前作为教廷特使伊塞多利的助手前往君士坦丁堡落实“教会合并”的典礼活动。这个活动当时很多作家都有记载，也引起了很大分裂，因为希腊人中普通的东正教信徒不接受合并。同时，教宗还派了200人的增援部队协助守城，莱奥纳多参与指挥这支小股部队，一直跟随守军指挥官之一的伊塞多利枢机主教，也算是幸存者。战役失败后他逃往休斯岛，心灰意冷，给教宗写信讲述了帝国首都陷落的凄惨过程。他有可能接触最高机密数字，但是或在写信过程中，为了表现抵抗的英勇和使命的艰难，他可能夸大了敌军的数量。巴尔巴洛记载直接攻城的兵力有15-16万人，分为3个攻击团队。他是外科医生，在战役期间救助伤员，每天还写日记，在日记中虽然透露出对拜占庭人的厌恶倾向，但还算比较冷静。实际上，周围日益崛起的其他民族已经不再尊重衰落中的拜占庭人，常常嘲笑他们。在巴尔巴洛的作品中提到的数字接近“20万”，具体分析他的文字可以得知，他所说的“15万”和“16万”实际上指攻城部队中的几个批次攻击兵力，没有包括进行战地军械维修、伤病救治医疗的辅助性作战人员在内。陈志强教授认为这样考虑的话，“20万”比较合理。

奥斯曼土耳其人最初长于陆战，弱于水战。在攻城期间，有几条船冲破他们的封锁，苏丹穆罕默德二世虽然很着急，骑马跳入水中，但也没有起作用。回到对数字的分析，可以得出结论：斯弗兰齐斯记述的“20万”人数是比较可靠的，不仅在于他本人的情况最适合掌握这个数字，而且在于他的记载得到了许多旁证材料的证明。同时，其他的敌军数字如“6万”、“8万”、“30万”、“40万”甚至更多的都不足为信，因为它们没有可靠的旁证，而且大多是估算出来的。特别是有些过于夸张的数字并非出自战役的亲历者，他们缺乏掌握这些数字的可能性。所以经过分析，“20万”这个数字还是相对准确的。这个“准确”并非是在现代科学意义上，而是在推算上，是在形成史料证据方面的说法。君士坦丁堡的要塞在冷兵器时代还是很难攻破的，它的护城河本身就比较深，而且有外城和内城两部分。虽然内城比外城要高大，但是防守任务主要由外城承担。1453年战役期间，为了防止外城军心动摇，将内城城门通道全部锁住，但是当防卫总指挥乔万尼在受伤由外城退至内城时，将城门打开了一条缝，还是造成军心溃散，防守被冲破。

谈到数字问题，应当考虑涉及这个数字原始记载者的立场、情感存在某些人为的因素，或有某些可以理解的倾向性。比如，所有幸存者在对皇帝、对希腊人、对帝国的描写上是存在差异的，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判断与好恶。在涉及人和帝国的描写上差距很大，拜占庭人在落笔时一致赞扬，一边倒地称颂皇帝以及希腊人的英勇抵抗；而拉丁人的指责和嘲讽较多。在数字问题上，虽然也有语境的影响，但大体上都是客观冷静的态度。有时数字记载有误，或者被夸大，但是也没有明显地褒贬、好恶的口吻和语气，所以相对客观。在全面分析上述原始材料，以及其记载者的情况等其他因素后，陈志强教授得出的结论是：奥斯曼人攻击陆地城墙的兵力为20万人，城墙上的守军约9000人，而海军和后勤工兵等未计算在内，此外还有沿海城墙上的守军，对马尔马拉的一侧等都应有布防。如果将双方兵力相加，应该共计不到30万人。因为守军中应当不止这9000人，可能还有其他非正规的抵抗者，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模糊的数字。

数字考证的启迪

第一，历史研究中的数字非常重要，因为它能以定量的形式为定性的结论提供强有力的说明和逻辑论证的根据。双方“兵力悬殊”，只是定性的说法，如果没有“量”的说明会显得不准确。但是如果有数字，比如“攻城部队有20万人，守军只有9000人”，则可以立刻对比出兵力差距。

