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丨赵一鸣：哪有什么一鸣惊人，只有坚持方得始终

原创 唐晔 晔问仁医

人 物 介 绍

赵一鸣，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副教授。博士毕业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 肝癌研究所，先后就职于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肝外科和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国际肝癌协会（ILCA）会员，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转移性肝癌专委会委员，中国研究型医院学会数字医学临床外科专委会委员，上海市抗癌协会肝胆肿瘤综合治疗专委会委员。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教育部高等学校博士点专项基金、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参与国家科技部“十三五”科技重大专项，上海市中西医平台建设项目等。获国际肝癌协会“Junior Investigator Award”(年度亚洲唯一获奖者)、两届汤钊猷-建行肝癌诊疗研究奖、中国腹腔镜肝脏外科学院“闪耀菁英奖”、国际肝胆胰协会中国分会美刀手术比赛优胜奖、首届中国腹腔镜肝脏手术技艺大赛优胜奖等奖项。近5年发表SCI论文20余篇。参与编写《中国腹腔镜肝脏外科学院培训教材-腹腔镜肝脏外科学》、《实用肿瘤外科学》等专著。

完成各类肝胆外科手术2000余台，其中腹腔镜手术1000余台。擅长肝胆肿瘤的微创治疗（腹腔镜手术），包括腹腔镜左右半肝切除术、腹腔镜右后叶切除术、腹腔镜肝中叶切除术、腹腔镜肝尾状叶切除术、腹腔镜ALPPS手术、腹腔镜肝肿瘤射频消融术等。完成70余例腹腔镜ALPPS手术治疗初始不可切除的肠癌肝转移，2年生存率达90以上，国际上处于领先地位，为传统意义不可手术的肠癌肝转移病人提供治愈机会，大幅提高晚期肠癌肝转移病人生存率。

采访笔记

“做肿瘤外科医生，不再只靠手术功夫就能仗剑走天涯，借助各类现代技术手段，通过系统的综合治疗让病人的寿命延长，生活质量尽量提高，才能把疾病真正处理好。”

赵一鸣，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副主任医师，擅长肝肿瘤的微创治疗（腹腔镜手术），完成各类肝胆外科手术2000余台，其中腹腔镜手术1000余台。

做了上千台手术，他说，内心更柔软了。因为见过太多绝望的眼睛，他更想为他们找到光明。“医生不光治病，更要救人。”

他不仅关心疗效，也善沟通。“病人求医，排解身体的痛苦是一方面，也为饱受病痛折磨的心灵，求得一声回响。所以，我不会做一堵冰冷的墙，我愿意化为一块吸收痛苦的海绵，患者性命所托，我必以心换心。”

他并不满足于做好“分内事“，已在为上万病人未来疾病的管理做筹划。“希望能够做到全程管理，最终联合各地基层医院建立区域性网络，分层解决区域性病人的各式问题，让患者的治疗过程更便利。”

他在这个行业已不算新人，但内心依然澎湃。他的理想看上去很美，看上去也很远，但它们已经都在路上。正如马斯克所说，只要一件事足够重要，你就去做它，即使胜算不大。“这也许会成为一场接力，即使到达终点的人不是我，我也要先迈出这一步”，他说。

和他的名字“一鸣”不同，他并不相信一蹴而就、一鸣惊人，“所谓一鸣惊人，是在你的努力没被看见，或是故意韬光养晦。我相信成功只有不懈努力这一种，这不是一个投机的世界，一定是先有付出才能完成。”

100多年前人类还寄情书信，只能“见字如面”，而今即使远隔重洋，也能顷刻间视频会面。我不知未来会如何，不知5年后海平面的高度，不知10年后人类是否会踏上火星，但若现在有更多他这样的拓土者，未来终究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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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医之路

