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与空间｜香港中环：利益驱动下的合作、效率与宽待

自1841年香港开埠起，中环一直是香港的政治、经济、商贸、法律、宗教与文化中心，并伴随着香港的发展，成为中西交汇的国际大都会核心区域，很大程度上代表了香港的权力所在。在全球化与本土化的共同影响下，中环更是具备了鲜明的香港特色以及典型的在地全球化（glocalization）风格。

中环地铁站月台一角——“出·入·中·西”。本文图片均为 庞溟 图

早在占据香港岛之初，港英殖民地政府就在现花园道、上亚厘毕道、雪厂街、炮台里等环绕的地段建立了自己的政治、军事与行政管理中心，即俗称的“政府山”。时至今日，这里聚集了前港督府、前政府合署、前终审法院、三军司令官邸以及邻近的前立法会大楼等法定古迹与老建筑。这些密集的老建筑群，以及其间无障碍俯瞰维多利亚港的中轴线，展示了中环在过去170多年间掌控香港的强大力量与权威。

花园道建筑群：中银大厦、中国工商银行大厦与长江集团中心。

 因为“政府山”小丘陵的独特地形，这条中轴线并非直线，而是略有折曲。在殖民地初期，中环海傍是重要的战略据点与心脏地带，“政府山”上的建筑物必须与之紧密呼应才能确保海港的有效控制，因此建筑物前多留有开阔的空间，从不同高度均可看到各幢建筑之间的视觉关联。

如今，这条轴线依然贯穿汇丰总行大厦，连接皇后像广场与对面的海岸。汇丰银行在土地租赁契约上也特别承诺，其总行大厦前方土地将永远免费向公众开放，因此面向海滨的视线至今不受任何建筑物的遮挡。

值得一提的是，在“政府山”上，还有香港最古老的西式教会建筑物——香港圣公会主教的圣约翰座堂，拥有全香港唯一永久自有的土地。教堂里还保留着铸有英国皇室徽号的会众座椅，供港督或途经香港的英国皇室家族成员使用。

从太子大厦俯视皇后像广场。

香港回归后，特区政府将政治中心逐渐转移至海滨。2012年，紧邻解放军驻港部队大厦、曾是英国海军基地及船坞所在地的添马舰新政府总部正式启用，政府行政分支与立法分支由“政府山”迁入，标志着政治中心的地理转移的完成。

事实上，在中环这块土地上，新与旧、中与西的界限是模糊的、杂糅的。它既是香港最早发展的“维多利亚城”核心区域，又是最新建筑物的集中地。

在高楼大厦的背后，永利街三四层高的唐楼群则展现着华人开埠聚居地的地道风貌。至于如今港岛一侧的维港海岸线，则见证了皇后大道中、德辅道中、干诺道中等海滨道路的渐次开拓与填海区地景的延展变迁。填海工程，既是香港解决可建土地面积狭小、对新商厦需求长期迫切等问题的主要方法，也是促进建筑诞生、新生与再生的重要因素。

另一方面，这一地区的建筑物本身的用途也多有变迁，或者曾多次予以重建、改建或新建。终审法院现址曾先后供俄罗斯领事馆、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临时政府总部、教育署总部、维多利亚城地方法院、香港最高法院、香港政府新闻处办公室等机构使用。而由诺曼·福斯特设计、落成时曾是全球造价最昂贵建筑的汇丰总行大厦，更是在同一地点上的第四代总行建筑。

在香港逐步成长为国际金融中心与航运中心后，中环理所当然地成为商业中心区，变为经济高速发展的城市物化形态的绝佳代表。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中国银行等香港三大发钞银行的总部建筑一字排开。出自全世界著名建筑师之手的现代主义风格的商业建筑，与高效、理性、实用的商业文化极为契合，为数目惊人的金融机构以及顾问、会计、法律等专业服务机构所承租。

从遮打花园远眺雾中的国际金融中心

即使在这样寸土寸金的商业中心区，政府在规划之初便设立了多个公园和公共广场供大众休憩与聚集。在1873年的填海工程中，港英政府便特意建造皇后像广场作为公共空间与节日庆典场所。现在，除了前身为域多利兵房的香港公园、原址为总督官邸的香港动植物公园、原用作板球场的遮打花园、爱丁堡广场、大会堂等空间外，交易广场平台、IFC商场天台花园、长江中心花园等随商业发展而出现的补偿性公共空间，为大众提供了更多选择。比如长江花园，在闹市中拾级而上，顿觉别有洞天，是容易被游客忽略却会被“中环人”珍视的世外桃源。

