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挂职最高检初体验：打通理论与实务的一个契机

原创 刘琦 方圆

一身简约的白色西装，一头利索的黑色短发，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简洁而干练。几周之前，7月2号，她和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车浩、航天科工集团二院资产运营总工程师袁茵一起成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挂职专家。

这几周以来，劳东燕已渐渐融入自己作为最高检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的身份，并在初步熟悉情况后，开始承担自己的工作——既有对各类司法规范性文件起草与修改工作的参与，也有对地方检察机关所提法律适用问题的意见的提供。为了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挂职工作中，她尽量压缩了手头上的其它事务。

面对《方圆》记者的采访，劳东燕直率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在检察机关中，法律政策研究室是与学校最为相近的地方。在这里，我可以找到一个新的起点，为既有的教学研究工作输入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于我而言，这份工作可以成为打通理论与实务的一个契机。在这样一个舞台上，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提升自己，并发挥自身的影响。”

显然，如何将理论研究中所获得的一些心得带入到实践当中，如何更好地发挥理论在实践中的作用，如何才能推动制度向良性方向发展，劳东燕思考的问题很多，想要尝试的东西也很多。（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重返检察机关的感受

对于检察机关，劳东燕并不陌生。

1996年7月，劳东燕从华东政法学院（现华东政法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工作。两年之后，劳东燕报考了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硕士研究生，之后硕博连读，一读就是五年。因醉心于学术，2004年博士毕业后，劳东燕选择继续留在大学校园，一边在清华大学法学院承担教学工作，一边进行刑法理论的研究。

“理论和实践并不是单向维度的关系，而是相互往返贯通的。我在检察院工作过，也在法院挂职过，这些经历让我切实感受到，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贯通非常有意义。”劳东燕在最高检召开的挂职专家座谈会上，如是表达自己为什么重返检察机关。

为了尽快找到融入感，劳东燕和其他同事保持着基本一致的上下班作息时间，每天上午到最高检研究室之后，她就自动切入到检察工作的模式中。

她说：“到最高检工作的第一天，研究室的领导就工作安排征询过我的意见。要分管业务的话就比较忙，经常需要去最高检，甚至可能要加班；反之，如果只是承担一般的咨询工作，就比较轻松。我觉得，只是就一些案件的定性与处理去参与一下讨论，就很难沉浸到检察工作的氛围中，所以选择了接受分管业务的工作。”

到检察机关挂职，多少给劳东燕的生活带来了改变。比如，在时间节奏上和工作流程的运转上，机关与大学之间的差别很大。在学校里，除了参与常规的教学工作，其余的时间都可由自己来支配。检察机关的工作节奏不是这样。多数时候，当一项工作开始运转起来，不只是一个部门或者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需要多个环节之间相互的配合和衔接。参与其中的每个人，都像机器中的螺丝钉，如果卡在某个环节，后面其它环节就没法进行下去。（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现在的这份“兼职”，对劳东燕来说，打破了学术工作往往只是单兵作战的习惯，她有了一起并肩作战的队友，在工作中可以形成合力。“这是一种很好的体验，对我来说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也让我能找到法律职业上新的努力方向”。

作为学者，她致力于打通学科之间的相互隔绝状态

在检察机关工作的两年，显然对劳东燕的学术研究产生很大的影响。

“在真正地接触司法实践之后，我突然顿悟，没有良好的程序法，刑事实体法不过是废纸一张，什么‘刑法是被告人权利的大宪章’更是奇谈怪论。不过，这倒促使我转而开始关注程序法的问题。当然，这种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出于理论思考上的自觉，而是由于对实践中存在的种种问题的困惑。”劳东燕这样讲述，为什么她颇为关注程序法的问题。

此后，在劳东燕的学术生涯中，她试图打通的，不只是实体法与程序法之间的隔阂，也包括法教义学与社科法学之间的鸿沟。在学术生涯的早期，她更多地致力于前一个命题。晚近以来，基于刑法体系在网络时代受到的重大冲击，她对后一项工作更感兴趣。

对理论的热情，对刑法适用中各类问题的关注，激发了劳东燕的学术灵感。她一直在思考：“作为新一代的刑法学人，我们无法回避对‘刑法实际是什么’的关注；只有对刑法实际上在怎么运作的问题有了基本的了解，我们才可能提出有针对性的理论对策和立法建议。”

