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北京”常寿春口述：一个旗人家庭的沉浮

《“文物人”与“人文物”》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定宜庄、香港浸会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苏柏玉为“老北京”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做的口述采访记录。常氏兄弟是旗人后裔，常人春先生是著名的北京史专家、民俗专家。作为最后一代亲眼见证了这个大嬗变时代的人，他们的口述记录为我们保留了殊为可贵的民众记忆。文本节选自常寿春先生的口述采访。

定宜庄和常寿春在饭馆交谈

旗人的规矩

苏：您家里面满族风俗是不是还保留得比较多？

常：有。满族人刚入关的时候无非是一种游牧性的，不会很讲究，只有上层的一些个人讲究，真正的普通人没什么讲究。但逐渐地，毕竟变成一个统治民族了，慢慢就高档了。……

满族人啊，早上起来，打扫庭除这一套，倒是整规矩的。第一收拾屋子，知道鸡毛掸子吗？把高处的东西都掸了，什么胆瓶啊，架几案啊，都不擦，就是掸。因为这些东西不脏，也不是用来摆饭的。扫地是肯定得干的，然后刷茶碗，坐水沏茶，这是每天的功课。收拾完了，喝茶吃点心。吃，得应时当令，讲究节气。那时候不讲究吃油饼儿喝老豆腐啊，那档次低。当然后来穷了也那样了。［笑］

我们那时间规矩也大，放学了，到爷爷奶奶那儿鞠躬去。这必须得先是他们。然后再往下，按着辈排，到八奶奶那儿就：“bāi！”，［笑］管她叫“bāi！”，她“哎！”还答应得挺好，高兴着呢！有时候她接我们一块回来，就不叫了，如果她不接，我们就叫“bāi！”，这随便就看出规矩来了。

说站在门槛子上，这不行。说坐在门槛上吃饭、坐在台阶儿上吃饭，那是绝对不允许的。吃饭就得坐好了，筷子得放得好好的，盆儿碗儿那什么上都是规规矩矩的，很讲究，而且都得放一致的。比如，吃炸酱面是最简单的了，中间一碗炸酱，醋瓶子蒜罐子不许往上摆。醋得倒出来，醋是醋碗，酱是酱碗。作料盘都得一边大，一个样的，一水儿的，放好了。筷子放齐了，人坐好喽。不能说把面条端上来，大伙儿捞吧！那是不允许的。外头捞吧捞吧，端进来，全摆好了，再吃。吃不言睡不语，不要唠唠叨叨，我们小孩说一两句，倒是不管，说多了就不行了。我奶奶有时候管得也挺严的。尤其像我这没心少肺的，有时候也不招待见。那时候生活也苦了，我记得在鼓楼大街那儿，我这一边吃，嘴里还嚼着呢，一边就说：“妈妈，咱们晚上吃什么？”我奶奶说：“你先把这口咽喽！”［众人笑］不爱听了，怎么？中午还没吃完呢！还晚上吃什么。说明管得还是非常严的，不允许中午饭没吃完呢，先问晚上吃什么。那时候还不是肚子亏、馋，所以想晚上吃什么好一点的，是那个意思。规矩大，说话，必须说“您”；给人倒茶，放茶壶，不能茶壶嘴儿冲着人家。茶壶嘴儿冲里而不冲外，如果里边还坐着人，那也绝对不允许冲，就冲着你自己，这是必须这样的。

定：这个我小时候家里都教过，拿剪子，［比画］不能拿剪子尖给人家，拿剪子要这么拿［比画］，把剪子把儿递给人家，刀把儿也是倒着的，连我们家都教这个。

常：刀递给人家的话呢，必须手捏着刀背。你又不能攥着刀刃那头，你也不能这样攥着刀尖那头。是横着这样的［比画］，把儿递给人家，很有讲究，都是这样的。

定：其实这都是对的。

常：不允许端着碗满世界转，门儿都没有！吃饭就得桌上，绝对在桌上吃饭。就是穷到连饭桌都那么回事了，也是在桌上吃。不允许说坐在门槛上就吃了，说上院子拿一板凳，自己吃去，不行的。仍然那个旗人的架子没倒。