说到从医，赵一鸣想，应该是源于一张照片，其中一定织进了缘分的丝线，若不然，怎会对从医如此牵念。

赵一鸣的母亲是曾经的”老三届“，那个年代对医生有着诸多美好的幻想，即使未能从医，也留下了一张穿戴白大褂与听诊器的纪念照片，让曾经的赵一鸣误以为，妈妈是一位医生。

高考那年，他随了母亲的意愿进入江苏徐州医学院。5年的学习，让他对医学有所了解与向往，也因流行的那一句“是男人就学外科“，在心底埋下进入外科的种子。毕业时，家里本想让他在当地医院安稳工作，但不安于现状的赵一鸣，不顾家人反对，孤注一掷读研，在毕业后闭关复习了一年，终于如愿进入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的肝脏外科学习。

在中山医院硕士研究生期间，赵一鸣遇见了自己的一位“贵人”：王鲁主任。来自东北的王主任性格直爽，手术风格大胆明快，过程中却心细如发，控场能力强，十足的“心有猛虎，细嗅蔷薇”。赵一鸣擅长的是肝胆肿瘤的外科手术，不论是开放还是腔镜的技巧，都师承王主任，而王主任对他而言，亦师亦友，在做学问和做人上，都给予莫大的启迪。

“2009年，他去美国做访问学者，经常会打越洋电话给我，和我谈见闻，探讨纯粹的医学。还推荐我读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告诉我，要有更多时间思考。”

硕士生毕业，赵一鸣攻读博士，“拜师”中山医院樊嘉院长，樊院长在手术台上游刃有余，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面对一个二三十公分的肿瘤手术，他总是从容不迫，一台复杂的手术，最终出血量可能只有10毫升左右。在赵一鸣看来，“自带光环”的樊院长更像是一位令人敬畏的引领者，耳濡目染，以身施教，让他感受到医学天地之广。

跟随两位”大佬“学习，打开了赵一鸣的眼界，更给了他奋斗的决心和信心，努力集大家之长，敢于挑战高难度的手术，在从医之路上勇攀高峰。

2累并快乐着

2015年，赵一鸣随恩师王鲁教授来到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也开始了他作为外科医生成长的进阶。

第一台独立主刀的肝癌手术，可以说是个巧合，赵一鸣永远都不会忘记。主刀医生因事无法及时赶到，另一边手术刻不容缓，于是，赵一鸣脑内过了一遍看了无数遍的流程，一咬牙，“我上！”患者需要做右半肝切除，第一次做这样重大的手术，拿起手术刀的一刻，赵一鸣抛开了所有的顾虑，几个深呼吸后找回自信，最终在一个半小时拿下“敌人”。

手术完成后，赵一鸣兴奋，却也有些忐忑，王鲁主任什么也没说，直到晚上聚餐时举杯，说，“大家庆祝一下，赵一鸣今天独立完成了一台右半肝切除！”

这台手术，赵一鸣证明了自己的实力，此后有了第二台、第三台、第一百台……他主刀肝部肿瘤手术已不胜枚举，不仅是开放手术，在肝肿瘤的微创治疗（腹腔镜手术）上也崭露头角。

腹腔镜肝脏手术在中国起步较晚，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肝脏外科作为比较早开展的团队，，至今已完成过2000例的微创腹腔镜肝脏手术，居于国内领先水平。

赵一鸣表示，肝脏肿瘤的腹腔镜手术，对病人的益处非常明显：短期疗效较好，在有选择的情况下，手术时间短、出血少，创伤小，恢复快；而对于肿瘤病人的长期生存，与开放手术效果相仿。但这样精密的手术，对医生来说却是“不友好”的：因为腔镜下的止血非常困难，而每一刀下去都可能会出现难以控制的出血，所以整个手术过程中都需要医生精神高度集中。

“肝脏的血管全部隐藏在内部，完全靠医生的经验预先判断，如何操作才能尽量避免出血。因此，一台右半肝切除的腹腔镜手术，医生每一秒都处于亢奋状态，一场下来身心俱疲。”

肿瘤医院的平台强大也代表着压力，5年的手术中，成功的激动和困难的焦虑，反复冲刷着赵一鸣，把他磨砺得更为强大，让他体会到了空前的责任感。太多被其他医院“判死刑”的患者来到科室，颤抖的手拿着检查报告找到他，为的就是找到最后一根稻草，最后一线希望。他说，能收尽收，给生命一个机会，如果我们不做，就真的没人做了。

