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报｜贝鲁特爆炸：“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洞穴”

贝鲁特“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洞穴”

贝鲁特的爆炸似乎是一个意外，是从一艘被扣押的船舶上取下的化学品，在仓库中放置了六年，但悲剧性的事故并不是偶然的自然行为。它们有可以调查的原因，其根源在于人们所做的选择。可悲的是，贝鲁特人更知道不要指望得到答案。

 8月4日，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生爆炸后浓烟滚滚。

评论者Alan Woods这样写道，外国记者和观察者要么是极端天真，要么是极端愚蠢，他们会问，大量的强爆炸性材料怎么可能在该国首都中心的一个人口稠密地区的中央存放这么久？他们会觉得奇怪：怎么没有人对这种不可思议的状况提出任何问题，没有进行任何检查，或者即使进行了检查也没有提供任何报告，没有进行任何逮捕，而这个巨大的火药桶就这样被放任不管，直到它把贝鲁特港炸得天翻地覆。

但在黎巴嫩，没有人梦想提出这样的问题，原因很简单，因为答案对他们来说是众所周知的。黎巴嫩的公共事务就是这样处理的，只要允许目前的腐朽制度继续下去，它们将永远如此。大多数黎巴嫩人都非常清楚根源是什么：在这个腐败的国家里，管理不善的现象无处不在。贝鲁特的港口被当地人称为“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洞穴”——在这里，大量被挪用的国家资金被藏匿起来，官员们得到巨额的贿赂，关税的支付被免除。

政客和官僚们几十年来一直逍遥法外。但所有事情都有其限度。黎巴嫩人民群众的耐心现在已经达到了极限。贝鲁特爆炸只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半岛电视台报道了黎巴嫩社会学家和政治活动家Rima Majed的话：“贝鲁特已经不复存在，那些在过去几十年里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是无法逃脱惩罚的。他们是罪犯，这可能是他们迄今犯下的太多罪行中最大的。”

《卫报》社论写道，黎巴嫩人熟悉一个被教派利益所控制的国家的疏忽，这个国家把服务和公共事业当作黑手党式的勒索来经营。一个受到良好监管的港口不会如此容易受到地震规模的工业事故的影响。在一个正常运作的民主国家中，当局会受到监督，并被追究责任。

黎巴嫩拥有模拟民主的机构，但议会并不代表人民的利益。权力的分配是为了在军事化的各派别之间保持平衡，而这些派别大致是由宗教定义的。这种分裂的安排是1975年至1990年内战的遗留问题，是更早的法国殖民主义的恶劣遗产，它的结果是数十年来几乎无法运作的国家，普通公民的活力和乐观精神全靠得到较富裕的移民汇款的支持。

黎巴嫩是世界上最大的负债国之一，其公债高达745亿美元，占其GDP的140％。债台高出的政府却也伴随着巨大的社会不均。七位亿万富翁在主导整个国家的经济，这些亿万富翁大多数来自总理哈里里家族或Makti家族。这些已经参政数十年的望族，不断挪用公共财产中饱私囊，为自己的政治或个人利益服务。这些行为是在总体失业率超过25％，青年失业率达到37％的背景下进行的，况且这些是官方公布的失业数字，绝对会低估整体情势的严重性。

2018年，以哈里里为首的黎巴嫩政府在巴黎会见了来自美洲和欧洲的国际投资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都承诺向黎巴嫩政府提供超过110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哈里里政府必须要遵行“结构性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特别强调黎巴嫩当局必须减少财务赤字拿得到这笔贷款。这些花哨的用词背后意味着严重削减对维护劳工和青年利益的支出，以平衡预算。

这意味着精英正在将这场经济危机的全部负担交由贫苦大众买单。攻击大众利益的紧缩计划最早于去年6月开始，大砍公共部门劳工的退休金和奖金，并冻结招聘。这激怒了每天为生存而挣扎的黎巴嫩人。黎巴嫩大部分地区几乎没有提供电力和水等基本服务。街市清洁这一最基本的公共服务甚至在2015年被暂停了一段时间，即使到现在也经常无法提供。

当政府宣布计划对WhatsApp使用者征税时，整个情势也就达到顶点，人们终于在去年10月走上街头。经济已被揭露为一个巨大的金字塔计划，公共资金是从无法偿还的债务所推动的银行系统中变戏法般变出来的。当泡沫破灭时，政府试图榨取公民的收入。一股超越教派的愤怒浪潮涌遍黎巴嫩，全国将近3分之1的人口都站出来参与抗争，成功地将总理哈里里赶下了台。