定：旗人的规矩还在。

常：实际上，旗人的规矩很多。但是，我认为一个人应当有一定的规矩，如果什么规矩都没有，这就不成方圆了。

定：也得有一个对别人的尊重，对吧？

常：要不然你一点条理性都没有，弄得乱七八糟，那怎么能行呢。

定：胡来，现在。

常：所以到现在，我们吃饭，还是愿意把它摆好了，不能随随便便就瞎放。我们家的碗，虽然是很糙的瓷碗，但是都用一样的，不能乱七八糟，摆得跟古玩铺似的，没有成对儿的，不能这样。

还有，我们家从来不逛天桥。天桥那地儿是下九流待的，不是正经人待的地方，都不能去。

苏：逛也不能逛？

常：不能逛，那里头胡说八道，说的都是脏话、荤话，学不了好。我第一次到天桥是1953年的“六一”儿童节，那时候坐电车不花钱，我们几个人去动物园玩儿去，在西直门上车，一路到的天桥。

家人的打扮

常：咱们再从衣食住行几方面说吧！原来呢，（满汉）穿衣服不一样，满族人穿长袍马褂，女的梳两把儿头。

苏：民国还这样吗？

常：不，民国时候没有梳两把儿头的了。

苏：满汉是不是就分不太出来了？

常：逐渐就满汉同化了，满族人不吃香了，自动就放弃了。清末时候，街上梳两把儿头就很少了。

苏：特别好奇您奶奶那时候的装束是什么样的。

常：我奶奶那时候年轻，梳着大两把儿头照的相有好多呢！可惜“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把照片都烧掉了。到民国时候服装就不一样了，新发明的，［比画］这儿大宽袖口，短一点，这儿镶的绦子边儿；这地儿是元宝领，大领，新式服装。你看宋庆龄那相片，“五四运动”游行时女学生的照片，满族人也开始穿得半汉化的，就合并了。旗袍也逐渐变成西式、欧式的，过去旗袍不能掐腰儿，哪儿有像现在，收收收。那时候旗袍是直筒下来，没有说还带三围的。

我奶奶冬天是穿长的驼绒大棉袄。出门有斗篷，黑缎子狐脊的。夏天穿夏布大褂，短的，大襟儿，一身白，脚底总是黑缎子鞋，那很讲究，一般人穿不起。夏布是一种麻，凉快。我妈的斗篷质量就差了，也是黑缎子，但是“烙铁印儿”，一块块拼的。我妈还有洋式的长毛绒大衣，带手揣子，手揣子下头还有个包，有拉锁，里头搁点钱、化妆品，很时髦的东西。夏天我妈在家里穿竹布大褂，月白色的；出门就是绸子旗袍，还有绲缎旗袍，绣的大枫叶，绛紫色；还有湖绉的墨绿色旗袍、白缎子暗绣旗袍。

我爷爷在家里头穿什么？银鼠的皮坎肩儿，正中间吊白羊脂玉的胡儿梳，上边还带珊瑚。冬天多少讲究一点，长皮袄，大襟儿，外面是宝蓝缎子，带万字儿的川绣。最高级的羊皮袄是“口皮鹰爪”，里头的羊毛俗称“萝卜丝儿”，就一寸那么长，像擦的萝卜丝儿那么细，毛贴着里头穿，外头是缎子面儿。再有就是“小麦穗儿”“大麦穗儿”，此外还有寒羊、滩羊、胎羊的。胎羊是在母羊怀胎的时候，就把小羊拿出来，那个皮很薄，毛很短。家里都有，我都见过。再往下说就不够品了，就是普通皮袄。老羊皮是拉骆驼那劳动人民穿的。我爷爷再穿就是水獭领子礼服呢大衣，里头是“二毛剪茬”的。夏天穿串绸的衣服，有米色的，也有浅灰色的。

我父亲穿得洋气，夏天是巴拿马草帽，串绸的大褂，底下西服裤子，尖皮鞋。［比画］有的时候这儿带个银表链儿怀表，手上戴金戒指，俩。有的时候穿中式的，对襟儿纽襻儿，脚底是礼服呢皮底皮鞋，白丝线袜子，戴着墨镜。冷天是礼帽，水獭领子青呢子大衣，里头是西服，毛料儿的，裤线倍儿挺！脚底下皮鞋。我父亲几乎没穿过棉鞋，他是现代派。反正出门就坐车，无所谓。有时候这儿还插一管钢笔，或者是一个徽章［比画］，但我父亲很少戴徽章。

