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学者“潜伏”半年，国内首部“三和大神”作品出版

本文作者：田丰

作为一个“奔五”的70后中年大叔，出一本书本不应该那么激动，但《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得以付梓真的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我几乎对所有曾经了解过这本书的朋友们奔走相告，“书要出了！”

如此激动并不是说书有多好，而是感慨这项研究成果从构思到出版期间的艰难，2017年构思，2018年调研，2019年初完稿，之后书稿所经历的颠沛流离，辗转于多个出版社和版署，一次次的铩羽而归，而电脑里的书稿是始终停留在“三和汇总——20190215”。

是的，连修改的机会都没有，就被关上了可以刊行的大门。

一直到凯玄毕业，书还在送审的路上，乃至于在谢师宴上，不得不无奈地和凯玄说，不是不想出，是真的出不来。

还好，在一连串的机缘和巧合之下，终于不需要做这一道选择题了，如果不是有长期的合作关系，就不会和晓冰姐聊及此书出版的艰难，也不会由此认识资深的媒体人张英老师，更不会将书稿交到新经典杨晓燕老师的手中，最后在海豚出版社遇见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的嫡系师妹王水。

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下，书终于进了印厂、上了书架、变成了白纸黑字，此刻向他曾经帮助过本书出版的朋友们道一句：感谢！

虽然一些内容已经不在了，但这本按旅程算几乎可以拿一张国航金卡的书并未失色过多，而且这种出书的经历应该可以回味一生。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田丰 林凯玄 著
2020年8月 出版

▍三和青年调查缘起

第一次听说“三和大神”，是在朋友小聚的饭局上。一个朋友问我：“你知道最近深圳有一群‘三和大神’吗？”我一脸茫然，疑惑地看着他，因为在此之前根本没听说过这回事。

回到家打开电脑，在网络上搜索“三和大神”，才发现原来这是存在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人群”。之所以称其为“人群”，是因为在我当时的理解范围内，实在无法接受处于这种生活状态的一群人存在，甚至有时会觉得“三和大神”仿佛和我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身为研究者，我显然不能接受这种主观臆断的想法。我会时不时地在网上搜索关于“三和大神”的消息，每次看到相关报道，也会保存或收藏起来，总想着有一天会去做三和的研究。等待的时间似乎很漫长，直到凯玄的到来。

有一次与凯玄聊天时说起“三和大神” 是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负面典型，却一直没有真正的研究介入，而他恰恰对此感兴趣，更难能可贵的是，凯玄也愿意去三和做田野。由此，我们师生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研究团队，凯玄转化为局内人，融入和体验三和生活，我则是作为局外人，观察和了解三和青年。

我们从网络得知，那里的生活环境异常恶劣，非一般人所能忍受，还可能存在一定的人身安全问题。在开始三和青年田野研究之前，我跟凯玄确认过多次，问他怕不怕，甚至到他临走前，我还在说“现在后悔还来得及”。凯玄则毅然踏上了他的三和之旅，对三和青年长达半年的研究就此展开。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实拍图

▍艰难的过程

这项研究开展得非常困难。第一个困难在于我以定量研究为主，在定性研究和人类学的田野方法上，并无特别好的研究基础。

在做三和青年研究之前，内心是忐忑的，因为不知道最终能够通过这项研究获得什么发现，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研究结果。换言之，与以往所做的研究不同，这项研究是带着美好的愿望和憧憬上路，却对可能产出的成果没有任何预期和奢望。时至今日，我依然认为，三和青年的研究最突出之处就是研究本身不带有任何的预设、假定和理论束缚，而是竭尽所能地描述一个真实的三和青年群体的状态。

第二个困难是缺乏支持的研究条件，极为考验研究者的执着和坚持。

三和青年的选题决定了我们基本上拿不到任何科研基金的资助，只有白手起家、贴钱科研，通过各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筹集经费。没有科研基金资助的好处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不需要受任何条条框框的限制，也不需要拿出一个八股文式的研究报告或论文，能够深切体会研究的自由、放手去干也是研究过程中的一个意外收获。

