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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子沛：有算法的生活会更美好吗？

2020-08-13 10:29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涂子沛秦朔朋友圈

· 这是第3465篇原创首发文章字数 4k+ ·

· 涂子沛 | 文关注秦朔朋友圈 ID：qspyq2015 ·

有一个来自山东老乡的一个经典段子：一个人在卖葱，有人问葱多少钱一斤，卖葱的说1块钱1斤。那人再问，葱白跟葱叶分开来怎么卖？卖葱的人说，葱白8毛，葱叶3毛，因为他要把葱白和葱叶分开，所以要贵1毛。

你认为第二种卖法相比于第一种怎么样？卖葱的人是亏了还是赚了？

我最近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叫作数商。这道题考的就是人的数商。

就像智商可以测试一样，数商是一个人对于数据的记录、组织、保持、搜索、分析、控制的能力的衡量体系。我在《数商》一书中也出了一套数商的测试题。大部分题目只要具备小学数学能力就可以完成的，很多题目看起来要计算，实际上可以用知识去判断。

比如这道题：你认识一个新朋友，你和他同一天生日的概率是1/365，今天你开了个party，请了49个朋友来参加，你认为你们中间出现有人同一天生日的概率大约是多少？

大部分人都觉得概率肯定很低，事实上非常高，有95%以上的可能性。这背后需要懂一些概率的基础知识。

“数商”的第一个维度是「新时代的知识结构」，第二个维度是「数感」，某种程度上是以数字为中心的，对数字的感觉、感受。你对数字熟不熟悉，你和数字有没有共同语言，你会不会娴熟地运用数字，能不能从大千世界中去发现一些数字层面的规律。

面向过去，你会不会从数字层面去发现一些规律；面向未来，你会不会用数字去预测、规划明天。我们对很多事情都是凭感觉，如果有了数感，就能让数据成为新的感觉器官，将数据神经、数据肌肉锻炼得更加敏锐，更加适应数字化社会的发展。

“数商”的第三个维度是「日常生活的习惯」，你会不会记录，会不会分类，会不会把你的生活、学习、社交分门别类地记录。记录是什么？记录就是通过手、笔、电脑把它们变成数据，然后去分析它，然后就知道，原来我有多少朋友，我的朋友可以分成多少类，每一类朋友我分别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对待他们。

甚至恋爱、结婚也要依靠高数商。假如在一座1000万人口的城市里，你要找到一个合适对象是非常难的，大概是1000万里找25个人，概率非常低，你怎么办呢？大数据可以帮忙。

2012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有一个博士生，叫麦金利（Chris McKinlay），他是一个数据高手，35岁，他在婚恋平台网站上运用了大数据和算法，在上万名女性用户中寻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另一半。

信息技术的进步，赋予了中国后发优势。好像和别人赛跑，我们曾经落后500米，突然裁判一吹哨子，说：“停！你们换一条赛道，重新起跑。”

在这条全新赛道上，上演的将是以数据为基础的全面竞争。

在小数据时代，在对数据的信仰、洞察和分析使用方面，和西方比我们输了，但在新时代的新赛道上，我们和全世界最好的运动员相比可能只落后5米，甚至不落后。

发达国家具备的大数据分析工具，我们也有，没有哪个国家有我们这么便利的移动支付，也没有哪个国家能将电商的触角伸到角角落落。这一次，面对大数据的无垠瀚海，我们正在与世界同步，甚至还能领先。

在未来社会，最重要的能力不是体力，也不仅仅是智力和情商，而是新增了基于数据的能力。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互联网的原住民、数字空间的原住民，生活的一切都在向数字空间迁移，从线下点单到手机扫码，这些应用不仅仅方便了你的生活，还积累了你的数据。你点了一杯奶茶，它就知道你喜欢奶茶，下次就推荐你这个，给你打折券。它了解你，有时更甚于我们对自己的了解，有时我们自己都会忘记自己的特点和要求，数据能记得，它会帮助你了解自己。

有人问我，感情可以被数据量化吗？这样的量化有价值吗？

我觉得可以，并且有价值，它提供了新的维度测试你的爱情。爱情的量化有很多个维度，我们总以为感情是说不清楚的，但是事实上任何感情的程度变化都有很多征兆，未来的生活完全数据化以后，算法会记录你什么时候给伴侣买过花，如果你很久没买花了，算法可能就会提醒你，所有的重要日期都给你记录了，从结婚纪念日到所有家庭成员的每一个纪念日，它都会来指导你。

未来，我们要和算法一起共同生活。

我认为，人类最大的问题不是不知道，是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不是忘记，是不知道自己已经忘记。如果我们清楚地记得自己忘记了什么，也许我们还能把它捡回来，但是不知道自己忘记那就完蛋了，彻底找不回来了。我们经常会忘记结婚纪念日、重要朋友的生日，因为人在生活的轨道上不停地奔跑，我们会顾此失彼，我们会忘记很多东西，但是算法不会，它会积累得越来越多。有算法的生活会更美好。

有观点认为，从数据中直接得出结论，这有悖于传统的科学研究方法，即提出假设、证实或证伪。

我不赞同这个观点，我认为有因果的相关性才是科学的，才是有价值的。今天的数据量太大了，每一秒都有新的数据产生，比如我点了一杯冰柠檬茶，有个数据显示，冰柠檬茶的销量和犯罪率有相关性，如果你就此下结论：冰柠檬茶销量越高的地方，犯罪率最高，如果要降低犯罪率，我们就要控制冰柠檬茶的销售，这是不对的。

