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圆桌|“设计把我们带入这场危机，也将带着我们走出它”

澎湃新闻记者钱雪儿整理

2020-08-11 08:37

来源：澎湃新闻

深圳设计互联近日发起了一系列线上论坛，集合世界各地的设计师、建筑师、博物馆馆长、策展人等，探讨疫情前后，设计对社会、城市、文化、科技、制造等维度的影响与潜力。在近日举行的第一场论坛“社交疏离下的设计”中，《纽约时报》设计专栏作家爱丽丝·劳斯瑟恩分享了她所征集的疫情设计案例；国际设计事务所“设计何为”的联合创始人理查德·范·德·拉肯提出了平面设计在回应社会议题时的力量，他引用平面设计师布鲁斯·茅的话总结道，“设计把我们带入这场危机，也将带着我们走出它。”

“澎湃新闻·艺术评论”特刊发论坛的部分发言摘要。

爱丽丝·劳斯瑟恩（Alice Rawsthorn，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设计是一种态度》作者）：

Alice Rawsthorn

我受邀来谈谈疫情危机对价值观的影响，以及设计如何回应社交距离，还有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设计对疫情的回应将如何影响未来我们的价值取舍。首先我要强调的是，我是从英国、从欧洲的角度出发，我在伦敦度过了隔离期，这里的疫情比中国晚几个月出现，此后遵循了一个非常不同的轨迹。

从欧洲逐渐封锁开始，我就一直在收集人们对疫情做出的设计反应。一开始，我花了一周的时间，每天在Instagram上发布关于回应疫情的设计案例。一周结束后，我发现还有很多不可思议的项目要发布，现在已经有70多个了，并且还在不断增加中。当然，最理想的情况是能够收到医学和科学界对于疫情治疗的突破性成果。但由于我们对这种疾病知之甚少，真正的科学创新、疫苗的研发可能需要数月或数年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媒体对呼吸机、个人防护设备等的报道令人欣慰，这些报道暗示我们正在取得进展，正在控制这一流行病，并能最终遏制它。

爱丽丝·劳斯瑟恩在Ins上发起的疫情设计计划

对于像我这样的人来说，正如奥雷所指出的那样，（我们）多年来一直认为，在生活中，设计应该扮演更有雄心且兼收并蓄的角色，来回应和应对紧急且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和生态问题。而我的朋友、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建筑和设计高级策展人保拉·安特那利同意疫情可以改变公众和政治对设计的看法，她建议我们应该一起做些什么，所以我和保拉在Instagram上推出了“紧急设计”项目。我们的计划是去研究和调研设计对疫情的回应，并首先与设计师、设计行业的领军人物等每周做一次直播。当然，紧急设计也伴随着疫情的变化而变化，我们现在关注的，是那些我们认为，会在重新设计和重新构建后疫情生活中，成为设计行业领军人物的人。我们的发言人有人道主义建筑师和MASS设计集团的创始人迈克尔·墨菲（Michael Murphy）、亚特兰大疾病控制和保护中心的医学插图师阿丽莎·埃克特（Alissa Eckert）等等。

中国杭州一小学，结束疫情后回校上课，老师为每个人设计的帽子。每一顶帽子的两侧有长长的帽翅，以表示一种安全的社交距离。有趣的是，早在中国宋代就有相似的帽子（长翅帽），避免朝臣们在朝堂上交头接耳。

小女孩打碎“冠状病毒彩陶罐”

通过组织这些活动，我们学到了什么设计的价值呢？让我们从设计应对中最明显和争议最大的领域开始——呼吸机设计竞赛开始，在西方，数以百计的设计师、工程师、制造商和企业家都加入了这场呼吸机设计竞赛。甚至传出了这样的宣战口号：我们会比最好的设计得还要更好、更快。实际上，这些吹嘘几乎都失败了。因为设计符合严格医疗标准的重症监护呼吸机，难度是非常大的，而最成功的尝试都是谦虚和务实的，通常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的合作，他们采取了一些现有系统上能直接使用的东西，而不是从头开始设计新的系统，并尽可能使用标准化组件，与其他设计团队共享信息。最为聪明的一些想法并不是来自于设计师，而是来自于医疗专家，比如马尔科·拉涅利，他是博洛尼亚一家医院的麻醉科和重症监护科主任，意大利和欧洲最权威的专家之一，他意识到，每台呼吸机都有足够的能力同时治疗两个病人，而不仅是一个。于是他与当地的一个工业设计和打印公司合作开发了双头呼吸机，并已经在全世界复制生产。