但哈桑·迪亚卜领导的继任政府未能阻止国家破产的滑坡。根据前外交部长纳西夫·希提的说法，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在国家改革问题上停滞不前，黎巴嫩正处于彻底失败的边缘。贷款人不想把钱注入一个腐败的机器，而贝鲁特的传统权力代理人的小圈子把保护自己的财产放在国家政府的偿付能力之上。

在周二的爆炸事件之后，解决这个僵局至关重要。问题的结构没有改变，但现在在道义上更加迫切地需要找到解决办法。最大的危险是，黎巴嫩的腐败精英们会想方设法利用这场悲剧来为自己谋取利益，利用黎巴嫩加速恶化的脆弱性来加强权力结构的现状。几十年来，这一直是他们的伎俩。

贝鲁特爆炸背后存在国际航运的法外之地

贝鲁特发生爆炸后，绝大多数的关注和愤怒都集中在黎巴嫩政府的无能和运转混乱上，而在《卫报》日前刊发的评论文章《贝鲁特爆炸背后存在国际航运的法外之地》（Behind the Beirut explosion lies the lawless world of international shipping）中，伦敦大学玛丽女王学院教授、《战争与贸易的能量：阿拉伯半岛的航运和资本主义》（Sinews of War and Trade: Shipping and Capitalism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一书作者拉列·哈里里（Laleh Khalili）指出，这场灾难有着更为深广的根源——一个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商业的航运资本和法律欺诈网络。

文章提出的问题是，最终引发大爆炸的2750吨硝酸铵为什么会出现在离住宅区如此之近的港口仓库里？事情要追溯到2013年，运载这批货物的“罗瑟斯号”（MV Rhosus）从格鲁吉亚的巴统港起航开往莫桑比克。这艘俄国船只登记在一家保加利亚公司名下，悬挂摩尔多瓦国旗，由八名乌克兰船员和两名俄罗斯船员运营，而他们并不知道此前的全体船员是因抗议船主拒不发薪而离开。当罗瑟斯号为船主逼迫在贝鲁特做一次额外停留装载更多货物时，被黎巴嫩官员以违反国际航运组织标准和未能支付包括港口费在内的费用为由扣留。通常情况下，船只被扣留的原因有缺乏必要的文件、被认为不安全或危害环境以及作为债务的付款担保等等。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拍摄的爆炸过后的港口区景象。

作者指出，船主伊戈尔·格列舒金（Igor Grechushkin）之所以在摩尔多瓦登记船只，是因为那里的船只注册在执行劳动、健康、安全和环境条例时比大多数地方都要宽松。这种悬挂船籍国以外的他国国旗的“开放登记制度”被称为“方便旗（flags of convenience）”，最初是美国律师为诸如巴拿马、利比里亚、洪都拉斯等附庸国设计出来的。直到今天，一些最大的实行开放登记制度的国家的大多数盈利仍然会流向美国的私人公司。“方便旗”中的方便指的是船主可以在税务、保险和船员工资方面不按规定行事从而节省开支。当格列舒金意识到罗瑟斯号被扣押可能对他造成损失时，他直接启动破产程序遗弃了船只和全体船员，这批硝酸铵的莫桑比克收货人也同样放弃了货物。

值得注意的是，船只被所有者抛弃的规律性是令人担忧的，通常是为了拒付拖欠的船员工资。这种现象经常发生，以至于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建立了一个“被遗弃船员数据库（abandoned seafarers database）”。有时被遗弃的船只上的货物会被拍卖，所得款项用于向债权人付款、支付船员工资或清理和废弃处置。但在黎巴嫩的这个案例中，货物没有被重新出售，当局拒不同意其中四名船员在没人替代他们的情况下下船，船长和余下的船员在没有任何工资、没有电子通讯和食物燃料供给不足的情况下在这艘装载了易燃易爆物的船只上呆了将近一年。事实上，罗瑟斯号的船员充当了不愿为这批危险货物承担责任的黎巴嫩港务局和船主之间谈判的人质。2014年8月，一名黎巴嫩法官作出了释放船员的判决，2750吨硝酸铵随即被从船上转移到了贝鲁特港的一个仓库中。

基于上述事实，作者认为尽管黎巴嫩人民对当局的无能的愤怒是合理的，但国际航运资本的致命交易也难辞其咎。因为并不是所有国家都签署了管理工作条件和危险货物的国际海事条约（international maritime treaties），即便是参与签署的国家，很多也没有资源向肆无忌惮的船只公司提起索赔。进一步而言，有关政府和外国投资者的国际纠纷的仲裁很少对政府有利。而“方便旗”本质上作为保护资本的离岸工具，允许不安全的船只带着在雇主的无耻掠夺下处于弱势地位的船员起航，即便是总部在欧洲和东亚的最富有的船运公司都通过开放注册制度节省工资、税收和保险支出。