没有经费诚然是不小的问题，但更大的问题是，在不可能展开大规模调研的情况下，极少数研究者在一个复杂社会环境中调研是需要耐心和决心的，是需要执着和坚持的。在研究过程中要忍受孤独几乎是所有研究者的必修课，但对于一个刚刚入门的学生而言，孤独也可能意味着迷失，调研过程中凯玄多次提到不知道观察什么、记录什么。现在想来，如果能有足够的经费支撑，有一个小团队相互配合，三和青年的研究或许会更加深入和透彻。

第三个困难是这项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得不到政府部门及三和青年的必要帮助和支持。以往很多研究都是在政府部门的帮助和支持下打开调研的通道，但从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角度来看，显然不希望此类情况被广而告之。

内封实拍图

对于三和青年而言，他们虽然多处于落魄的生活境地，但对外来研究者仍带有强烈的戒备和警觉心理，对任何外来者的接触、对话或访谈都非常抵触，毕竟他们也不想让三和之外的人知道自己的窘境，尤其是这些信息有可能传播到熟悉自己的家人、朋友那里。

所以，研究三和青年只能通过长期不断的观察，才能获得想要的结果。而在此之前，研究所投入的时间、精力、经费都像是在赌博，不知道会不会收获有价值的结果。

上述困难也让我们把研究直接定位于对三和及三和青年最真实、客观和准确描述的基础上，尽可能深入三和青年群体中去透视和理解他们对生活、工作的选择，以及通过这一选择而聚集在三和背后的逻辑和意义。

这一研究定位并非退而求其次地躲避社会学研究中更普遍使用的、从宏大理论到社会现实的叙事模式，而是试图在以往社会学研究的套路之外，寻找一种看似浅层却更具坚实基础的叙事模式，让社会学研究更加多元化，形成以描述基本事实为基础的社会学研究方式。

▍为什么会选择白描？

很多研究者可能认为把事实说清楚的白描方式并不是真正的社会学研究。这或许不是最好的研究，却是中国社会剧烈变革过程中最缺乏的研究。可以说，此次研究的设想很大程度上也来自现有社会学对社会事实白描的忽略。一个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决定了他的研究成果、研究取向和论述方式。

2012年，我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读了威尔逊的《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一书。威尔逊在谈到研究底层阶级的方法时指出：

“对底层阶级近来问题剧增现象的富有创见的解释，有赖于耐心细致的经验研究。单凭人口普查数据和其他二手资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以经验数据来扩充这种信息，以更好地反映聚居区底层阶级的体验，以及塑造了而且还将继续塑造这种体验的一般社会状况。要实现这一目的，就必须采用不同的研究策略，从调查到民族志乃至历史的方法，都可派上用场。”

与此同时，在读《真正的穷人：内城区、底层阶级和公共政策》这本书时，我也产生了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类似于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当然，我们可以猜测是中国的社会条件和社会制度使得底层社会难以出现，比方说，中国的土地集体所有制的特点，中国有强大的中央政府以及非常有执行力的地方政府。或许还有我们以前所看重的乡土情结，当人们在城市无法生活下去的时候，更可能会选择回到农村，而不是混迹于城市的底层社会。

但是，这些是真的吗？中国以前出现过很多城中村，城中村中外来农民工的生活、工作及生存处境，跟底层社会也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只不过没有像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那样持续走向极端而已。三和的出现会令研究者眼前一亮，这并不是说我们发现了研究的曙光，而是找到了更接近于极端的典型案例。

必须承认，中国目前仍处于城市化的时代，在城市化过程中，大量的人才、资源、资本向大城市集中，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些大城市都是城市化的典型代表。深圳出现了三和青年这一群体，北京、上海、广州会不会出现类似的典型案例？至少目前三和可能是我们能观察到的最接近美国黑人社区和巴西贫民窟的底层社会。而发现和研究底层社会的最终目的是要更多地思考底层社会形成的原因，了解底层社会人群的生活状况，以及探寻将来如何面对和解决底层社会问题。

第二个疑问是，为什么中国缺少对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尤其是中国社会处在剧烈变革之下，很多社会现象转瞬即逝，在深入的系统性研究尚未完成之前，某个现象背后的社会事实可能就已经消逝了。

基于社会事实的白描研究则有助于研究者抓住转瞬发光的一刻，带来不错的研究成果或者对社会事实的记录。还有一些社会现象是短期内难以加以清晰透彻研判，且在经典社会学理论中难以找到准确参照体系的，比如互联网和青少年研究中的诸多现象。