我也特别敬佩那些来自非洲、南亚和拉丁美洲的设计师们作品。他们的呼吸机数量紧缺，在世界卫生组织4月的一项调查中显示非洲个国家，数亿人，总共却只有2000台呼吸机，其中10个国家根本没有呼吸机。在这些设计团队中，我最喜欢的一组，是五名14到17岁的女孩，她们都是阿富汗梦想家机器人队的成员，在阿富汗第三大城市赫拉特，她们花了好几个月，设计了两台紧急呼吸机，大部分使用的是回收部件，包括丰田卡罗拉汽车的零部件。她们是在难以置信的压力下完成的，面临着隔离、供应短缺、新冠病毒感染率的激增、以及在当地重新抬头的塔利班武装势力。但她们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勇气和决心，坚持不懈，并赢得了政府的支持。

此外，看到设计师们采用开源的设计流程，并将成果发布到网上供免费下载，这是非常令人鼓舞和欣慰的。所以在这次危机下，在整个全球范围内，想法和具体的设计得以自由交流，让世界各地的设计师能够接触到这些信息。同理也用于口罩，长袍，手套，工作服和其他一线卫生护理工作者的个人防护用品，其中，最成功的项目与呼吸机设计竞赛中的获胜者有着相似的价值观。他们往往倾向于务实、合作，开放地分享他们的设计成果，而不是为了炫耀自己。

美国官方的新冠病毒可视化图像

新冠病毒的医学插图是另一个例子。两位医学插画师阿莉莎·埃克特和丹·希金斯被任命负责设计美国官方的新冠病毒可视化图像。多亏了中国医务人员、科研人员以及科学家们，两位插画师才有了足够的信息进行研究。像这样的医学插图，必须在科学上比较精准，但除了符合特定的标准外，设计师也可以表现得很有视觉张力。在这种情况下，两位插画家被告知，此次绘制插图的主要目标是确保公众意识到冠状病毒的危害，并认真对待。因此，他们夸大了病毒最可怕的部分——刺突或称蛋白，这些病毒将自己粘附在人类细胞上，插画师们通过插图凸显了病毒的危险程度，他们将蛋白画成可怕的红色，并比实际显得更大。病毒的全称对普通大众来说难以理解，但如今我们都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了，或者说，更重要的是，我们认为我们知道。这都多亏了两位插画家的生动作品。从设计价值的角度看，同样有趣的是我们将自己的情感投射到他们的设计上，这是一个真正有力量的图像的关键元素。

《经纪学人》封面

约瑟夫·格利马（Joseph Grima，荷兰埃因霍温设计学院的创意总监、米兰三年展首席策展人）：

约瑟夫·格利马

我认为现实环境为设计提供了非常肥沃的土壤。因为当下是急速变化的时代，是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是愈加复杂的时代。作为设计师，我们在某种程度上被召唤去面对和解决这种情况。几周前，我给凯勒·伊斯特林（美国建筑师、城市规划师、作家、耶鲁大学教授）发邮件，询问她纽约的现状。她给我的回复中有这样一句话：“对现行体制的冲击是好事。”这一看法让我们意识到或许事情也有好的一面，可能会带来一点积极的结果。我认为，这正是设计需要介入的地方，毕竟对现行体制的冲击可以是好的，例如，1918年发生了大流感，20世纪30年代，理查德·肖普（Richard Shope）医生发现了造成感染的病毒，并推动了疫苗的研究和制造。现代医学的这一转折点诞生于危急的需要，这让医学科学资源集中在重大的社会问题上。与之相反的一个例子是14世纪著名的“卡法城”事件：1346年，卡法城外，攻城军用石弩车把因感染黑死病致死的鞑靼士兵的尸体投掷到卡法城墙内，这成了人类有记载的最早的生化武器。这场最原始的生物战无疑是最恐怖的发明，而它的变体与演化造就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更多悲剧。