第二，历史数字是最可怀疑的信息，因为在它产生之初，就有原始记载者的误差，当然可以通过分析找到其中更准确的内容，但这样的误差在一开始就存在。数字考证要将这个误差分辨出来，比如“20万”、“30万”等数字的来源。并非所有的原始信息分量都一样，这些都是研究中需要特别关注的。这些最初的误差又经过岁月磨损形成后世收集信息的误差，这也是不能小视的。比如斯弗兰齐斯的记载，如果找他本人原来写的文本，会发现这和后世常见的版本不一样，这实际上是岁月造成的。虽然其中数字没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原来他写的文字只相当于现在看到的“详细记载”中的十分之一。可能斯弗兰齐斯当时心情很不好，所以留下的文字并不多。但是经过后人的整理，其文字增加了很多，很多细节也得到补充了，但是数字本身在原始文献中是存在的。此外，或许并非只有上述几种包含数字的原始信息，其他的记载可能在后来动荡的岁月中被磨损，或者彻底丢失。在后来的解读者那里，也出现了语境变化造成的误差。比如，从吉本往后的几百年中，拜占庭历史研究者早已关注过相关的重大事件，之所以出现诸多描述和提法，是因为解读者们在选择哪个数字、相信哪种材料上发生了变化，而且语境也发生了变化，一个词在当时和后来是否有变化，也会产生误差。不同研究者倾向于不同的材料，吉本、仁西曼和瓦西列夫的选择都不相同。特别是研究晚期的拜占庭学家有时为了给故事“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倾向于“往好处写”，表现拜占庭人的英勇。但在仔细审视材料后，或许会发现他们的解读未必正确。所以历史数字是应当高度怀疑的信息，这并不是说应该抛弃它，而是要对其中可能的误差高度关注。在今天数字化的世界，有人认为历史研究应当倚重“数字化”。但是这些数据中本身就可能存在较多误差，比如数据的原始形成依据了何种标准，又是如何进入“大数据系统”中。但是如果一开始就有误差，那么误差会越来越大，所以不能轻信，要先搞清整个数据系统。

第三，历史数字的选择性解读非常困难，需要判断哪些数字重要，哪些不重要。比如在1453年君士坦丁堡战役中的数字众多，除了人数还有防卫武器数量、重型大炮石弹的重量以及其破坏力、土耳其加尼沙里部队的军服重量以及穿上它是否消耗体力、影响攻城等。在这些数字问题中，选取哪些，判断其是否重要是关键所在。而且数字的选择还会影响研究所要说明问题的准确性。

第四，历史数字研究可能或只能是历史研究的辅助性工具，不能盲目相信数字。要谨慎对待数字，因为历史数字的形成和取得疑点重重，正如刚才通过具体案例看到的那样。因而以它为根据作出的判断也留下了很多疑点，在“大数据”受到追捧的今天尤其如此。现代世界中数字也未必准确，因为统计中可能有水分。除了模型如何建构、基础标准是什么外，特别是非数字表现的信息怎样调查都需要考虑。比如“幸福感”的统计就未必准确，需要考虑调查的地点，抽样的方式等因素。所以历史研究还是一种人文性的研究，而数字只能起到辅助作用，千万不能将其作为“盲目崇拜”的对象。之前计量史学很受欢迎，但是也闹出了一些“笑话”。比如，有学者计算得出美国南方奴隶在南北战争之前一生挨三鞭子，因此奴隶制不是造成南北战争的根本原因。这个结论看似可笑，但它是通过计算得出的，这也是计量史学早期的“成果”。当然，现在的研究者也会注意这些问题，对历史数字进行更深入的研究。

第五，鉴于上述几点，在研究结论中不要使用历史数字。假如不说“双方兵力差距悬殊”，而直接用“攻城部队20万人，守军不足1万”的数字，那么一旦有新材料出现，这个数字可能就要被推翻。量化的特点决定了历史数字的脆弱性，这也是最容易形成“软肋”的地方。很多历史之谜就源于历史数字的不确切性。所以，历史研究结论最好只做定性的描述，而放弃定量的描述。可能有些研究者不同意这个看法，但是陈志强教授认为，如果从反面看这个问题，最容易找到历史研究结论中破绽的地方就在历史数字上，所以做定性的描述会更加稳妥、合理。

陈志强著《拜占庭帝国通史》

主题报告结束后，陈志强教授与在场师生进行了精彩的问答互动。限于篇幅，本文仅选取其中部分问题整理刊发：

Q：您刚才在讲座中提到1453年君士坦丁堡的守军数量非常少，而且根据其他史料也可以发现，当时君士坦丁堡的人口也非常稀少，我想知道这样一种状况是否和拜占庭晚期的瘟疫有一定关系？我最近看到一些文章说，从1347年黑死病在拜占庭爆发，到1453年拜占庭灭亡的百年时间内拜占庭反复经历了多次瘟疫，比如君士坦丁堡被瘟疫袭击了十五次。另外我还想知道您如何看待黑死病或者晚期的瘟疫对拜占庭衰亡的影响。