基于这样的判断，劳东燕对自己的研究做了相应的定位：既关注对刑法基础理论的推进，也注重对具体而微的刑法适用问题的探讨。她的研究成果中，既有视野开阔立意高远的作品，也有细致入微精巧构建的文章。对于刑法中的多个领域，她都有相当深入的耕耘，广受学界的瞩目。（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在刑法研究的领域，劳东燕渐渐散发出属于她的光芒。2009年，她荣获了清华大学青年学术成就最高奖“清华大学学术新人奖”；2015年，她拿到了“年度中国人文社科最具影响力青年学者奖”；2016年，她取得了“第二届首都十大杰出青年法学家”的称号；2017年，她获得上一年度长江奖励计划青年学者的荣誉……

作为老师，她说不要做没有灵魂的专家

与学术研究相并行的，是劳东燕在清华的教师身份。

2012年至2016年，劳东燕第一次作为清华大学本科生的年级主任，带了一届学生，其中一位学生拿到堪称“全球最难申请”的罗德奖学金，她如今正在芝加哥大学与牛津大学同时攻读两个学位。这位学生对采访她的记者这样说道，是劳东燕老师奠定了她的学术风格和思考方向，鼓励她做实证的计量的刑法研究。

“我的导师陈兴良教授对我影响挺大的。他对学生有很强的包容心，鼓励学生在学习研究中提出独立的意见与看法。有年轻的学者出书时找他写序言，他也总是不吝时间，全部自己动笔。对于学生与年轻学者的求助，陈老师都会尽力而为。他对年轻人不吝时间的提携与扶持，对我有很大的影响。”劳东燕说。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只要是学生有需求，劳东燕都会抽出时间来回应与面谈。她经常提醒学生多阅读法律之外的书籍，要能够洞悉社会的热点问题，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她还不时地提醒学生：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也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在2016年，劳东燕曾有一篇毕业演讲感动了许多听众。她说：“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她希望学生都能成为勇敢而有担当的个体：“如果对这个世界不满，对这个社会不满，请在抱怨的同时，从改变自己做起。”（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不同的年龄阶段对自己会有不同的期待，劳东燕说，与年轻时想成为受他人呵护与欣赏的花儿不同，人到中年，她对自己有着另一份期待：“到我这样的年龄，不会老想着如何让别人来呵护自己，其实自己也需要承担起呵护他人的责任。我对自己的期待是成为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可以为一些人遮风挡雨”。

作为知识分子，她成为社会问题的观察者

在学术与教学之外，劳东燕慢慢觉得有必要去关注社会问题。这样的转变，源于2014年的陆勇案。

陆勇是一名慢粒白血病患者，自2001年起，每个月都要服用每盒售价高达23500元的瑞士进口的格列卫药品。在得知印度生产的仿制药品与他正在服用的进口药药效及其相似，而且价格只需要进口药价格的二十分之一后，陆勇不仅自己购买还帮许多病友代购这种药品。按当时的《药品管理法》，陆勇购买的印度仿制药被归入假药之列，他也因涉嫌销售假药罪与妨碍信用卡管理罪被捕。由于舆论的高度关注，2015年湖南沅江市检察院对陆勇案做出最终决定，以陆勇的行为不属于“销售”为由，认定其行为不构成犯罪，决定不起诉。

对于陆勇案，劳东燕提出的质疑是，如果人们都觉得陆勇是英雄式的行为，为什么这样的行为竟然会进入刑事追诉的程序呢？如何对法律规定做出合乎价值判断的理解，实现法内容情，这是当时让劳东燕陷入深思的问题。为此，她专门写了一篇《价值判断与刑法解释：对陆勇案的刑法困境与出路的思考》文章。这篇文章在发表的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涟漪，在《我不是药神》的影片上映之后，则引起广泛的关注。

《我不是药神》的上映，使得陆勇案中的法律困境得以呈现出来，成为2018年的主要公共话题之一，并直接促成《药品管理法》的修改。2019年8月，新的《药品管理法》对假药定义做出重要的修改，未经批准进口的仿制药被排除出假药的范围。这件事让劳东燕意识到：“当一个社会问题以通俗的方式被大众理解，从而得以将相应的呼声放大，或许就能获得改变的契机。”（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2019年1月，劳东燕开始在个人的微信公众号“劳燕东飞”上写一些社会评论类的文章,逐渐受到业内人士和公众的关注。公众号里的文章，多是一些对社会事件的评论，也有不少的生活随笔，点击量都轻松过万。她的公众号，还发过多篇阅读量10万+的文章。