能坚持如此高强度工作的人，内心都极为强大。对于患者来说，赵一鸣就是一枚定海神针。每每手术成功，见到复查的患者时，他的心总能再度为当初学医的目标而澎湃，眼前鲜活的生命得已延续，不再痛苦地呻吟，这一刻让再多夜不能寐的夜晚和再多风尘仆仆的白日，都变得分外值得。

3理想，都在路上了

有人可能会奇怪：为什么赵一鸣经手的大部分病人，即使术后出现并发症，仍然和和气气？

其中的秘密，就来源于王鲁教授的教导：不光要有刀上功夫，也要下”嘴皮功夫“。沟通是人类的桥梁，而肿瘤患者又更为敏感，多与病人沟通，不仅能更了解病情，还能让病人感受到在抗癌的过程中，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医患诚心相待，自然调和了矛盾。

换位思考，将心比心，让赵一鸣得到了病人的理解，也让他找到了今后发展的方向。

赵一鸣观察到，现在患者从挂号到完成手术出院间的迷茫和种种难处，这让他决定出手相助，定下了实现肝胆肿瘤患者的全程管理的目标。

他说，”如果把做医生比做开一间公司，病人就是客户，吸引客户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用户体验，国内的患者缺乏的正是这种用户体验，但这是可以改变的。我已经开始着手联合志同道合的人和资源帮我实现病人的全程管理。”

在赵一鸣看来，一位医生面对成千上万个病人精力有限，但若能够获得其他基层医院的支持，组建专门团队乃至最终建立区域性网络，囊括上级医生、下级医生和病人三个方面，来切实解决区域性病人的问题，就能让病人获得更高效治疗、更好的体验。“如果有朝一日能实现，可能比现在开好一个刀，治好一个病人更重要。”

此外，国内肝癌的早期筛查和宣教，同样牵动着赵一鸣的心。

长期的一线工作，让他更能理解——国内早期肝癌发现率低，对患者而言失去了很多治疗的机会。他表示，我国是肝癌大国，每年新发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占到全球的50%以上，据统计，我国大多数肝癌患者发现时即为晚期。“为何日本、韩国的肝癌人群治疗的5年生存率是远高于中国？其中的差别就在于早筛这个步骤：早发现，早治疗，就更可能好转。”

同时，国内患者对于癌症的认识不足，也阻碍了肝癌的治疗。赵一鸣说，”部分农村患者即使早期筛查出来疾病，政府也给予一笔资金支持治疗，但因病人观念差异，觉得反正治不好，今后也负担不起，因而拒绝治疗，这让我觉得非常可惜。“

同时，又有一些病人被社会上打着“肿瘤专家”幌子的不法机构骗钱，不愿去正规医院接受根治性手术。这让赵一鸣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果能够加强宣教，就能减少这些被浪费的机会，挽救更多被耽误的生命。

有理想的人,生活总是火热的，虽然如今离目标仿佛很远，但赵一鸣一直将这不变的理想刻在心底，并一点一滴地努力践行。他相信，只要心底的火不熄灭，总有一天能将前路都照亮。

口述实录

唐晔：赵主任，您是何时接触腹腔镜肝脏手术的呢？

赵一鸣：2005年，王鲁教授是国内最早开展腹腔镜肝脏手术的一批人，因为腹腔肝脏手术比较难，起步晚，那时候我们艰难地开展，硬着头皮咬牙坚持下来了。现在肿瘤医院这个平台，有大量病人，尤其是全国各地的复杂病例。

我一直觉得我是幸运的，许多幸运都在我身上集中了：老师给我机会，又奠定了很好的腔镜基础，现在又遇到了这么好的平台，这么多复杂的病例，所有这些都是水到渠成的。

唐晔：10年来，您对腔镜手术有什么更多的理解？

赵一鸣：肝脏的腔镜手术比较晚，2008年第一届全球的腹腔镜肝脏手术专家共识是在美国举行，至今就10年出头。腔镜底下不像开放器械手术，可以从容止血，在腔镜下止血是非常困难的。那么，这对肝脏的腔镜手术提出另一个非常高的要求：在器官出血之前就要做好预判。