长江花园，高楼中的一隅绿茵

 高租金、高地积比率、高发展密度的中环，高度集中的零售业、服务业、商业大厦、娱乐场所、酒店等建筑，带来极高的交通流量，与之相适应的是精心规划的交通网络。地铁、轮渡、巴士、电车、小巴、机场快线等市内交通工具均拾步可及。而联系这些区内交通节点的，则是半山自动扶梯系统与中区行人天桥系统。

中环至半山的自动扶梯系统是全球最长的户外有盖行人扶手电梯，全长800米，垂直差距135米，由20条单向自动扶手电梯和3条自动行人道组成，串起了中环商务区、中环美食区与半山干德道居住区，并连接直通太平山山顶的香雪道和旧山顶道。

而从上环到中环，有一个主线连廊超过1000米、各种支线整体长度超过3公里的人行天桥步行网络，与中环地区主要建筑物、多个街区和交通节点相连，极为壮观。这个步行系统还与金钟系统（从港铁金钟站到中环香港大会堂）和湾仔系统（从港铁湾仔站到湾仔码头）连接，成为贯通整个中西区的空中、地面、地下三维人行交通网络。在人多路窄的交通条件下，既实现了人车分离，又节省了行人的时间，还避免了日晒雨淋，提升了沿线商厦的人流量。

这一令人叹为观止的立体步行网络，其实是政府通过科学的规划和制度的力量，与地产商互动的产物。从1970年代起，中环的头号地产商置地时以廊道连接旗下的物业。其后，政府将天桥体系扩展到连接更多楼宇乃至半山自动扶梯系统。政府还通过额外建筑面积补偿、降低建筑层高限制等方式，鼓励更多的建筑物商业裙房提供临天桥面的公共空间、与整个天桥系统相连接、成为空中步道节点。

这个看似由各私人建筑物独立发展而成的中环行人天桥系统，正是私营业主在利益驱动下对城市公共环境采取的合作姿态，倒比由政府牵头的广州珠江新城人行天桥系统更为人性化、实用化、日常化。

雨雾中的交易广场与中区行人天桥系统。

 必须承认的是，由于香港岛南山北海的地理条件限制，中环的商务中心区只能沿海以东西带状形态发展，东西向交通的压力是成就中环行人天桥系统的重要原因。

但是，这一系统消解了建筑、城市与街道的对立，模糊了私人与公共领地的界限，融合了室内活动与室外活动、商业活动与游览休憩，增加了商业在水平方向和垂直方向的延伸，使人工规划与自然地貌相结合，堪称中环地区的代表性“名片”。

于是，“中环人”们可以从办公室出来，穿行于半空，去中环街市改西装，到威灵顿街和九如坊寻觅美食，往艺穗会看展览，在国际金融中心商场或者太古广场购物休闲，约朋友在兰桂坊相聚，或吹着海风眺望维港，甚至乘船直达珠三角其他城市，这就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大都会的生活场域。

不过，中环也不是全无缺陷。资本主义商业文化处处体现着排他性的霸权宰制，以及出于经济效益的精明算计。每天下班后，纯写字楼商务区死城般的清冷。彻底的人车分离消灭了行人优先的原意、割裂了邻里生活、遮碍了街道原貌、架空了鲜活地气，剩下在天桥上匆忙奔走、神色疲惫、目的地明确的“中环人”，只顾低头赶路，难以抬头看天。

中区行人天桥系统

 中环恰恰体现了这座城市的文化特质与城中人的生命态度、生活习惯——讲究利益、追求实用、注重效率、偏爱便捷、不尚空谈。也有人将其总结为“中环价值”并加以批判：“外面的人走在中环的大道上，仰着脖子欣赏高楼线条的炫丽，不会看见深水埗街上那些面容憔悴、神情困顿的失业工人，或是多年住在观塘和元朗却从没去过中环的新移民妇女。”

不过，每到星期日，香港的外籍家庭佣工都会占据公共场所，三五成群，席地而坐，就地而餐，载歌载舞。尤其是中环，成为菲律宾籍外佣们每周一天、周而复始的游乐园。

这个时候，这一最完美地代表了资本主义运作逻辑的、高高在上的、鲜明夺目的金融心脏地带，却给予了包容与宽待。中环的这一番样貌，也正是香港气质的另一面。

（作者系经济学博士、证券分析师，现居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