对于上述情况，拄着理论的拐杖去寻找理想中因果关系的研究模式都不太适合，不如抛开种种桎梏，使用白描研究的分析方式打开局面。当前，寻找社会学研究的空白地带与挖掘现有理论的潜力是同等重要的，即便空白地带的白描研究可能很浅。

▍三和青年：为什么不想工作？

三和青年的研究也是在回答我多年前的这两个疑问。我相信三和青年的出现并不是偶发的孤立现象，而是和经济社会发展变迁以及青年人群特点的变化紧密相连。

在“90 后”和“00 后”人群身上有很多新时代烙印，他们负担的家庭压力小了很多，至少不需要承担家庭支柱的压力，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对他们的父母而言已经是极大的满足。更重要的是，“90 后”和“00 后”身上带有强烈的权利意识和抗争意识。权利意识方面，当他们遭遇不公平的对待，比如克扣工资、工作环境差等情况时，会主动维权。

但他们也面临与上一代人同样的困境—缺乏有效的自我保护手段。在缺乏手段的情况下，“90 后”和“00 后”农民工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

在访谈中，三和青年经常说的一个道理就是：不想工作的原因是不愿意被剥削、被克扣、被歧视。这正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工业化过程中把农民工“非人化”对待的结果。用马克思的话说或许是异化，“非人化”却又不同于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异化，因为“非人化”背后更多是制度因素和资本因素的有意为之，而非市场因素和资本因素自发形成，故此，其复杂性应该远胜马克思所讨论的异化。

三和青年聚居的城中村的复杂性与以往相比也丝毫没有减少。城中村始终是社会学家研究中的重点议题。我的导师李培林研究员多年前就专门写过《村落的终结：羊城村的故事》一书，对城中村的剖析拓展了人们对城市化进程中本地农民和外来农民工生活变迁和生涯转变的理解。

我们的研究在某种意义上也承接了老一辈社会学家对广深地区城中村研究的传统，有所不同的是三和聚集的外来农民工更多，本地农民基本上已经脱胎换骨，融入了大都市。让人汗颜的是，三和的研究和羊城村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水平上，还是在人物、事件的剖析上都有明显差距。这也是要特别指出的一点，我们近乎浅显的研究尚不足以向老一辈社会学家致敬，只是尝试做一些探索性的研究。

对于生活在三和的“90 后”和“00 后”，还有一个不能不提的话题：期望。

从三和青年的经历可以看到，他们最初对社会、对工作、对生活都有一些期望，如果大城市没有排斥这群人，他们可能不会聚在高楼林立的深圳边缘的城中村里。甚至可以认为对三和青年而言，没有排斥，就没有抵制。他们试图抵制中国城市化和工业化背后不合理的制度逻辑，他们不愿意做生产线上一个可替换的零部件，而想去做一个活生生的人，或者说他们试图活出理想中的模样。

在缺少技能、没有收入并且被排斥的情况下，抵制进工厂、抵制工作的结果只能是成为在生存线上挣扎、混吃等死的躯壳。之所以成为躯壳，最重要的原因恐怕还是期望难以实现。他们最大的期望可能也就是成为大城市里被公平对待的普通人，这对绝大多数农民工而言都相当难以实现。

毕竟，中国的经济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和人口城市化之间是脱节的，尤其是本应伴随着城市化的市民化进程更是极其缓慢，并非是今日的中国没有经济能力解决市民化问题，而是因为中国始终把经济发展摆在优先于社会发展的位置，其后果则可能是遭到社会发展滞后的报复。可以预言，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社会发展滞后对经济增长、城市发展的负面作用必然难以消除，其中典型的影响就是当下农民工职业化的严重滞后。

农民工职业化是一个沉重的话题，一方面，政府针对农民工开展的培训工作不可谓不多，却收效甚微，大部分地方政府的农民工培训都流于形式；另一方面，相当部分外出务工的“90 后”和“00 后”农民工的职业技能水平与经济结构转型和产业结构升级之间出现脱节的状况。