文章最后指出，废除这些离岸条款，取消方便旗，全面改革使船员和较弱国家处于不利地位的仲裁制度，都仅仅是解决导致爆炸的违法行为的开端。当贝鲁特的尘埃落定，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去做。

西方如何从阿拉伯世界偷走了民主？

根据半岛新闻网，美国学者伊丽莎白·汤普森在2020年最新出版的书籍——《西方如何从阿拉伯世界偷走了民主》中，讲述了1920年的叙利亚阿拉伯大会，以及自由主义与伊斯兰教之间的历史结盟被摧毁的过程。

汤普森用这本书“致敬所有叙利亚人”。她在书中指出，一个世纪以前黎凡特地区的许多阿拉伯精英，都接受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原则——“国家无论大小，都有命运自决的权利与自由，在权利平等的基础上保障其独立，并放弃征服和殖民主义政策”。

叙利亚大会事实上已经确定了君主立宪的民主议会制，可与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击败的俄罗斯、奥地利和奥斯曼帝国中独立出来的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相提并论，但是，法国及其他的西方国家却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提出了另一种意见。

这本书的作者伊丽莎白·汤普森是中东现代史学家，她在本书中讲述了现代世界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代议制民主在当时已经成为阿拉伯人的政治选择，而西方却否认了这个机会，并故意让阿拉伯世界错过了这个机会。

汤普森在书上发布了两张地图，其中一张是被费萨尔亲王于1919年称为“沙姆地区”的地图，包括耶路撒冷、海法、的黎波里、贝鲁特、大马士革、达拉、安曼、霍姆斯、阿勒颇、拉卡、代尔祖尔、焦夫，第二张则是1922年英国与法国对沙姆地区及伊拉克在提出的划分提议，这种边界的划分，几乎符合叙利亚、伊拉克、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当前的领土状况。而第一张地图，代表了另一种可能性。

英国支持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反对奥斯曼统治的民族起义，以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1918年10月，费萨尔亲王、英国情报官员劳伦斯以及大马士革的阿拉伯领导人，宣布在泛叙利亚地区成立独立的立宪政府。次年，费萨尔在巴黎和会上获得了美国总统威尔逊的支持，后者将一个美国委员会派往叙利亚，以调查当地民众的政治愿望。尽管如此，巴黎的其他盟国领导人以及后来的圣雷莫会议，都批评阿拉伯民主主义，并视之为其殖民统治的威胁。欧洲殖民者担心阿拉伯民主会威胁到他们在北非的统治，以及他们在伊拉克和海湾地区的石油供应，因此，巴黎和会领导人决定摧毁大马士革新生的“民主制度”。

1920年3月8日，阿拉伯叙利亚大会宣布独立，并立费萨尔为王，神职人员与伊斯兰思想家拉希德·里达均支持这项选择，并根据合法性与权利，成立大会并在全体公民间实现平等。这本书讲述了1920年召开阿拉伯叙利亚代表大会的情况，这场大会起草并批准了阿拉伯世界迄今为止“最为民主的宪法”，而这是受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14条原则的启发之下制成的。

但是法国和英国拒绝承认大马士革政府，反而对战争中被击败的奥斯曼帝国的阿拉伯各省强加了一个临时政权，理由是阿拉伯人尚未做好自治的准备。法国人在1920年4月入侵叙利亚，粉碎了阿拉伯政府，并流放了叙利亚大会的领导人，从而摧毁了“世俗现代主义者和伊斯兰改革者”之间的脆弱联盟——后者据称建立了阿拉伯世界的第一个民主国家。

汤普森指出，法国对叙利亚的占领导致了自由主义在阿拉伯世界的污名化，在这样的情况下，阿拉伯的世俗精英与伊斯兰精英相互割裂，从而在伊斯兰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之间形成了尖锐的政治极化，并且在一个世纪之后的“阿拉伯之春”期间，继续削弱着反对独裁的斗争。

汤普森的书对民主的弱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东的影响的历史性做了讨论，并挑战了当前仍占据主导地位的殖民主义叙事——后者责怪本地文化在独裁、暴政、镇压少数民族的问题上所存在的影响——且揭露了法国、英国如何蓄意破坏宽容、平等和法治。需要再次审视，殖民统治如何在阿拉伯世界塑造了政治制度和规范，如何“导致外国干预，使世俗政党和宗教政党分裂，从而削弱了反对阿拉伯独裁政权的民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