奢侈品回暖背后，如何阻止疫情加剧的收入差距

文/陈根

全球疫情似乎不是销售昂贵奢侈品的最佳时机，尤其是在今年全球经济预计将萎缩5%的情况下。

但实际上，随着疫情的控制，经济回暖迹象明显。其中，恢复最快的行业便是奢侈品，在六月份时就已恢复到120%。数据显示，大部分奢侈品品牌在4月追平了去年的同期；5月，奢侈品的增速达到20%到40%。据悉，北京SKP的五一销售是去年3倍，不管是香奈儿还是LV，到晚上9点还在排队。

此外，5月时部分奢侈品牌还放出了涨价计划。Chanel在5月13日宣布，由于疫情影响原材料成本攀升，将在全球范围内上调手提包以及小皮具商品价格，整体涨幅在5％至17%左右。Louis Vuitton则在3月提价之后，5月再次调高产品价格。这也意味着，在疫情导致的经济困难中，部分奢侈品利基市场仍在蓬勃发展——资产价格也在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飙升。

8月2日，佳士得拍卖行将迈克尔·乔丹穿过的另一双运动鞋在Gottahaverockandroll以474,696美元（379,757美元加上25%的买家溢价）的价格售出，超过了之前的两项里程碑式纪录，这个价格就连亿万富翁也会感到头晕目眩。此外，还有12双乔丹运动鞋将在未来10天在两家不同的拍卖行拍卖，其中一双预计将拍出35万至55万美元的价格，另一双据佳士得拍卖行估计将拍出65万至85万美元。

不论是资产价格的飙升，还是奢侈品的线上拍卖，都反映了出口转内销的效应，或年轻一代成为了奢侈品销售的主力军。但另一方面也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疫情不仅造成了许多输家，也成就了许多赢家，其中一些赢家仍准备花钱。

疫情如何加剧了差距？

学界对于未来经济复苏的轨迹会是什么字母形状有不同的讨论，但就目前来看，当下的情况充其量可以称为“K型复苏”。虽然大家在3月都感到恐慌，但从那时起，不同的人就已经开始有了两种极为不同的经历。

首先，疫情增加了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尽管疫情对所有工人都会带来影响，但它对非技术工人的影响比对技术工人的影响会大得多。一个原因是替代技术工人比替代非技术工人要困难，所以在疫情下，非技术工人更有可能被裁员或者被减薪。

同时，高技术职业如管理人员比低技术职业如手工操作更适合釆用在家上班的安排。而对于富人和能在家办公的人而言，尽管疫情给他们带来了不便，但生活依旧继续，只是要适应新技术和新的生活习惯。实际上，他们的生活并未因为疫情而被颠覆。

其次，疫情减少了劳动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加了资本收入的占比。通常来讲，各种控制疫情的措施对资本密集型行业如制造业的影响比对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务业的影响要小，因为前者主要是工人操作机器，而后者要求员工直接服务于顾客。

研究也证实了新冠疫情对零售、旅游、酒店和娱乐休闲等服务业的影响最大。而对于许多大型的全球化企业而言，疫情似乎只不过是通向占据更大市场地位道路上的一个颠簸。由于前所未有的央行流动性措施和投资者的热情，它们的股价已经不只是反弹。有一些企业的股价甚至创下了新高，尤其是科技企业。此外，对于大型企业来说，它们进入信贷市场的条件从未像现在这样有利，亚马逊就在六月打破了美国企业债券发行的最低利率纪录。

最后，疫情对中小微企业和弱势群体如妇女和老人的影响更大。相对于大型企业而言，经济萎缩对中小微企业的影响会大得多，每一天都有更多的实体商店和餐馆倒闭，而数字化转型对于餐饮和零售业依旧困难重重。另外，这些受疫情冲击严重的餐饮和零售行业，恰好也是低收入就业者集中的领域。正是因为他们更多地选择短工计划，所以面临失业的威胁也就更多。

妇女更有可能从事受疫情影响更大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服务业的工作，老年人则在疫情中最容易被感染，所以最脆弱，他们的收入比劳动人口要低许多。最后，疫情期间在第一线工作、运送食品和医药的工人面临较高的感染风险，而这些大多是工资较低的职业。

人人平等又难以平等

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分析，如果疫情持续6个月，亚太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将下降9.3%，相当于损失2.5万亿美元；就业将减少一亿七千万；贫困人口将增加一亿四千万。如果疫情持续更久，影响将会更大。

而德国经济研究所DIW最近发布的一份财富分配研究报告表明，在总净财富中，德国最富的0.1%拥有其中的20%，最富的1%占35.3%，最富的10%占约67%。这就表明，越来越多的财富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一群人当中，基尼系数已经高达0.83。该研究报告还显示，人的幸福和满意指数与财富成正比。

这组数字和结果，对那些在疫情中为饭碗而奔波和焦虑的社会群体来说，显得尤其刺眼。疾病面前，似乎人人平等，平等到一个国家的首相都逃不过感染新冠病毒。但又似乎难以平等，人们的防疫条件并不一样。人生危机面前，人们的物资储备也不一样。疫情之下，不同的人更是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着。

毫无疑问，收入差距的加剧会激化社会矛盾，并遏制消费，从而增加经济复苏的风险。而通常当不平等问题加剧时，要滞后一段时间才会观察到社会分隔加剧。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拉杰•切迪的研究显示，代际流动性因个体成长的社区环境不同而存在巨大差异。切迪发现，儿童在向上流动性最强的社区中每生活一年，他们成年后的收入水平将因此较全国平均值高出0.8%。而在向上流动性最差的社区中每生活一年，将导致儿童成年后的收入降低0.7%。

尽管为了应对收入差距的扩大，许多亚洲国家包括中国、印度和东南亚诸国近几年来都已经把促进包容性经济增长提升为基本国策。如我国在2001年开始执行西部大开发战略以缩小地区差距，2006年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设想，2015年将确保到2020年消除极端贫困定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指标。同时，通过改革户籍制度、提高最低工资以及扩大农村社保覆盖范围以缩小收入差距。

但是，疫情下我国依旧面临“K型”复苏的两条路径出现的分岔。随着许多公共支持项目接近尾声，金融市场走势反映出对“V型”复苏的预期。政策制定者当前最明智的做法是思考目前存在的鸿沟。尽管有效的政策干预不能在短期内完全阻止这一情况的发生，但至少能大大减轻它的不利影响。只有设法应对“K型”复苏的不利后果，才能避免所有人都可能面对的“L型”复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