在三和青年中，这一点尤为突出，真正接受过职业培训，拥有职业技能的青年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当然，有职业技能的年轻农民工沦为三和青年的可能性也比较低。可是，对于没有职业技能的“90 后” 和“00 后”农民工而言，一旦他们出现懈怠和厌倦情绪，就更容易陷入困境。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对三和青年职业变化以及在工厂内表现的观察不足也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地方，对于三和青年来说，他们来到三和之前的经历与所受影响是不可忽视却又无法直接观察的。研究者所能观察到的只是少数三和青年具备一定的职业技能，而大部分三和青年只能从事体力劳动——这与他们的父辈是相似的。可惜的是，时代发生了变化，纯粹的体力劳动已经不能给三和青年带来理想的生活，深圳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工职业化落后之间的矛盾不能不说是一代人乃至几代人之痛。

抛却长达几代人的痛点不谈，三和青年的聚集更是这个时代物质充沛、物流发达催生的产物。

试想，如果在一个物质紧缺的时代，三和青年不可能在大城市中获得成本低廉且足以维持生存的生活资料。物质充沛是前提，而物流产业的发展则从两个方面给他们提供了“活路”：一是三和青年从事的日结工作很多来自物流行业，物流行业需要大量临时工，而三和青年恰恰是最廉价的劳动力；二是只有在物流发达、成本较低的时代，三和青年所需要的各类低价产品才能够被配送过来，否则仅仅是物流成本，他们都难以承受。

可以说，物质充沛和物流发达为三和青年提供了必要的生存条件，或许这是万物互联时代意想不到的效应之一，而万物互联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则来源于手机。

即便收入很低，三和青年使用手机购物和支付也是普遍现象，但手机并没有帮助他们联入世界，反而更像是帮助他们脱离了这个世界和时代。他们在手机上自娱自乐，在手机上消磨时间，在手机上完成工资结算等。手机的存在让三和青年对外部世界的依赖程度下降了很多，工作以及吃穿住行的大部分行为都可以用手机实现。

而手机最初的功能——联通世界、联系家人、联络感情，反而被忽略了，大概是因为三和青年连接外部世界的需求已经下降。他们有时主动逃避外面的世界，甚至躲避家人，其原因可能是感到羞愧，或害怕家人担心。

以上对三和及三和青年林林总总的描述并非想要面面俱到，而是想表达可以用来解读三和及三和青年的视角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个解释路径或许都能写成一本专著，而我们只是用能够想到的解释路径浅尝辄止地阐释，试图以最简单、最直接的方式关心三和青年现象，关注底层青年的命运。

中国的影视剧特别喜欢的一个叙事逻辑就是国家命运和个人命运互相融入，在三和青年身上似乎还可以加上城市命运，三者之间有融合的部分，也有背离的部分。三和青年看起来与深圳经济社会发展脱节，却真实地融入了整个城市跨越式发展的进程中。

残存在城市角落里的底层社会的这群人，需要政府和社会的保护和关爱，而社会学研究者应该做的是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并描述和分析问题背后的故事。

《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

◇ 内容简介

在深圳龙华三和人力资源市场，生活着一群“三和大神”。他们干一天玩三天，白天四处闲逛，晚上睡大街；吃5块钱一碗的“挂逼面”，喝2块钱一大瓶的水，抽5毛钱一根的散装红双喜，在臭气熏天的网吧里呆到天明。混吃等死，得过且过，挣扎在城市边缘，在生存的极限自我麻痹。他们是城市化浪潮中掉队的人，是被时代遗弃的“零部件”。“留城无望，回村无意”，是他们共同面临的两难困境。

社科院社会学学者“潜伏”三和，历时半年，完成了这份20多万字的研究笔记，并配有几十幅图片。采用白描式研究手法，还原三和青年生存处境，全景式展现“90后”和“00后”农民工流浪三和的生活，打破大众对这一群体的刻板印象。以点窥面，了解中国社会剧烈变革之下的城市化问题，探寻解决底层社会问题的进路。本书在突显学术价值的同时，体现人文关怀和学界对社会现实、劳动者的关照。

◇ 作者简介

田丰，1979年出生于安徽蚌埠，社会学博士，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长期致力于人口与家庭社会学、互联网与青少年、社会分层与社会问题、志愿服务与社会治理等方面的研究，近年来先后出版《当代中国家庭生命周期》《生活在此处》（合著）等社会学著作。

林凯玄，1993年出生于河南商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9届硕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为社会工作、社会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