欧洲等地大气清洁度变化

这是一张很有趣的图片。有数据表明，这次疫情改变了欧洲和其他地区的大气清洁度。这些其实表现了我们是有另一种存在方式的，我们在疫情期间的集体性改变有着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这之前，我们设想的向善改变是循序渐进的，但总体而言，大多数人都认为我们对气候是无能为力的。而这次疫情为我们带来了机会，让我们意识到实际上有太多在不同层面上可以实现的事情。人们可以被这种危急时刻动员起来。在这种语境下，很重要的一点是去回顾历史上相似的危机时刻，比如黑死病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欧洲人文主义思想的复兴，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

《地出》

1968年12月24号“阿波罗8号”宇航员拍摄的《地出》照片带来了根本性的改变。这张照片的实际拍摄者威廉·安德斯（William Alison Anders）曾经说过，“我们来登月探险，发现的却是地球。”这是一种觉醒。我们突然意识到地球的脆弱、力量、美，以及万物互联的生态网络。这样的图像，以及其他很多所谓的超载的图像，都会在我们脑海中挥之不去。现在，世界各地都要封城，或许这会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最终结局。所以不只有一幅图像、而是许多张图像让我们觉醒并意识到自身的处境。我们被隔离在家，但我们可以通过图像看到外面的城市。

空荡荡的城市街头

我们可以把空荡荡的城市看作一张纯白的画布。好像缺了什么，这种缺失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才是我们最需要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有什么新的可以媲美“地出”（从月球上看地球，地球从月球的地平线上升起）的图像？我们如何才能创造新的时代宣言？

“地缘设计”中的作品

为了找到答案，我觉得设计和设计师都在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我认为设计学校有责任去考虑变动不居的现实，同时从长期和短期的角度思考我们的处境。我们可以尝试培养新一代的设计师，他们能够理解极端的复杂性与不可预见性。他们能够理解21世纪时刻加速的生活本质，以及这种本质将在未来几百年中如何演化。所以这两三年来，我在埃因霍温设计学院打造了一个新的学科，叫做“地缘设计”。我们在做的是重新构建我们与特定变化、特定习惯与特定材料之间的关系。最近的一个“地缘设计”项目是关于新冠疫情，它让我们意识到很多我们习以为常的事物正在经历彻底的转变。

刘晓都（坪山美术馆馆长、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创建合伙人）：

刘晓都

我今天的演讲题目是 "反思高密度城市生活"。

2020年1月23日，我飞来深圳，当时大家都知道什么发生了。那几天正好是春节。我出门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半，以前非常热闹。但是那个时候所有机场都关闭了，整个城市封锁，人们自愿或者被迫隔离在家，你看不到私家车，也看不到任何正在运营的巴士和地铁。所以，这意味着城市里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运了。

所以整个城市如何运作成为一个大问题。当我回到位于华侨城创意园里的办公室。你完全看不到任何人，所有的餐厅都关闭了，园区只允许几个人进来拿东西出去。本来春节的时候是最热闹的时候，但隔离之后，基本上所有东西都停止了运作。这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我自己就在家里待了快两个月。

疫情下的深圳

那个时候开始整个城市系统已经改变了，例如大家觉得电梯是不安全的，人们不想碰电梯按钮，甚至不想在电梯里呼吸。有人会告诉你应该在电梯上屏住呼吸。这个时期从二月开始，持续到三月、四月。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有时你甚至能看见车厢空荡荡的，或者只有几个人同时在一节车厢。

但在新年后的第一个假期，你突然看到很多很多人争着去各个景点观光，这是一种非常怪异的景象。然后在五月和六月初，你可以看见当北京苹果店重新开张时，有上千人排队。当时的状况非常“混乱”，有些地方的公共交通还没有恢复，但不知为何，有很多人会上街或者去其他城市，不同的状态并存。这样的状态让我开始思考，疫情之后，我们应该准备些什么？

