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史”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是如何“迎考”与“赶考”的?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这“四史”，是党员干部的一门必修课。继2019年全国两会期间首度开设“政治关键词”专栏、新中国成立70周年到来之际二度推出“政治关键词”专栏后，澎湃新闻继续与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上海市政治学会联合开启“四史”关键词。

今天刊发“四史”关键词第25篇，关键词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

西柏坡

党中央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去迎接全国胜利

1949年1月6日至8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的决议指出：“我们已经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北平解放后，必须召集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全体会议，这个会议的任务是：（1）分析目前形势和规定党的任务；（2）通过准备提交政治协商会议的共同纲领的草案；（3）通过组成中央政府的主要成份的草案；（4）批准军事计划；（5）决定经济建设方针；（6）决定外交政策；（7）其他事项。”实际上，这次会议就是七届二中全会的“预备会议”。

中央为什么决定此时召开七届二中全会？2月1日，毛泽东在为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中指出：“中国时局将要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军事上，“我军已在几个战场上开始夺取了主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胜利，使解放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同时，“蒋军士气日益下降”；政治上，赢得各民主党派和社会贤达的广泛拥护；政权建设上，华北人民政府一年多的探索为人民政府基本架构奠定基础。这意味着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迫在眉睫，迎接全国胜利的到来，为筹备建立新中国做准备。

2月11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和各前委工作的负责同志下发《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决定在当年3月召开七届二中全会，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前委工作的中央委员及候补中央委员除留必要的人主持工作外，均应尽可能地按时到达，大部分与会者在2月底之前向大会报到。

七届二中全会决定了“赶考”大事

1949年3月5日至13日，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委员34人。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该报告既向全党描绘了中国的未来蓝图，又揭示了相应的具体任务，主要从四大主题上明确了中国共产党“赶考”要应对的基本问题。

第一，提出党的工作重心实现由乡村转向城市。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决定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毛泽东指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必须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毛泽东还总结了此次会议的功能与定位：“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

第二，讨论新中国的筹备工作与规划国家蓝图。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现在一切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都站在我们方面。”同时，明确建立政权的“时间表”，“我们希望四月或五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我们要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

第三，实现由落后农业国向先进工业国的转变。政权建立后的重心任务是实现现代化，中国要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毛泽东深刻阐释了当时中国工业与农业的现状——集中的、先进的现代性工业只占10%，分散的、落后的个体农业和手工业占90%左右，新中国建立后要解决“建立独立的完整的工业体系问题”。他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还需要尽可能地利用城乡资本主义的积极性，以利于国民经济的向前发展。在这个时期内，一切不是于国民经济有害而是于国民经济有利的城乡资本主义成分，都应当容许其存在和发展。这不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经济上必要的。”

第四，实现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早在1月8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就指出：“今后对经济构成是应有一个通盘的认识。国营经济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合作经济也是带社会主义性质并向社会主义前进的，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那个东西基本上（是）对的，但要注意两条战线斗争。一方面不要以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不是计划经济，不是向社会主义发展，而认为是自由贸易、自由竞争，向资本主义发展，那是极端错误的。……另一方面，必须注意，必须谨慎，不要急于社会主义化。”

同时，大会也批准了1945年6月七届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报告；批准了由中国共产党发起的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以八项条件作为与南京国民政府进行和平谈判基础的声明。

七届二中全会为党“赶考”立新规矩

毛泽东在会上指出，人民解放军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为解决南下干部很不够用的问题，必须把210万野战军看成一个巨大的干部学校。如何培养“赶考”的党组织与干部队伍？这需要从思想意识到能力建设两方面重点着手：

第一，树立“赶考”意识，“两个务必”警示全党。毛泽东指出，决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他说：胜利冲昏头脑，今天更有可能，胜利越大，包袱越大，紧张困难时易团结。这必须警惕，要教育干部，首先是要使高级干部懂得，战争打完了，真正要做的事情才开始，届时很可能，感觉打仗还容易些。要把因为胜利而带来的思想包袱丢下，否则就会损坏一些干部。当时，会议还根据毛泽东提议，通过六条具体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这六条规定虽然没有写进会议决议，但已成为党的规矩。

第二，加强理论与能力学习，给干部们开好书单。3月3日，毛泽东函告周恩来，请其将中共六次大会的政治决议铅印若干份，发给参加二中全会的各位同志，作为讨论经济政策问题的参考。为了提高全党的政治理论水平，全会规定了包括《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12本干部必读的著作。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要普遍宣传马克思主义，同时不反对也不应当反对宣传中国的东西。”他还说：“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提法较好。”另一方面，为适应全国执政的“赶考”需要，党的领导干部们要“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

此次会议标志着中国革命由战争向和平、由革命向建设、由农村向城市的多重转变，对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具有巨大的指导作用，西柏坡也被誉为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当年3月23日上午，党的七届二中全会闭幕10天后，中共中央从西柏坡迁往北平，毛泽东把此行比作“赶考”，而且他相信“我们一定要考个好成绩”。

（作者系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