1950年，我们搬到顺城街的时候，我奶奶穿的是蓝布大褂，长袖，大襟儿，到脚面上头一点，那是岁数比较大的旗人女性穿着，街上很随便就看着了。我爷爷夏天穿漂白布的中式对褂，脚底是千层底儿便鞋。冬天穿的是宝蓝的大皮袄，里子是“大麦穗儿”的。派出所有个警察叫孟昭君，还跟我爷爷说：“哟！老大爷！您这大皮袄真不错！”［笑］其实那都是卖剩下的。那时候还有缎子棉袄、棉裤。鞋是大云字头的“老头乐”，还有“毡趿拉”，就是毡鞋。北京有没有穿“乌拉”（据常先生解释，“乌拉”是东北的一种鞋，用牛皮制成，里面放入乌拉草，保暖抗寒的效果很好）的？有。什刹海这边儿打冰，那时间没有雨鞋，就穿“皮乌拉”，里头絮的是稻草，底下是毡垫儿，开冰用，湿了也不怕。我母亲穿的是花布旗袍，短袖高领，白底小碎花，到磕膝盖这儿；但那也不是当时做的，也是四几年做的了。我父亲当时还能穿夹克，羊皮里儿，小皮领；底下是棉毛裤，西服裤子。到1951年就不行了，他折进去了。［笑］

我最心疼的是什么呢？那时间还没有我哥哥呢，就是我爸、我妈、我爷爷、我奶奶四口在旧鼓楼大街院子里照的一张相片。民国十八年（1929），院子里铺了家里头最好的一条大地毯，是大龙的，上头摆了四把椅子，人坐在那儿，中间是我爷爷我奶奶，我奶奶这边是我妈，我爷爷那头是我爸。这张照片是地安门大街那儿光丽照相馆的前身给照的。

定：什么照相馆？

常：光丽照相馆。光明的“光”，美丽的“丽”，光丽照相馆。那个相片那么大［比画］，上头还带热压的花儿，非常清楚。我妈穿的是白缎子旗袍，底下是肉色丝线袜子，皮底的白色缎子绣花鞋。我奶奶呢，穿的是一件大团绣，万字不到头的银灰色旗袍。我爷爷我爸爸戴的都是礼帽，我爷爷穿的是黑马褂，水獭领礼服呢大衣。我父亲那时候穿的，好像外头还是马褂，下面是驼绒袍。我最欣赏这张照片，从新疆回来，问：“妈妈咱那照片呢？”我妈说给烧了，我说：“唉，您怎么把这个给烧了？”她说：“那大龙指不定要了咱命呢！”当时的照片也没有底版。

定：那太可惜了。

《“文物人”与“人文物”：常人春、常寿春兄弟口述》，定宜庄、苏柏玉著，北京出版社2020年8月出版

窑调，小曲儿和流行歌曲

常：有人说《探清水河》这类的是窑调，其实不是。好些民间小曲儿无非就是讲个故事。这个事据说是发生在京西蓝靛厂，我给你唱两句吧！［唱］

桃叶儿那尖上尖，柳叶儿就遮满了天，在其位的这个明公，细听我来言哪。我表的一段的故事是多么地惨啊，在京西蓝靛厂，有一个宋老三咦嗨哟。提起那宋老三，两口子卖大烟，一辈子无有儿，生了个女婵娟哪。女儿呦，年长二八的一十六啊，名字儿叫大莲哎咦儿哟——身量儿也不高诶，大姐儿多么苗条，柳叶眉，那个杏核眼，配上那个杨柳腰诶，谁家的闺女她长得了这么好啊……

就这东西，它有什么啊！什么是窑调？咱们唱一小段，当然这都是前清民国过来的啊，绝对不是现在的。［唱］“今天晚上我不叫，你走吧哟！”“我瞅见了你我就懒得了走吧，我揪着你的胳臂我拉着你的手吧，搂你的腰儿我搂一搂啊，亲你的脖子我撇上一口吧，小心肝儿……”这是窑调！现在你能找一个人唱出来我见了鬼！［笑］这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