比如，肠癌肝转移手术，在我们中心算是很多了，我们每年完成500台肠癌肝转移的切除手术，在全世界都占一席之地。那么难在哪呢？难并不是在手术中，而是在决策里。因为肠癌肝转移时，大家都认为是四期肿瘤了，就不视作一个积极治疗的对象，但事实并非如此。依据我们的经验，如果肠癌肝转移的患者，能得到手术切除的机会，会大大延长病人寿命。手术当然也有挑战：因为肠癌肝转移的病人，很多在术前会接受包括化疗、靶向药物等治疗，对肝脏损伤严重，所以，这种肝脏比正常肝脏容易出血，对医生是很大的挑战。

唐晔：这5年的成长里，有没有一台特别难做的手术让您几乎下不来台？

赵一鸣：有的，而且不止一台。但这个不是坏事，说明你在成长，而且病人足够多了，才会去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曾经有一台手术，患者是一位肠癌肝转移的65岁女病人，肠癌术后发生多发的肝转移，在化疗后肿瘤有退缩，准备做一个右半肝切除，但患者的手术窗口期很短——必须在窗口期开刀，否则肿瘤会进展。收治的时候，我是犹豫的，但是病人很迫切。

开进去那一刻，我还是很犹豫的，因为在刀划下时，我看到血弥漫开来，我很慌，但我咬着牙压住它，然后在最快的时间内把手术拿下。那天，输了800毫升的红细胞，400毫升的血浆。关腹后下了手术台，我一晚上都没睡着，一直在担心这个病人。好在，病人顺利康复出院。这样的手术，考验的是医生对疾病、对治疗方式的选择。其实，我后来也在想，如果再来类似病人，我会怎么做？我想，还会开刀。因为我知道，她只有接受手术才能有生机，所以我还会冒着风险去开刀。

唐晔：您觉得，怎么才是一台好的手术？

赵一鸣：手术的好坏，当然要看手术技巧，手术美观，这是一方面，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在术前的判断：假设我有能力做这一台手术，但这个病人需不需要动这一刀？这是最难的。我们见过很多情况，有些手术根本没有必要做，也有些手术尽管有必要，但手术造成的创伤会推迟术后的治疗，最终导致适得其反。说白了，术前的判断、抉择，时机的把握是更重要的。

面对肿瘤病人，不光要考虑到手术是否能完成，术后能不能顺利康复，还要考虑到生存时间有多长，生活质量如何？这也是更需要考虑的。所以在肿瘤外科，手术在系统的治疗中可能是占1/3左右，还有剩下2/3的工作要做。

唐晔：您解释一下。

赵一鸣：我们肝胆外科，会面对很多肝癌的病人和胆道肿瘤病人。中国的肝癌患者占全世界的55%。这群病人中，比如10个病人中，只有1~2个可以接受根治性的手术，8~9个病人是因为肿瘤分期比较晚或者是肝硬化等各种原因无法手术。这些病人之前没有很好的办法，2018年底以来，有很多新的针对肝胆肿瘤的新的药物，包括靶向、免疫治疗，在这方面有很多进展，我们科室也在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发现，这几种药物的不同的组合在进行合适的搭配之后，患者的肿瘤程度会有明显的退缩，患者的生存会有明显延长。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

反过来，对外科也有明显的影响。比如，患者的肿瘤很大，在一个临界可切除的状态，如果借助现在的药物的手段，把肿瘤退缩掉，患者就能接受根治性切除手术；还有，开完刀以后一部分病人容易复发，我们通过系统的药物来降低概率，能使这部分病人生存有明显延长。