爱德华·霍普的作品在今天再次找到了共鸣

所以，我用了美国画家爱德华·霍普（Edward Hopper）的画，他是一位美国画家。这幅画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种预言，或对当下的比喻，告诉我们现在发生的事情，虽然这幅画是他在20世纪30年代画的。但是它和当下是比较相似的，这也提醒了我，什么是社交疏离？城市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在面对着什么？很多人问我，疫情结束后，你认为这种高密度的城市发展是否仍然是有价值的？我们是否应该换种城市设计的想法？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认真思考这些问题。我在这里列出三点：

第一点是替代性的公共交通系统，因为你可以看到，当疫情爆发的时候，公共交通系统其实已经暂停了，它的完全瘫痪是因为它根本不安全。所以，我们应该如何处理这种情况与新技术呢？

第二点是灵活地划分区块，如果我们有更灵活的社区区块划分，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行调配。现在我们会用临时栅栏、铺位以及各种各样的东西来封闭区域，设施检查点，那我们和设计师应该如何让这些东西适应紧急情况呢？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设计问题。

第三点，就是建筑的通风系统。建筑通风系统的运转良好才能保证大家在建筑内不会受到感染。所以针对以上问题，我们最近做了一个城市规划方案，设计了一个独立的无人驾驶系统，它可以在现有道路系统上运行。道路系统中的连接点很多，在这些点上设置了坡梯与直梯，为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和系统做准备。这种道路系统的实现将成为一个很好的替代方案。公交系统方便人们外出通勤，我觉得这也是未来城市的趋势，特别是对城市的中心区域。而且，我们认为这种交叠的“产居研综合体”模式很有效，在同一空间下共生也是一种趋势，在疫情后这种趋势仍然很有效。

深证新洲村，高度混合的居住和商业街区，都市实践建筑设计事务所

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们做了一个高度灵活性的城市街区，在超级结构中设置了多个通风空间。我们可以实现这些高度灵活的城市街区与空地，借以解决公共交通的问题。我们已经与社交疏离共处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已经相对比较适应这种状况了。大家不握手，工作的时候也不会靠得太近。而且在这种特殊情况下，无论是否有社交距离，我们都在试图维持正常的生活，这是我们试图生存的方式。

迪耶·萨迪奇（Deyan Sudjic，英国伦敦设计博物馆荣誉馆长、建筑与设计杂志《Domus》前主编）：

迪耶·萨迪奇

我认为这次疫情提醒了我们，虽然像爱丽丝说的那样，我们因祸得福地收获了如同情心和体恤之心这些积极的东西，我们同时也不能忘记，我们生活在一个有激进人士认为疫苗会对人体造成巨大伤害，戴口罩是把观念强加于人的时代。我觉得我们可以以史为鉴。

20世纪初的户外教学解决方案

回顾20世纪初，当时的问题是肺结核。人们想出了很多巧妙的低技术方法来让年轻人保持健康。这两张图片就体现了一种技术配置最低的户外教学解决方案。夏天戴上帽子，冬天裹上被子，就能在室外上课了。这也是一种对抗肺结核的办法。当时霍乱非常严重，巴黎总人口还不到一百万，一年之内因霍乱死去的就有1.9万人。那次疫情给巴黎这座城市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最终导致整座城市被彻底改变、重建。在1850年代和60年代，拿破仑三世手下最优秀的城市规划师豪斯曼拆毁了旧城，宽阔的大道随着新城一起诞生。城市地下也建起了规范的现代排水系统，从而以惊人的速度解决了霍乱这个难题。这次重建的成果成就了今天巴黎的城市肌理。

再次回到结核病。1920年，在当时人口只有约1000万的荷兰，仅一年就有11600人死于结核病。对应到今天，你能想象那次疫情在当时有多危险。这场灾难让许多杰出的创新解决方案应运而生。这是约翰内斯·杜伊克的作品，阿姆斯特丹一所著名的开放式学校。这是一个很棒的解决方案，露天开放的空间能够帮助解决传染病和类似的问题。疫情也让芬兰诞生了许多现代化运动中的地标性建筑，例如阿尔瓦·阿尔托的代表作，赫尔辛基城外的疗养院，这体现了在自然环境中建立疗养院的乌托邦设计理念。

