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应骙为什么讨厌康有为？

康有为（网络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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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败后，次年（1895年）清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其时，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康有为倡领“公车上书”，一时间声名大噪，成为呼吁变法图强的爱国士人代表。是年，康有为考取进士，当了一个工部主事的小官。在北京，康有为组织了“强学会”，不断在士大夫中宣传变法的必要性。

1897年，德国人以“巨野教案”为借口，强占了胶州湾。消息传来，朝野哗然，“甲午战败”的伤疤又被撕裂。光绪帝意欲振作，康有为借机而起，和学生梁启超组织“保国会”。康有为向光绪帝上书，提出要改革政治制度，一意维新，并设计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朝中大佬翁同龢等人对康有为很是看重，并在皇帝面前大力推荐，于是康有为进入到光绪帝的视野。康有为和梁启超都是文章高手，其折子情理交融，让年轻的光绪帝深为触动。随即，光绪帝指令自己的亲叔叔、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召集众大臣讨论康有为的建议。——这摆明了要重用康有为。

在朝廷重臣和光绪帝看重康有为这位工部主事之时，反对最有力的却是康有为在朝廷的广东同乡：一位是番禺籍的礼部尚书许应骙，另一位是高州籍的兵部左侍郎杨颐。番禺县和康有为的家乡南海县在清代都是广州府的附廓县，两人可谓地道的小同乡。一般而言，对这样年龄相差甚大的同乡后辈，前辈总是不遗余力提携。当年，曾国藩考中进士后，同为长沙府的前辈唐鉴对曾即如此。

康有为家并不富裕，他搞变法鼓动工作的钱多半来自众筹，办强学会是如此，办保国会亦是如此。当时，以“强学保国”为名，收会费和拉赞助似乎是通行的方式。于是，许应骙和杨颐便大肆渲染康有为利用保国会“惑众敛财，行为不正”。作为广东人在京师级别最高的官员，许应骙在同乡中当然一言九鼎，他要求粤东会馆不给康有为、梁启超的保国会活动提供场所。因此，保国会的第二次公开大会不得不借用河南会馆召开。

在1898年1月恭亲王奕䜣主持讨论康有为建议的总理衙门联席会上，翁同龢极力赞同重用康有为，而许应骙则大力反对，说这人人品卑劣，不堪重用。

在“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指使自己的好哥们杨深秀、宋伯鲁上奏弹劾许应骙，而许应骙专门上了道《明白回奏折》进行自我辩护，并重申康有为这人用不得：

盖康有为与臣同乡，稔知其少即无行，迨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

在官场上，同乡前辈对晚辈的态度往往处在喜欢和讨厌两个极端：要么是大力提携望其回报，要么是出于成见对其处处使绊子。许应骙对康有为的态度属于后者，重要原因是两人是同乡，许太熟悉康了，早就有深深的成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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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应骙生于道光十二年（1832），道光二十九年（1849）中举人。道光三十年（1850），许应骙才虚岁十九就中了进士，入翰林院做庶吉士，从此平步青云。康有为生于咸丰八年（1858），小许应骙二十六岁，是不折不扣的晚辈。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十八岁的康有为中进士时，许应骙已经是左都御史，掌管天下监察大权。

许应骙（网络图）

许应骙对光绪帝说康有为“其少即无行”，应该是康有为早年在家乡广州做的那些事被同乡告知了许应骙。大约在许应骙看来，康有为就是品行不端、善于自我炒作、想方设法博出位的“妄人”。例如，康有为光绪十七年（1891）在家乡创办“万木草堂”，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托古改制。在传统儒家士大夫看来，康有为故意曲解孔子思想，在圣人经典中塞进自己的“私货”，其目的是要把自己造就成“儒家教主”一类的人物。

1898年“百日维新”之前，章太炎从上海到武昌拜见张之洞，其间张的幕友、两湖书院的山长梁鼎芬（和康有为是番禺老乡）问他：“康有为霸气纵横，不失为一佳士，惟深沉不可测，传其颇有做皇帝之野心，君识其人，亦谓可信否？”章太炎答曰：

“君误矣，皇帝人人可做，康有为如仅图为皇帝，尚不足为异。最荒谬者，则其人竟妄想欲为教主也。”

太炎先生的意思是，人想当皇帝是不足怪的思想，而想当教主那就是想入非非，太狂妄了。——这恐怕代表当时许多士大夫对康有为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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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应骙指控康有为“通籍旋里，屡次构讼，为众论所不容”，说的是康有为做了官以后，回到广州老家，为了争夺“同人团练局”引发的一件官司。