劳东燕成了“网红”。对于新的身份，她并不排斥。劳东燕觉得，自己的研究与文章如果能够引起人们的共鸣和反思，促使大家去关注相应的社会问题，就具有超越专业之外的社会意义。对于社会问题的解决而言，公众的关注必不可少，只有关注才有改变的可能。

在劳东燕身上，其实一直能看到她作为学者的敏锐度。比如，对于正当防卫认定过严的问题，劳东燕从2014年起就有持续的关注，还先后发表过包括《防卫过当的认定与结果无价值论的不足》与《正当防卫的异化与刑法系统的功能》等多篇论文。她说：“我国司法实务对于正当防卫的认定，一直存在着限制过严的现象，但凡出现重伤或死亡的结果，动辄认定为防卫过当，甚或完全否认行为的防卫性质”。之后，随着于欢案与昆山反杀案等涉及防卫的案件成为舆论高度关注的案件，她的相应研究也引起法学界与实务界的重视。

2019年10月，劳东燕在个人公众号上发的一篇《人脸识别技术的法律隐忧》，成为扇动翅膀而引发飓风的那只蝴蝶。之后，人脸识别技术可能蕴含的风险与相应问题，开始引发国内媒体密集性的报道。她认为，像人脸识别这样的技术，很可能打开的是潘多拉的魔盒，不知道接下来究竟会发生些什么，更不知道会将整个社会引向何方。

既然关注社会热点话题，争议总是避免不了。一些人认为，劳东燕过于较真，但她还是会在一些方面坚持自己的意见与立场。在她看来，每个人都可能由于自己的专业或价值观的不同，而对事件与问题有不同的看法，出现意见分歧很正常。作为法律从业者，必须严肃考虑新技术可能带来的风险与隐患，考虑它们对社会所产生的各种影响，以便对由此产生的问题做出应对。“很多问题不只涉及法律，还涉及社会的结构与走向。如果我们只关注法律，忽略了法律本身就是在社会当中运行这点，对法律的理解与研究就不可能深入。” 劳东燕这样补充道。（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挂职工作的实质：从观察者到参与者的转变

2020年春，新冠肺炎疫情的突出其来，不仅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也改变了劳东燕的思考轨迹。5月5号，她在公众号推出《这次疫情改变了什么》的文章。

她写道：“就我自己而言，需要认真考虑，是否应当在学术之外做些什么。一直以来，我都不觉得，深奥的学术论文少有人能看懂是什么问题，也不认为作者需要去迁就读者的水平。然而，如果将学术的意义定位在法治的层面，那么，围绕前沿性刑法理论的实务适用做一些普及化的工作，为实务人员更新知识论与方法论提供必要的便利，就至少与精研学术一样地重要。就法学这个学科而言，学术虽然不必亦步亦趋地追随实务，但学术的确应当对实务的需求做出积极的回应，并从根本上服务于法治实践的改善。在刑法理论的普及化适用方面，也许可以考虑下点功夫，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算是我对2020年以后的自己，所提的一个不大不小的期望。”

与这样的思考轨迹相伴随，劳东燕接受了最高检的邀请，并于7月初正式入职法律政策研究室，成为一名挂职专家。（方圆公众号：fangyuanmagazine）

在最高检就职一个月多，劳东燕对实务工作有了不一样的认识与理解，对学术理论与司法实践之间的衔接也有了更多的思考。她说，“我们在理论上提出各种方案时，往往更多地注意规范与逻辑层面的因素，对实务本身如何运作，以及如果在实务中予以推行能否取得预期的效果，往往不太考虑。真正地参与实务之后，才发现实务如何运作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这让我意识到，在进行研究与设想方案时，必须预先将司法系统的运作特性考虑进去。”

在挂职工作中，因为有具体分管的业务，劳东燕感觉自己的角色有了明显的变化。现在的她，不只是司法实务的观察者，也是切实的参与者。所以，她会开始去考虑以前很少考虑的问题，包括司法解释的规定经过整个司法系统的运作后是否会产生偏离与变形，事先预期的结果和实际运作之后的结果有什么不同，如何确保预期结果与实际结果尽量地相一致等。同时，劳东燕也发现了眼下从事的工作对于学术研究的启发意义：“在有些刑法法条的适用上，如果没有接触实务，很难想象还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正是实务中出现的案件，促使我去思考对相关的法条应当如何理解，才能得出妥当的结论。”

编辑丨陈录宁 设计丨刘岩

记者丨刘琦

图片、视频丨张哲

原标题：《清华大学教授劳东燕挂职最高检初体验：打通理论与实务的一个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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