阿尔瓦·阿尔托设计的帕伊米奥疗养院

我的最后一个例子是伦敦雾霾。在英国、美国和德国，人们对口罩的抵制实在令人诧异。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用肉眼看见危险所在，相比之下，雾霾则是种可视性很强的健康危害。1952年，当时还是大白天，但伦敦的天黑得几乎伸手不见五指。最后这个问题由英国议会出台法案解决了，他们禁止在伦敦城内燃煤炭取暖。在这之后五年内，雾霾问题就被解决了。

反思过去的疫情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了解它们对我们的建筑和设计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不知道我们对城市的设想是不是会一直保持不变。现在，汽车忽然又变成了人们保护自身安全的终极配备。无论在公共交通工具上还是在人群中，大家都觉得没有安全感了。还有一切对人类来说再自然不过的活动，比如身处人群中、与人共享面对面的体验、去参观博物馆、去听音乐，这些活动忽然间就不能举办了。

疫情期间商店面临关闭

物流运输中心在城市中变得愈发重要

可以看出，城市中心及其背后的动力和支柱都面临着威胁。我认为设计对我来说不是一个东西，而是一种态度，是对各个相互连接的网络的理解。它既体现在细节中，比如戴口罩的方式，又关乎我们如何理解自己正在经历的变化对现实世界的影响，以及潜藏在它们背后的变化和态度。

理查德·范·德·拉肯（Richard van der Laken，国际设计事务所“设计何为”与De Designpolitie的联合创始人）：

理查德·范·德·拉肯

作为一名设计师，我也将展示在疫情期间我所做的事情。

作为设计师，《Gorilla》是我近10年来与荷兰媒体合作的专栏，《Gorilla》专栏会用图像的方式回应当天的新闻，这些内容由我和其他平面设计师共同提供。十年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在这样回应新闻。我们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图像，同时，我们在杂志、报纸上反思、回应当下的新闻。我们有网站、T恤，甚至出版了书籍。比如这是《Gorilla》集体评选的100个最佳时政视觉栏目，我们还做了海报。我们做了海报、展览，以及所有作为平面设计师可以探索的事物。

《Gorilla》专栏用图像回应新闻

毫不夸张地说，平面设计师们并不把这个作为任务来完成，而是以专栏作家的身份来创作。我们希望通过《Gorilla》图像化的形式，对世界上的新闻、社会事件进行反思，传达出我们自己的观点。

在《Gorilla》专栏里，我们义不容辞地觉得，要为疫情做些什么。我无需再次解释这一次疫情的灾难性影响，爱丽丝前面已经展示了。

这一次的新冠疫情，无论是对于图形设计师、信息设计师或是平面设计师来说，都是一次契机，将想法付诸实践，这也是我们一直在做的。

当然，我们也从另一个角度去思考疫情，比如这个例子，全世界都在谈论这场危机，主要通过社交网络。疫情不会区别性地对待任何国度。世界上没人能独善其身，所以我们把它映射到每个国家的国旗当中。同时它也影响了经济，尤其在欧盟，每个国家都突然封闭了边界，保护自己国民的利益，揭示了民族主义者的一些立场。另一个例子是，在疫情的影响下，各式各样的观点逐步浮现出来，比如政府可以去跟踪、监视每个市民。这就是我们对疫情进行的一些反思，这些图片被刊登在一些报章杂志的专栏当中，并且在社交媒体上被广为传播。这就是我作为平面设计师的实践。

《Gorilla》上以新冠病毒为主题的平面海报

除了为客户服务外，我也希望进行自我创作，《Gorilla》就是自我创作的一个很好的案例。另一个很好的案例是，在十年前我创建了一个项目——“设计何为”，它是一个专注于设计积极影响力的项目，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设计的积极影响力极为重要，作为一名设计师，我认为很多创造性的人，还有参与到这种设计和创造实践中的人，并不都具备一种外在的、美学的特征。像爱丽丝说的一样，这次疫情确实让我们看到设计除了能创造美好的实物外，还有很多可为之处。我始终坚信，如果你想真正解决问题，你必须要合作，尤其与企业、政府、所有的消费者以及公民，包括其他任何与你共同工作的群体合作。所以，对于我们来说，举办让人们聚在一起激发灵感、交流想法的活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在阿姆斯特丹、墨西哥城的活动，让跨界人士真正地聚首一堂，相互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