苏：［笑］挺好玩儿的。

常：赶明儿等我上了八宝山也就没了。［笑］我觉得人什么都应该知道点儿，不能什么什么都混在一起，得分得开。不能说只有土匪唱《探清水河》。

过去这类的歌儿，哪儿还有啊！……

过去有好些这个调儿，要现在再找，很难找出来了。谱子究竟是几分之几，什么调啊，都不知道了。就这里边，［翻书，唱《五月的风》《疯狂世界》《夫妻相骂》《三轮车上的小姐》《可爱的早晨》《讨厌的早晨》等歌曲］这点儿歌我都会唱。家里头原来有留声机，美国大使馆朗德威给的，挺好的，要不我们怎么会唱那么多流行歌曲呢！那时候条件毕竟好，哪家有留声机啊！一百家一千家里也不敢说有一个。而且你还得买得起唱片，家里唱片那么一大摞［比画］，百代公司的唱片有的是。后来让我给拿着唱针儿划着玩儿，顺着那纹儿磨，给弄坏了。还有一些个曲艺的，主要就各种大鼓，什么单弦啊，京韵大鼓啊，乐亭大鼓啊，西河大鼓啊，梅花大鼓啊……这类东西。家里还有收音机，我们天天听。

钱一天天地毛了

苏：以前的平民，他知道鲁迅啊，梁启超这些人吗？

常：不知道。可能还知道梁启超，因为他有一个变法，很有名。毕竟谭嗣同被砍在菜市口了，好些人知道。不会知道鲁迅的，平民毕竟不是文人。

苏：那平民对这些军阀还是比较熟悉的吧？

常：哎，就知道这些军阀。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影响着北京的形势，甚至说左右吧。

苏：军阀干什么，平民都知道吗？

常：往往也是一知半解，道听途说的多。比较知道的像冯玉祥啊，吴佩孚啊，张作霖啊，这些。

……

要没有日本人，我们家不至于萧条到这种程度，这是从大的环境说。从小处说，我们是“内耗”。日本人来了，把我们家弄垮了。日本人走了，我们家又缓了一下。1945年、1946年那时候家里有一段还算可以。四七年，一下子陡转直下，就不行了。

苏：为什么一下子就不行了？

常：我们家败了，也是环境使然，没办法。那时候一方面家里是坐吃山空，越来越没钱了；另一方面就是物价，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今天有一万块钱，隔上一个礼拜，这一万块钱就值一千块钱了，钱毛得太厉害。关于花钱的问题，我说说我的记忆，那是绝对真实的，经得起推敲、经得起检查的。

我花过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伪币，日本（统治）时期的联币。总裁汪时璟当时就住地安门大街。联币在当时来说，通货膨胀不是很严重。日本人控制很严格，可有一套。他并不能允许这票不值钱了，什么都讲究配给。买盒火柴，那阵儿叫取灯儿，也按配给。跟解放后似的，什么都按购货本，什么都发票儿。联币没有大票面的，1块是黑的，5块、10块，10块是绿的，［比画］那么大，我们管它叫“大绿被卧”，再大的票儿也没见过。有硬币，也有纸币，1分的、5分的，上面是十七孔桥，雪青色的。1分钱可以买1个棒子面儿饼，枣饼。东西不贵，说明这币值还比较高。

到国民党时候就不行了。一开始花法币，1块的、5块的，紧接着10块的、50块的、100块的，都出来了。很快千块的，然后万块的。法币上头的人像是孙中山。花法币的同时，还有一种竖条的，咱们钱不都横条的吗，［比画］这是竖条的，叫“关金”，也是流通币，中央银行出的。和法币同时流通，币值几乎一样，没什么特殊，但竖条儿就叫“关金”。1万块钱一张是绿的，5000块钱一张好像是黑的。紧接着，这票子越花越大，甚至有10万、百万的票子。1948年10月底，百万的票子已经出来了，法币改成金圆券。怎么兑换呢？1∶300万，300万法币兑换1块钱金圆券。金圆券上面是蒋介石照片，1块是蓝的、5块是草绿色的，一开始确实很值钱，但也毛得非常快，贬值非常快。等到冬天的时候，已经出现100块钱一张的了，是粉红色的。在北京（时称北平）就出到100，再大的钱我没见过，紧接着就解放了。

