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考克罗夫特已逝，一同逝去的可能还有美国外交“美好旧时光”

95岁的美国人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近日病逝于弗吉尼亚的家中，这几乎立即就引起了整个美国外交政策界的“抚今追昔”之情和“今不如昔”之感。虽然就冷战史或者美国外交研究而言，斯考克罗夫特是一名绕不过去的人物，但是对一般大众来说，对比亨利·基辛格或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斯考克罗夫特还算不上鼎鼎大名。

“完美”的斯考克罗夫特

就政策构思而言，斯考克罗夫特在一次采访中坦诚其头脑“反应不快，也没有多少创造性”，在“想出好点子”方面比不上基辛格之类的才华横溢；然而就组织沟通、辅佐白宫而言，他也自豪地称“总能在一堆糟糕的主意中挑选出好点子”。言语间，颇有“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我不如卿”之感。事实上也确实如此：斯考克罗夫特是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自1947年成立以来唯一一位两次出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的人。

从肯尼迪时代起，国家安全顾问就开始成为美国国家安全团队的要职，其与国务卿、国防部长一起被视为国家安全决策中的“三巨头”。然而与分别掌握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的两位阁员不同，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居于白宫之中、没有庞大官僚部门的利益牵扯，往往更容易被总统视为完全的“自己人”。

国家安全顾问的职责是统帅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幕僚，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平台中执掌上传下达，协调参与委员会的各行政部门的立场，为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决策提供全面信息和政策建议，并监督各部门执行总统决策。虽然其理论上的职责不过是组织协调、上传下达和监督执行，要想干好这一工作却不像看上去的那样容易。这一方面是因为要想真正成为协调者，其自身必须拥有总统本人的绝对信任，这样才有权威来真正掌控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流程机制；另一方面是因为一旦拥有了这样的信任，就很难不逾越本职、插手政策制定甚至是执行。

正是因为这一两难的存在，很多国家安全顾问都曾饱受批评。他们要么因为与总统不够亲密而成为不受重视的边缘人，要么“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导致政府内的权力之争闹得不可开交。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这样的“明星”国家安全顾问都在不同程度上选择了后一条道路，这让他们在台上时大权在握、风光无限，然而却也招致了颇多怨恨和指责。事实上，几乎没有多少国家安全顾问可以免于这种苛刻的审视。

两次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本身就说明了斯考克罗夫特在美国最高官场上的过人之处，更何况其风评更是一边倒的赞扬。不光上级对斯考克罗夫特信任有加，而且同僚和下属也是交口称赞。更不容易的是，即使是在美国学界，研究外交决策机制的学者也对斯考克罗夫特推崇备至，创造出“斯考克罗夫特模式”这样的术语，并将其视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最理想形式。就此而言，斯考克罗夫特堪称“完美”。

马歇尔式的军人

1925年出生的斯考克罗夫特的原本职业规划是当一名飞行英雄。他1947年毕业于西点军校，获得了空军少尉军衔，如愿以偿地成为一名战斗机飞行员。然而不到一年，他在训练中驾驶的P-51野马式战斗机发生引擎故障。虽然斯考克罗夫特还是迫降成功，却也因此受伤，修养了两年。这一变故使他改变了职业规划，开始在军队系统内朝着研究和管理方向发展。

在随后的二十年中，斯考克罗夫在哥伦比亚大学取得了国际关系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掌握了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语并出任驻贝尔格莱德的空军武官，在西点军校教授俄国史和政治科学。1969年，斯考克罗夫特辗转来到空军部计划处，负责国安会事务；1970年3月，斯考克罗夫特成为联合参谋部主任约翰·福格特上将的特别助理。正是在这两个职务上，斯考克罗夫特开始和国安会产生联系，并开始涉及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复杂管理工作。

美国的军旅生活一般会塑造出两种典型性格。第一种是五星上将乔治·马歇尔：他们行事极有条理，常年的军旅生活让其从本能上尊重从上到下的指挥链条，习惯于组织中的职权清晰、纪律严明。在个性上，他们情感含蓄、低调不张扬，总是避免在媒体上抛头露面，比起当政治明星，更愿意做一个庞大组织中默不做声的幕后英雄。第二种则是另一位五星上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们行事极有主见，自信、傲慢、桀骜不驯，愿意在媒体面前抛头露面，野心勃勃。经过二十年的锻炼，加上个性和摩门教家庭的熏陶，斯考克罗夫特成了标准的第一类军人，节制、低调而又意志坚定。

1972年，已晋升为上校的斯考克罗夫特被调入国安会幕僚，担任时任总统尼克松的军事助理。过了一年多，由于基辛格的左右手、同为现役军人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亚历山大·黑格调任陆军副参谋长，斯考克罗夫特被选中接班黑格。当被问及为何做出这一选择时，基辛格曾经表示，这是因为他发现斯考克罗夫特敢于对白宫办公厅主任、权势熏天的哈尔德曼直言不讳，而他正需要一位“有胆量对我自己直言不讳的人”。

