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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节目的消退：不问这些，真便宜了今天的明星
原创 毒Sir Sir电影
《浪姐》的爆火初期，把一个衍生节目也带出了圈——
《定义》。
姐姐们一一坐在易立竞对面，“过审”。
三五个问题下来，有虚晃躲闪的，有黑线上脸的，还有红了眼眶的。
真敢问！
专门对准人家的槽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以至于有人还称她为“鲁莽”。
一声叹息。
叹息的不是易立竞。
而是如今的网友，已经少见多怪到了这样的程度。
放心，今天不是要来重谈《定义》。
在上一篇文章中Sir就说过：“易立竞的出挑，是舆论场的萎缩。”
何出此言。
看完这些你才真正明白。
01
1993年。
一款前所未有的访谈节目面世，《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央视八分钟访谈栏目《东方之子》。
有思想，有个性，好看。
改革的第一步：
一定要走出摄影棚，走到嘉宾熟悉的环境中去。
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从来没有所谓的游走式采访，边走边聊。
那年白岩松25岁，担任《东方之子》的策划。
从来没有访谈经验，却被时间推出去当了主持人。
采访企业家，他就要到工厂里、办公室里去采访；
采访西北地区的电影放映员，他就骑着马，和嘉宾走在沙漠里。
一开始，白岩松很懵，不断问制片人时间：“我要看哪里？我要怎么站着？”
时间就是一顿骂：“是摄影师找你，不是你找摄影师。把机器都锁死了，我还给他们发什么工资？”
哦。
《东方之子》的主持人，后来就彻底放飞自我。
时间的改革之二：
一定要说真话。
时间说，那时候的中国人上电视，都说五种话。
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就是不说人话。
人和人的交流，仿佛都隔着一层纱。
他对主持人的要求，是要用戳穿嘉宾的心态去采访。
他称为：粉碎式采访。
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胡建，采访作家兼下海经商的张贤亮时，反复地提问，写作和经商到底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
张贤亮刚开始还含糊其辞：做生意累了，就写作，不耽误。
胡建持续不断地追问：
那你展示才能的这种愿望更强烈呢？
还是你赚钱的愿望更强烈？
每成立一家公司我就有一种成就感
胡小姐，成就感就是赚钱
“你到底是干嘛的，你一个主持人怎么可以这样?”
张贤亮这样的反应很正常，当时大多嘉宾对访谈不以为然。
访谈，不过就是一个小美女播音员，问着一些“你当时在做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呢？”这种问题。
时间对问出这些问题的主持人，不客气地评价：我觉得都是智商造成的。
即便是采访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白岩松也没有以老师相称。
制片人时间认为，一口一声的老师，等于替观众预设了这样一种采访和采访者的关系。
平等的交流中。
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季羡林，才能面对当时的毛头小子白岩松。
说出“所谓的学术顾问，都只是不顾不问”这样的大实话。
主持人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和捧哏。
他也许保留自己的态度。
但态度，又无形地决定着访谈的方向和发问的底气。
这种平等，事实上也是给予观众的平等。
无论你是多大的名人，多显赫的身份，都必须放下架子，真实坦诚地与大众交流。
02
真话，会越说越上瘾。
《东方之子》开播的三年后。
1996年，央视《东方时空》的一群理想主义之士，又开办了另一款特别节目——
崔永元主持的《实话实说》。
第1期，是为“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特别策划的节目。
嘉宾：王海，著名的“打假斗士”。
他从1995年起，就到各大商场购买假货，要求商家索赔。截止当年的节目播出时，他购假金额已经达11万元。
当年争议性很大。（不信问你爸妈）
有人说他是打假英雄，有人说他只是用这个手段牟利。
这期的话题有多先锋呢？
你看20多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掰扯清楚。
在这个场地里，谁的观点，都可以质疑，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台上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指着台下的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说：
出现王海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观众纷纷鼓掌。
台上的一位律师认为王海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认为王海以索赔为目的来打假，这已经偏离了一个正常的公民行使自己消费权的轨道。
台下一个女生对王海说：“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呢？你不过是扰乱了这个社会的秩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樊纲却提出相反的看法：
首先，是谁在扰乱生产秩序，是那些千百万伪劣商家。
其次，现在出现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看起来并不太高尚的打假行为，恰恰反映了我们制度的漏洞，政府恰好有机会可以利用这种冲突，去逐步完善。
但不管观点怎么针锋相对，台上台下始终和和气气，大家都用观点来说话。
讨论的话题也都是切中大众关心的民生：
消费者权益，弱势群体权益，赌博现象，买房子热潮，3亿烟民问题........
陈虻是《实话实说》的主要负责人，他当年为《生活空间》节目量身打造了一句流行语：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把正在发生的历史还给普通人。”
在这个与普通人沟通的平台上，崔永元成为国民男神，数次上了春晚小品。
在电视时代。
这么多年来就出了一个崔永元，不容易。
这么多人都依靠这一个崔永元来代言、发声音，也是不容易。
03
2001年，崔永元患上抑郁症，整天睡不着觉，决定离开《实话实话》。
“实话实话的环境已经不再，谁接这节目谁死，谁办这节目谁亡，小崔回来也一样。所以聪明的小崔不回来，而且当年就非常聪明地先撤了。”
孰真孰假，还是二者理由兼之，谁都不知道了。
制片人时间，也在2001年离开了央视。
《东方时空》二十周年重聚日，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1980年代，我们一边做节目，一边看到自己的成果，有共同志向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喝大酒，吃大排档。
现在呢？我喝上了拉菲，喝上以前想都不敢想、听都没听说过的酒，有房有车，生活滋润，但没有环境和空间了，也没有激情了，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当时除了作为领头羊的央视。
卫视的访谈，开始了更多元的探索。
1998年，马东在湖南台主持访谈节目《有话好说》。
他拍过艾滋病儿童，拍过打工子弟学校的脏乱差，买凶杀人的政法委书记......