现在的肿瘤外科，不单单是手术，还要涉及综合治疗。我觉得，不光是我们肿瘤医院的外科，所有的外科医生都要有肿瘤学眼光。

唐晔：您的意思是，一个肿瘤外科医生，应该具备更多肿瘤内科医生的能力吗？

赵一鸣：是的。我之前总是关注这个刀能不能开，开的刀有多难。到肿瘤医院以后，发现大不一样，肿瘤医院是讲究MDT（多学科合作诊疗），我们肝脏外科刚成立时没有经验，就去学习大肠外科的多学科：他们的外科医生非常精通临床实验和药物治疗。我们对此很惊异，后来发现这是必须的，所以，我们现在的MDT也讲究循证医学证据，开展各种临床试验，如今科室承担很多全国甚至全球多中心的研究。其实，现在肿瘤领域，外科、内科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对我来讲，是对医学的的一个新的认知，对体力也是挑战，但我们有责任做好，否则，会被这个领域淘汰。

唐晔：说一个令人开心的病例吧。

赵一鸣：我刚开始看专家门诊的时候，有一位云南的病人，是年近70岁的老先生，肝脏右叶有一个长达20公分的巨大肝肿瘤，当时需要做右半肝切除，但是他左半肝体积很小，那可怎么办呢？

有一个新术式叫ALPPS（即联合肝脏离断及门脉结扎的分次肝切除术)，这一类病人需要切除肝部肿瘤，但剩下的余肝体积小，不够用，那么手术分两期来做——肝脏有两条血供，第一期手术把肿瘤这一侧的血管结扎切断，把左右半肝分开，让左右侧的血流完全分离，这时候大量的血液会流向剩下的这一侧，剩下这一侧肝脏会快速增大，给病人创造根治性手术的机会。手术是2007年德国人发明的，全世界都有外科医生在积极地做。在ALPPS的注册网站上，至今全球做了约2000例手术，而我们到现在为止做了70多例。

说回这个病人，那个时候他仅剩的选择就是ALPPS，其实，这是一个巨创手术，围手术期的风险高于常规手术。当时我就和他儿子谈，他儿子非常坚定，给了我信心，我才能放开手去做。医患关系，就是一个相互的关系，你信任我，我信任你，事情才能做下去，才能把我的能力发挥到最大。

经过两次手术，前后两个月，把手术完成，肿瘤切除了，患者顺利出院。这台手术给我触动很大，对我以后做这种高难度手术，给予强大的信心。患者是云南的少数民族，很淳朴，性命相托。现在他每年都要来复查，带一些当地土特产，对我来讲，就是一种心灵上的慰籍。

唐晔：在手术的时候，您是最放松的？

赵一鸣：对。沉浸在手术当中就行了，啥都不用管。手术以外的世界，那是真实的世界，而你在手术中时，可以不去面对。

唐晔：平时通过什么来排遣自己的焦虑，疲劳？

赵一鸣：我喜欢打游戏，比如王者荣耀。说实话我心态还是蛮年轻的，能接受一些新事物。另外，我喜欢看人物传记，那天出差在高铁站瞎逛书店，买了这本书《硅谷钢铁侠——埃隆马斯克自传》，封面上一句话很值得玩味：自己的理想，跪着也要完成。我很佩服他，他很有创造力，干的都是开创性的事业，他说，小时候的梦想，几乎都做到了。

唐晔：如果再来一次高考，您会选择学医吗？

赵一鸣：我还是会学医。因为经过了这些年，我更加确认，我适合做医生。

原因有这几点，第一，我喜欢创造性的工作。我最初觉得医学很枯燥，但事实上，医学上的伟大创造是可以改变整个人类社会的，而且，总归要有一个先行者；第二，做医生要有责任心，我自认我是有责任心的，我会替病人去考虑问题，将心比心；第三，做医生要有一个大目标，大的精神世界，我可以认识到这一点。我一直想改变肝癌疾病的现状，我觉得，早筛就是能解决中国肝癌的整体现状的事情。人要感恩。我不聪明，但我很幸运，我感谢我遇到的人与事：我的老师，我现在的平台——肿瘤医院，还有，最重要的就是信任我们的病人。

所以，如果再去选择，我还会去做医生，我想，我具备这些特质。

采访/唐晔 编辑/子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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