此后，斯考克罗夫特一直竭力为基辛格与尼克松服务，特别是协助基辛格管理国安会幕僚和跨部门协调机制，深得信任。在尼克松接连访问北京和莫斯科、会见毛泽东和勃列日涅夫的历史之旅中，斯考克罗夫特都是美国先导组的成员，一力承担后勤工作。在尼克松因水门事件黯然下台后，斯考克罗夫特很快得到新总统福特的信任。1975年，为了削弱基辛格的地位，福特决定让其辞去国家安全顾问一职，专门担任国务卿，而接手的正是斯考克罗夫特。然而，这一人事任命并没有恶化斯考克罗夫特和基辛格的关系，双方配合默契、合作愉快。在福特政府下台后，基辛格还邀请斯考克罗夫特前往自己一手创办的国际咨询公司“基辛格协会”担任副主席。

在尼克松和福特政府期间，斯考克罗夫特实现了军衔上的两连跳，1973年晋升空军准将，1975年晋升中将。不过为了担任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也在同年退出了现役。不过之后在官场和私营部门的生活没有改变斯考克罗夫特的个性。他依然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华盛顿的社交活动，据说他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参加一场关于军备控制的研讨会”。在出任老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期间，他得到了与十五年前同等甚至更多的信任。老布什经常对朋友表示，他在顾问中最信任的就是斯考克罗夫特，因为“布伦特对一切都无所求”。

被怀念的斯考克罗夫特

在老布什政府的4年中，斯考克罗夫特虽然依然是一个完美的管理者。在外交决策方面，当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后，斯考克罗夫特果断敦促老布什做出军事反应，而在沙漠风暴行动大获全胜后则劝告白宫要保持克制，不要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系列正确决策为老布什政府和斯考克罗夫特本人都赢得了巨大荣誉。1989年，在老布什政府中斯考克罗夫特坚定主张应当尽早与中国恢复关系，当年的6月和12月，他两次代表老布什秘密访问中国，会见了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商讨缓和中美关系的途径。

1992年底，老布什在竞选中失败，这也标志着美国外交随着冷战结束进入了新的时代。传统的注重力量平衡、谨慎的现实主义将要让位于更加激进、对美国自身力量更加自信的自由干预主义和新保守主义。尽管与布什家族交往甚密，小布什政府的两位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和斯蒂芬·哈德利也是自己的老下属和门徒，但是十年后的斯考克罗夫特却并不认同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尤其是反对入侵伊拉克。为此，他还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了题为“不要进攻萨达姆”的署名评论文章，一时让舆论认为这是代表老布什发表不同意见。

对于伊拉克战争，思斯考克罗夫特认为这场战争让美国失去了国际社会的信任，而“信任很容易失去，重获它们则非常困难”，即使美国肯定能够重获信任，但是过程也绝不容易。相对克林顿和小布什，斯考克罗夫特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其实最为接近，而后者在挑选国家安全顾问时也专门咨询了斯考克罗夫特的意见。

时移世易，短短二十多年，斯考克罗夫特在美国政治光谱中的位置就发生了巨大变化。对此，斯考克罗夫特本人也不乏自嘲：“25年前，我是头号鹰派。然而尽管我看待事物的方式还和过去完全一样，但现在我却是头号鸽派。”

可想而知，对小布什都“直言不讳”的斯考克罗夫特自然不会对特朗普另眼相待。斯考克罗夫特终生都是共和党人，但是在2016年的选举中，他和100多名共和党国家安全“老兵”一起联名为希拉里背书，主张这位民主党候选人才是更适合在这一“历史的关键时期”领导美国的人。他始终认为特朗普在对外政策上毫无准备，所作所为也糟糕透顶。在斯考克罗夫特手上完美运转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是变得毫无章法、功能尽失，从弗林、麦克马斯特、博尔顿到奥布莱恩，国家安全顾问几易其手，最后变成了总统的应声虫。

目睹特朗普治下的四年，斯考克罗夫特想必是痛心疾首。在2016年大选结束后，尽管不看好特朗普，斯考克罗夫特依然召集美国外交界的建制派人士，号召他们应该捐弃党派成见，在政府召唤的时候担任公职，为国家服务。然而，这番旧派作风在当今的美国并无用武之地：睚眦必报的特朗普宁肯任由大量职务空缺，也不会任命批评过他的人。正可谓“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如今，在特朗普政府“美国第一”政策的肆虐下，斯考克罗夫特的去世更仿佛预示着美国外交的“美好旧时光”一去不复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