我记得最清楚，1948年的深秋，我和我表妹常瑛在鼓楼这儿买俩柿子，一人一个，花60万块钱，合金圆券两毛。结果没过几天，我上学去，家里给我金圆券1块，当时我非常高兴，结果就买了10块饼干，就这么大［比画］，在小摊儿上买的，极次极次的饼干，不可能跟现在同日而语。1948年的时候，1两金子值5亿法币，银号存款给的利息是多大？64分的利！你想想！如果当时通货膨胀不是达到这程度，能给64分的利吗？

苏：现在是不差不多有5分利？

常：哪儿有5分利呀！2.5，3就到头了，还是定期的。那时候活期利息都非常高，当然我那时候还弄不清是活期还是死期的，就是定期的，北京叫死期。64分利，可以想象。银行要赚钱，它不能赔啊，还要大赚。

苏：金圆券就能贬值到这种程度！那家里面赚钱的来源怎么样？

常：那时间已经不行了，来源就很困难了。仗着我爷爷卖古玩也好，给人打官司也好，或者给人办事，人家给点儿酬金，是这种情况。古玩已经就卖不出去了，乱世存黄金嘛，乱世时候谁买古玩哪，谁搞收藏啊？就赚不上钱了，几乎断档了。最繁荣的时候是1946年，抗战胜利了，转过年儿来古玩行一下儿就起来了，但紧接着急转直下。解放战争开始了，一打又三年，一直打到1949年。可以想见家里的收入情况，那时候就开始卖东西了，卖了不少。家里原来很富裕，卖出去也不显。

苏：也没弄点儿金子哈。

常：哎呀，我奶奶是很不会过日子、毫无心计的一个女人，生活能力、料理能力表现得很强，弄点儿什么都很像回事情，但持家上她不行。她是有今儿没明儿地那么过，并不知道我得存一部分。当时我爷爷没少挣钱啊！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是他日记写得隐晦，哪哪天进钱了，他不写进钱了，用红笔点了好多个红点儿在上头，今天去了哪哪儿地儿，都写上，也“噔噔噔”点好多红点儿，究竟多少钱？不知道，只有他知道。他死了，但日记还在啊。1952年、1953年左右，我一看他1946年的日记，到处排着都是红点儿，点得多钱数多，点得少钱数少，说明当时很好。如果会经营的话，哪怕你买一点银圆、买点儿金子存起来，应当有这个远见哪！

我们家里头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呢？对世界的、国内的形势茫无所知，一点也不关心。应该看得出来啊！东北都已经丢了，让解放军给占了，国民党已经溃退了。紧接着就是解放北平啊，淮海战役也打起来了，平津战役也打起来了。到那个时候家里并没有什么感觉，说：“呦！可了不得了，要打仗了！”还是怎么，根本就还是那么回事情。

苏：是不是因为这几十年，军阀来来去去的，大家也已经疲惫了，觉得跟我们老百姓也没太大的关系。

常：对了，是有这种关系。就是谁来了也得吃饭，谁来了也差不了，谁来了没准儿还能弄得更好呢，可能有这种想法。咱们就说得远一点，八国联军进北京，家里头也没受过多大的伤害，也没被抢也没被杀，房子也没被烧，平平安安算过来了，似乎也不要紧，外国人来了也不可怕。日本人来了，家里头也基本保了平安，毕竟日本人在市里头没怎么杀人，没听说把哪儿点火烧了，但杀人肯定是有的，什么敌对势力抓了就杀了，但没说到街上放枪又拿刺刀捅的，没有这种情况。他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有统治方法啊，不会自己跟自己过不去啊，倒不是对老百姓多么仁慈，这是两码事。家里也认为没什么事，可能共产党来了呢，也没什么事。就是这样，漠不关心。再有就是长期以来，对政治时事不通不懂、不闻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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