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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史”记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为何要实行“三三制”原则

2020-08-07 12:3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卷首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也是最好的清醒剂。”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是全国各族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史，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复兴史。

“四史”是中国共产党宝贵的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底气骨气正气，提升党性修养的内生动力。扎实学习“四史”，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方能知来路、明方向，不忘初心，与时俱进，把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我们开设《“四史”记忆》专栏，与大家一起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岁月……

抗日根据地政权最显著的特点，是从1940年开始实行“三三制”，即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不仅有工农代表，还有其他阶级阶层的代表，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对于一个政党而言，为何要设立这样一个制度来约束自己在议会和政府中成员数量呢？该制度与当时国内政治紧密相关，也为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探索提供了实践基础。

“三三制”：团结一切力量共同抗日

“三三制”最重要的历史背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明确表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实行对日作战，红军愿立刻与之携手，共同救国。宣言建议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团体、名流学者、政治家和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筹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并呼吁各党派和军队首先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力量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八一宣言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会议，决定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1936年，再度改国号为“中华苏维埃民主共和国”。这两次修改是有背景和理由的。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把自己的政策，即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政策的许多部分，改变到更加适合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情况。”当年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对“民主共和国”的口号作具体说明：“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两次国名的修改意味着政权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

经过1936年的西安事变，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实际承认共产党合法地位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将统一战线思想付诸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实践，开始了“三三制”的探索。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三三制”的建立经历了一个过程

194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关于目前时局与党的任务的决定》，提出了力争时局好转的十大任务，其中第七条便是巩固与扩大各个抗日根据地，建设几个革命阶级联合的民主专政的抗日政权。3月6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性质》的党内指示，正式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在人员构成上实行“三三制”。该指示特别对党内不理解“三三制”的声音进行回应，指出：“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占领导地位，因此，必须使占三分之一的共产党员在质量上具有优越的条件。只要有了这个条件，就可以保证党的领导权，不必有更多的人数。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

1940年7月5日，毛泽东在为纪念抗战3周年所发表的《团结到底》一文中，首次公开向全国人民提出了建立“三三制”政权的主张，指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主张统一战线政权，既不赞成别的党派的一党专政，也不主张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而主张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联合专政，这即是统一战线政权。共产党员在敌人后方消灭敌伪政权建立抗日政权之时，应该采取我党中央所决定的‘三三制’，不论政府人员中或民意机关中，共产党员只占三分之一，而使其他主张抗日民主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三分之二。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

此后，根据上述“三三制”原则，具有统一战线性质的“三三制”政权在敌后各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起来。

“三三制”创造了“我们的世界”

“三三制”从制度上为党外人士进入政权并占有一定比例提供了保障，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和团结各阶级、阶层、党派和团体参与抗战，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例如，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第一次大会在延安召开，开明绅士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当选之后，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的提案。该提案要求减轻人民的负担，度过抗日战争最艰苦的阶段，为坚持持久抗战起了重大作用。之后，李鼎铭还把全部家产都献给了边区政府，一点也不留。1941年，彭真在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汇报晋察冀边区各项具体政策及党的建设经验时谈到：“三三制开始执行后，收效极大。许多原来反对我们的地主转变了态度，说‘这才有我们的世界了，我们才有活头了’。事实证明三三制是巩固根据地政权及团结抗日的有力武器。”

“三三制”等民主政治方针的实行，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有力地调动了社会各界团结抗日的积极性，成为全国最进步的地方。毛泽东曾总结过陕甘宁边区的“十没有”：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营私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这是对陕甘宁边区社会风貌的真实写照和热情称赞。中国共产党把陕甘宁边区作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实行民主政治和廉正政治的典范，也把它视为中共抗日根据地的中心，“三三制”在其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