广东清远人张乔芬是同治七年（1868）丙辰科进士，做过知府，后回到广东主持南海等县“同人团练局”。光绪十九年（1893），康有为提出这个“同人团练局”是他两位族祖康国熹和做过广西布政使、署理巡抚康国器所办，要张乔芬必须把控制权交出来，让他自己的大弟子陈千秋管理。张乔芬认为康有为是胡说，这个团练局和他康家没什么关系，所以作为同乡的科举前辈当然不愿意就范。

今据中山大学邱捷教授研究表明，康有为自称“团练局是他族祖所创办”并不可信，所谓“夺回”管理权毫无根据。一是地方县志中《康国熹传》只是说创办团练“国熹之力为多”，没说由康国熹创办。二是当地乡绅杜凤治日记中有大量同公局局绅打交道的记载，包括南海县西樵一带的局绅，但从未提到过康氏族人。同治十二年（1873）四月，杜凤治曾与安良局局绅陈古樵（南海西樵人，康有为同里）说打算拜会康国器，发动西樵乡绅设局治理盗匪，但陈古樵认为：“亦无益，设局先要措赀，伊乡前曾办过，因是不成，今更难。且康系小姓，族微人少，乡人恐不为用也。”再退一步说，就算这个局当初由康有为族祖创办，二十多年过去了，作为一个公益机构，怎么就必须交回给他康家人呢？

张乔芬、康有为相争不下，双方都在朝廷找人，攻击对方没道理。张乔芬托御史余联沅弹劾康有为，康有为则托御史王鹏运弹劾张乔芬，且牵连到“庇护”张乔芬的两广总督谭钟麟（谭延闿之父）。据《清光绪实录》记载：

谕军机大臣等，有人奏：广东近年盗风猖獗。南海报案局，自光绪十四年起，至十八年止，共报盗案一千三百余起。省城西关……群盗以劣绅为窝主。……如南海县之张乔芬、番禺县之韩昌晋，皆劣迹彰著。张乔芬有弥缝窝贼手书石印传观。地方官隐忍坐视以致盗案愈酿愈多。……著谭钟麟督饬该地方官设法严拿，务获渠魁。张乔芬等如有窝盗情事，即著从严惩办。

上这道折子的御史王鹏运是广西临桂人，支持维新运动并参加康有为组织的保国会，显然是康有为的好朋友。——甚至可猜测折子多半是由康有为草拟，王鹏运具名而已。在此折中，张乔芬被指控为窝藏群盗的“劣绅”，这是要置人于死地呀。等于说，本应保障地方治安的团练局负责人和强盗沆瀣一气。于是，皇帝下诏让两广总督谭钟麟调查，其秉公而断为张乔芬洗脱了“群盗窝主”之名。其后，康有为进一步攻击谭钟麟包庇张乔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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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上这种事情，其是非曲直或许能瞒得了远在北京的皇帝，但瞒不了许应骙这种在广州城长大的京官，因为同乡会不断提供真实的信息。康有为此举在广东籍京官中大概是惹起了众怒，再加上他以“素王”自居的狂妄，所以他在北京搞活动除了梁启超几位弟子跟着忙前忙后外，支持他的多是外省人，而广东旅京士人多数人的态度是躲得远远的。许应骙以礼部尚书之尊，更是公开揭他的老底。

对于许应骙这样做，康圣人当然恨得咬牙切齿。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即1898年6 月11日，光绪帝下《明定国是诏》，开启变法帷幕。接着，光绪帝在颐和园勤政殿召见康有为，任命他为总理衙门章京，准其专折奏事。康有为终于得以重用，而其后对许应骙的报复也是情理之中。戊戌年五月初二（6月20日），又是宋伯鲁、杨深秀两位康有为的好友，联衔上书弹劾许应骙“庸妄狂悖，腹诽朝旨”，要求罢黜他。七月十九日（9月4日），因拒绝康党成员，礼部主事王照请求礼部堂官代奏光绪帝（主事级别不能直接上奏皇帝，奏章必须由堂官代转），光绪帝遂将汉尚书许应骙、满尚书塔怀布等六位礼部堂官革职。

戊戌变法失败后，许应骙得到重用，被任命为闽浙总督，署福州将军、船政大臣，坐镇东南。其实，许应骙此人并不保守。光绪二十一年（1895），许应骙堂弟许应锵提议吸引侨资修筑铁路，许应骙为之在京师多方奔走。庚子事变时，作为闽浙总督的许应骙积极响应“东南互保”，避免了福建、浙江两省遭受兵祸。

番禺许家是广州大族，许应骙有个很知名的孙女许广平，他的侄孙许崇智亦是民国时期粤军首领。

后人看历史人物，往往从其政治观点来评论其代表进步还是守旧，但现实是复杂的，在当时世人臧否人物时，个人的品德与操守远比其政治立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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