最“劲爆”的一期节目，他邀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和两位同性恋一起探讨对同性恋的认知。
尤其是马东在节目结束时，他总结说：
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它明明是客观存在，却有必要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
跟郭敬明对谈，问的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涉嫌抄袭的事情。
马东熟练使用年轻人的语言插科打诨，聊着当下年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
“爱先说出口就输了吗？”
“我不合群，我要改吗？”
正如马东在《十三邀》里，他用一种滴水不漏的语言组织方式，完美消解了许知远的提问。
内收。
话题内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社会性的公共议题，缩回到个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
谈谈自己的未来与理想，说说那些风花雪月的往事。
甚至彻底退出，就像崔永元一样。
于是谈话节目的方向都一致朝向朱军当年的《艺术人生》。
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探讨人生真谛，感悟艺术精神。
该供着的供着。
该回避的回避。
总之是在安全的话题内不断升华、拔高，不会再向外扩展一点讨论的边界。
访谈节目渐渐变成了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形式——
你确信他们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事了。
04
逐渐我们也就有了这样的疑惑：
易立竞的《立场》，陈晓楠的《和陌生人说话》，姜思达的《仅三天可见》，鲁豫的《豫见后来》，许知远的《十三邀》……
都是季播的游击模式。
你不知道下一季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季。
但也就是在这些三不五时的突击中。
你才罕见地看到了同质化宣传下的差异——
谢娜的叫屈。
问明星的烂片、整容、负评……
这些，不都是明星理应要面对和回应的争议吗？
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保温箱里多久，才会认为这种基本操作，就算“敢问”了？
对比过去。
看看那个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
王志，曾经是访谈节目《面对面》的主持人。
2003年非典时，他采访了当时的代理市长。
他的提问几乎都是质疑，但也代表了疫情期间市民所忧虑的问题：
“你说一定要控制传染源，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在我这个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一个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
采访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角之一，北京城管宋志刚。
在柴静的提问中，既看到了宋志刚作为城管进退维艰的一面，也不回避指出他们执法时的不合理之处。
除了老生常谈的，来自上面的尺度。
还有就是来自下面的包容度。
即——
我们还愿意听别人说，允许别人说吗？
当年香港有一档深夜谈话节目《今夜不设防》。
主持人是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三位，黄霑、倪匡和蔡澜。
有一期关之琳来上节目，聊到兴头上，黄霑问关之琳：“你会不会甘心情愿做别人的情妇呢？”
没想到关之琳是真的够坦诚。
自己就把狗仔队蹲几个月也挖不到的料，说得一清二楚。
我什么都做过了
有女朋友的男的我试过，结过婚的男友我也试过
我想做就去做 没考虑那么多东西
但我会顾虑到对方的太太是怎么想的
补了一句：“我们是做电视节目而已，我们不是教育青年的人。”
讽刺的是。
就在Sir写完这篇文章的今天，正好冒出了两个热搜。
沸 ：《三十而已》编剧回应大结局争议
热 ：张萌 林有有这样的角色我不会演
这其实是哭笑不得的两件事。
其一。
《三十而已》被指“烂尾”，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
剧中的小三林有有没有得到报应，不解气，编剧“三观不正”。
别忘了，国产犯罪片最常见的硬伤就是天降正义的结尾字幕，罪犯一定落网，没有余地。
如果你吐槽犯罪片的桎梏。
那为什么又要求影视剧一定要给小三报应？要知道，小三连违法都算不上。
正义的观众一旦“正义”起来，可以比审查的红线更加严苛。
其二。
是张萌在这个话题上补了一刀。
先是说“看来选角色我也是有底线滴”，而后删去了，补充说“角色不要上升到演员”。
一个网上冲浪的翻车实例，想要在热搜上表态，却发现话怎么也说不圆。
很简单——
角色有深刻与不深刻，丰满与不丰满的区别，有高低贵贱之分吗？
演了小三的演员就为人不齿吗？
过去，明星还敢对着镜头大方承认自己当了小三。
今天，明星连演个小三都不愿意，嫌配不上自己的三观了。
你说。
这是投了谁的所好？
在电视上访谈节目中，受众相对固定，大家像在客厅里谈话。
可以放松地开开玩笑，揭揭短，不时暴露心迹。
而当网络可以接通到每一块屏幕之后，任何的发言都被置于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
大家不再是愿意沟通和倾听的观众。
更像是道德纠察志愿者，只要一句话锤死的三观。
只要非黑即白的性别矛盾。
只要马上热搜。
谁还有耐心，去好好听一场访谈呢？
于是乎。
我们迎来的是访谈节目的消退。
一同消退的，还有平等沟通的姿态，标签之下被遮蔽的纹路，和以旁观视角对公众人物内心的进攻和开采。
在这个自媒体让表达更便捷的时代里。
我们恰恰丧失了沟通的渴望。
你只看着。
不管是官方还是明星，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说自话，自卖自夸。
下面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控评，彩虹屁。
议题、漏洞、价值冲突，都被小心地收拢折叠。
偶尔抛出了真正的问题。
便像平地一声惊雷：
“哇！好敢问！”
编辑助理：小津安4郎
还不过瘾？试试它们
原标题：《不问这些，真便宜了今天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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