但事实上，冰柠檬卖得越多，可能犯罪率确实会越高，为什么呢？因为到了夏天，夏天的犯罪率会比冬天高，气温高，很多人家里门窗打开着，女孩子穿着更短的裙子等等很多因素。从数字层面来说，很多事物都有相关性，但是我们要去考察那种有因果关系的相关性，它需要专业人员去分析，数据和算法把这些相关性都找出来，交给人来做判断，最后做判断的还是人，假如把数据交给一个糊涂蛋去分析，那也没用。

另外，在数商时代，我们该怎样培养下一代？

今天的孩子在牙牙学语时就开始接触互联网，在网上能找到一切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也知道几乎所有大人知道的东西，因为我们获取信息的渠道是一样的，纸质书和kindle等电子阅读器几乎是同时进入他们的生活。像我女儿看书用kindle，但我的客厅里没有电视，有一整面书墙，还有个书房，书房里也有半墙的书，我会告诉她这是两种手段，你都要会用。

我们要把他们从电子世界当中拉回来一点点，拉回来做什么呢？要告诉他们用手写、用手记，不能一切都依靠电子设备。我们经历过、享受过手写记录的时期，手是体外的大脑，你必须要锻炼你的手，手脑要协同。

今天有很多人不愿意写，就用电脑copy、paste一下，这是很容易出问题的。我讲一个真实案例，杭州某医院一个男病人的病历上写着“子宫”，原来是医生直接复制粘贴，把女病人的病历粘贴到了他的界面。事实上，用手记录的过程是一个思考和分析的过程，而数字化把过程简化了，数据给我们带来巨大的好处，但也出现了新的问题。所以我鼓励孩子们要用手来做笔记，我自己本身也是一个笔记的践行者，每天都用手写记录。

当然，我并不反对使用电子化的记录工具，我的主张是，重要信息坚持用“手”记，并辅以强大的电子工具，比如微软的OneNote、印象笔记等可以用来管理自己的信息收集体系。

任何一种技术都会带来新的问题，技术解决了一些问题，让人的生活变得更方便，同时也会带来新的问题。比如滴滴帮你叫一辆车，原来你只能在街边偶遇，现在靠电脑分配，有一辆车就在前面拐弯的路口，只是你看不到它，这辆车要是没有接到滴滴的订单，他很有可能就往反方向开走了，你就与它失之交臂，现在有了打车软件，他一拐弯就过来接你了，整个成本降到了最低。

但是我们少了什么呢？我们少了邂逅，少了偶遇，一切都是算法在提供，你吃什么，看什么电影，读什么书，你一打开它就会根据你以前的行为给你推荐，你以前关注过大数据，买过一本涂子沛的书，现在涂子沛出了一本新书，平台推荐给你，猜你可能喜欢，它猜得准不准呢？很可能准。

但是话说回来，这个投喂是基于你的行为，算法是死的，人是活的，人的主动性在哪里？你自己应该主动去关注新的东西，因为你关注新的东西，你就为算法输入了新的东西，算法就会变得多元；如果你永远不关注新的东西，算法就永远给你投喂同样的配方，所以你和算法之间是一个互动的关系，人在算法的世界、数据的空间里，还是要有能动性，问题是你怎么去发挥你的能动性。

有人提出疑问，现在机器人能写诗、画画、写小说，比如计算机作诗系统“九歌”，它作出来的诗给评委看，评委也分不出哪个是人写的，哪个是机器写的，它根据算法可以不断优化，可以做得更好。那么，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人文艺术工作者应该采取的策略是什么？

人工智能在快速进入人文艺术领域，确实形成了挑战。机器在某些方面超越人是铁定的，要接受这个现实。机器人下棋已经赢了，机器人还能弹钢琴、作诗、画画、写小说……未来是机器人和人协同来写小说，这种产品已经有了。

任何一个重大的科技进步，最后挑战的都是伦理问题。

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对人工智能的畅想，你会发现它们都是在挑战人的主体性。你会担心机器人把你取代了，以后你不用上班了。机器人会不会造反？你想断它的电，它还不让你断电，最后机器人统治了你，让你为它工作，让你为它干活……会不会有这样的一天？我们对智能时代最深的忧虑都在这里，就是人的主体性正在被消解。

我想，50年内机器人没有办法挑战人的主体性，但会形成一些局部挑战，大部分重复性的工作都会被取代。从木牛流马到流水线生产，人的珍贵性和不可替代性在越来越多方面受到挑战，它会激发人类去思考，我要做什么事情才不可替代？假如你写10篇稿，8篇都被机器人写掉的，你可能只有拿到20%的工钱，这就逼着你去把剩下的2篇稿写得更有创造性，而且要去开拓更多的领域。

我期待数据在未来可以引领一种大众文化，不仅是从事科学技术的人，我希望诗人、小说家、医生、记者、清洁工都来关注数据，形成真正的“数据文化”。从这个角度来讲，数据革命正在创造一个新的文明。

我的一个最大论断就是，我们在进入一个“数文明”的时代，原来的文明是以文字为中心的，未来的文明是以数据为中心的，我们需要新的思维技能和工具，需要新的价值观、新的生活方式。

胡适先生曾说，某些中国人长期具有“凡事差不多，凡事只讲大致如此”的习惯和作风，《差不多先生》活灵活现地白描了某些中国人取道中庸、不肯认真、甘于糊涂、拒绝精准的圆通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