A：这两个问题几乎是一个问题。你提到的这个非常对，实际上瘟疫问题很重要，因为生态环境史，包括疾病史是现代研究很重要的方面。现在有人专门研究灾害，其中除了疾病还有地震等等，当然其中瘟疫最为直接。君士坦丁堡确实反复遭受过多次重大的灾害和瘟疫，尤其是6世纪的大鼠疫，即所谓“查士丁尼瘟疫”，实际上是影响最厉害的。根据当时的记载推算，至少有45万人死去，按照比例数字推算，那个城市的人口相当多，至少60-70万，也有学者推测有上百万，当然，到晚期就没有那么多人了。现在欧美实行的“自然免疫”其实在古代也是这样，没有什么好办法，只能通过得病产生自然免疫力，但这是以大量人口的损失为代价的，一直到20世纪初才发现鼠疫的特效药。毫无疑问，不光是地中海世界，整个欧洲的人口一直非常少是与此相关的。在欧洲，尤其是地中海沿岸反复出现这种情况，其影响非常大，尤其对拜占庭帝国的衰亡。我个人认为这个问题的研究是需要有数字的，现在有定性的说法，但还要有定量的研究，最好有基因等科学研究的结果来解释这些问题。比如6世纪的瘟疫和后来13-14世纪的瘟疫有什么关系吗？还是说瘟疫从未间断，在气候适宜时又反复发生？瘟疫一定是对拜占庭晚期，特别是拜占庭帝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不仅是拜占庭，就是在其灭亡后，对整个欧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目前缺乏深入的、科学层面上的研究。最近有报道，在一些古墓中通过检测手段发现了鼠疫的基因。这样的考古发现就非常重要，至少能确定鼠疫有多大范围，彼此之间的联系又如何。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从定性的角度已经能够“猜测”出来，但是现在还缺乏科学层面的深入研究。

Q：请问在国内的研究条件下，拜占庭研究的一手史料从哪里获得？

A：这个问题还是很专业的。首先，材料过去没有，但是现在全部在网上。17世纪以前所有的历史原始文献全部数字化了，有一些是公益性的数据库，大家都可以使用，其中部分非常好，有可贵的原始材料。当然也有些数据库是需要付费的，比如拜占庭研究最好的“希腊语言宝库”（Thesaurus Linguae Graecae）数据库，从1973年开始建设，直到现在每年还在更新，原来是光盘版，现在则是网络版。这个数据库可以说包含了从荷马以前到拜占庭以后，所有的希腊文原始材料，当然要先学会希腊语才能读懂。另外还有一些原始资料，比如拉丁文的数据库。还有一些二手材料，比如研究专著和论文，现在加起来大概有近8万种。当然有些后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到版权问题，想得到比较困难。但是近些年比较好的是，国内一些研究希腊、拜占庭的重点中心在资料建设上下了很大功夫，如果将来能够实现全国共享就更好了。

Q：在研究拜占庭或中世纪史过程中，教会的记载、壁画等史料会提供强有力的佐证，这类史料如何查找？

A：这个问题非常好。近一二十年对这类材料非常关注，特别是一些公益性的网站，比如哈佛大学建立的“敦巴顿橡树园研究图书馆及收藏馆”（Dumbarton Oaks Research Library and Collection）里面有很多圣徒的传记，其中有原文也有英文翻译，而且它们是公益性的材料。此外，如壁画、考古新发现都在网上公布，有的是爱好者所作，而有的是研究机构所为。比如在巴尔干地区有很多拜占庭的壁画，特别是教堂中的湿壁画。当然，现在它们被破坏得很严重，这是需要赶快加以保护的。当然，使用这些材料也面临刚才提到的数字的利用问题，有的人专门用大量的壁画去说明某个问题，可是我们知道壁画虽然可以补充很多文字不足的方面，但同时它是静态的东西，不能反映变动的过程，也有其局限性，这也可能会落入到一些陷阱中。所以无论教会的记载，还是壁画都可以成为研究的史料，史料的概念现在特别开阔，但是关于怎么用现在还在议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