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孤岛｜在一人空间与群体空间之间自由切换

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就像猛地打在胸口的一记闷拳，让人们久久无法恢复。半年过去，似乎各种形势都在好转，然而所谓“后疫情时期”也同时暗示着疫情给人们留下的无法估测的后遗症，这些看不见的影响就像是平静水面下的暗流，无远弗届地产生效应。故而，在后疫情时期，回顾疫情期间的各种“症状”，无论是生理、心理的，还是社会、家庭的，显得尤为重要。

相较于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和在风雨里奔波解难的快递骑手，大多数人在疫情期间都有一段配合防疫，居家隔离的时期。从网络上传达的信息来看，大致可以被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整天与家里人共处一个空间，另一种则是回不了家，一个人独自身处异乡，24小时处于一个人的空间。

在这两种情况下，人们的感受及其结果实质上又可以细分出不同的状态。首先，与家人在同一个空间共处的时间明显增加，这让一部分原本没有太多时间与家人交流的人们觉得难能可贵，在这一期间能够与家人增进了解。而同时也让一部分人群觉得苦恼不堪，因着个人空间的压缩，个人的时间似乎也随之压缩，叹息着独处时间的消失，甚至还有更为严重的结果——由于长时间被迫待在家里，难免会有摩擦，反而助长了家庭暴力的生成。

根据日本“家暴举报中心”的统计，在4月20日至5月19日之间，中心共收到了4400条求助，同期相比上升30%；4月，奥地利的家暴咨询组织统计，自该国宣布禁足令以来，家暴求助案件增加了70%，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在4月8日发表声明：“由于病毒的肆虐，世界上三分之一的人口处在不同程度的封锁之中。其中有15亿以上的青少年及儿童，都由于学校停学而受到影响。因为外出受到限制，家庭收入的减少，与社会的隔绝，更加紧密的生活环境，以及随之产生的不安感和压力的飙升，令很多以前就生活在暴力泛滥、不完善的家庭环境中的未成年人，暴露在更多的遭受身体、心理、性等方面的虐待之中……”

UNICEF/Mohamed 图

针对以上这种情况，本文试图从个人空间的必要性及相应的家庭关系、心理距离的角度来讨论城市空间的合理发展。

撇开新冠疫情这样的特殊状况，其实单身生活乃至单人家庭的情况已经越来越普遍，而这一现象在日本可以说尤为显著。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社会便开始出现“独身贵族”“Meism（自我主义）”等针对单人家庭的称呼，为单身去外地工作的父亲提供一室户公寓、为错过末班车或者单独外出活动的人设计的胶囊旅馆都可以说是为这种离开家庭，单独生活的人们提供的选择。如果说那个时代，大多数人是迫不得已开始独身生活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发展、城市建设步伐加快，高龄、晚婚、不婚的人群逐年增加，如今的日本社会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拥有传统意义的家庭，或者选择出离家庭独自生活。

根据日本国势调查，自1920年开始，“单人家庭”的数量便逐年增长，直到2015年，“单人家庭”的家庭数量已经达到1684.5万户，占据日本家庭总量的三分之一。日本学者岩下久美子在2001年出版《一个人》，上野千鹤子随后在2007年出版《一个人的老后》，探讨了由于日本社会老龄化、结婚难、离婚率高等各种原因导致的单身人群增加的社会现象。在国内也拥有众多读者的《孤独的美食家》在2000年之后再度受到热捧，并转拍成电视剧，也是这种“一个人”现象的共振效果。

岩下久美子《一个人》、上野千鹤子《一个人的老后》书封

尽管“独身”现象自进入21世纪以来才开始变得更为显著，而“个人化”的进程则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前现代”“第一现代”时期。埃米尔·涂尔干（Émile Durkheim）对于社会分工的研究指出，由于社会分工的发展，个体的个性和自由意志开始生成。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对于社会分化的研究则显示，随着人们所属的社会交往圈的扩大，每个人的个性得到了极大程度的发展。

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称为“后现代”或“第二现代”这一时期，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从大量生产和固定劳动模式开始转向灵活生产及流动式劳动。“独身”现象可以说是在这一时期“个人化”的一个侧面反应。

这两种不同时期的个人化发展的共通之处在于其发生的地理背景都是城市，可以说个人化和城市化的进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重合的。因此，个人的物理身体在城市中的存在空间和移动可以说是这种个人化进程的显性表现。在这一点上，日本，特别是东京这个城市，或许是非常契合的考察对象。

南后由和《一个人空间的都市论》书封

日本学者南后由和针对这一问题，研究出版了《一个人空间的都市论》一书。他首先对“一个人空间”做出了如下定义：以某种手段确保个人处于“一个人”状态的空间。所谓手段，可以分为可见的物理装置，如房门、屏风等，另外还有不可见的手段，例如当人们拿出手机等移动设备查看时，便无形中竖起了一道个人“屏障”。

对应于日本城市的个人化发展进程，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便出现了大量的“单间公寓”（1R/1K），即在一个房间里，厨房、卫生间一应俱全，除去厨房和卫生间的面积，可用面积大约为6帖（约9.72平米），对于一个人的生活而言是最为经济的选择，也是大部分离开家乡去都市打工、念书人群的第一选择。

1R，即1 Room的简称，指代一个统间，厨房、卫生间、卧室之间没有隔断，在一个房间内。1K，即1 Kitchen的简称，指代厨房与卧室在空间上具有房门等隔断的设置。图片来源：http://realestate.excite.co.jp/

根据日本房地产公司Recruit在2010年实施的调查，在东京的租借住宅中，1R·1K房型所占比例为24.6%，是纽约的2倍，伦敦的3至4倍，大约有54%的单身人士租借这种房型。

日本建筑家黑川纪章设计并于1972年竣工的中银胶囊塔楼可以说是其中的代表。这幢楼位于东京银座这个寸土寸金的区域，外观就像是堆积起来的鸟笼，每个胶囊房间的面积为10平米，没有厨房，但低至6万日元左右的（约人民币3600元）的月租金，让它在银座这个区域始终具备竞争力，没有一个房间空置。

中银胶囊塔楼的外观。图片来源：https://ja.wikipedia.org

每间房间的房型，除去组合式卫生间的面积，房间面积为4帖（约6.5平米）。图片来源：https://ja.wikipedia.org/

中银胶囊塔楼房间内景。摄影：大桥富夫  图片来源：https://www.mori.art.museum/

除了居住空间的个人化模式的普及，进入21世纪后，消费市场也针对独身生活模式调整对策，可以说在日本已经形成了“一个人”的文化，城市空间也因此更为多元。

例如，网络·漫画咖啡馆中设置了隔间，可以让人们选择在一个相对封闭、不被打扰的状态下看漫画、上网。日本许多上班族会将这里视作工作压力的释放出口，下班后在这里待上几小时，其一可以逃避时不时的工作应酬，其二可以暂缓面对来自家庭的压力甚至干扰。这里是他们与自身爱好共处的小世界，而隔间的设计又可以减少他们与外界不必要的联系。对于自由职业者或者派遣劳务人员来说，由于工作的流动性较大，这种设有隔间的网咖完全可以被当作租房的替代品，因而也出现了“网咖生活”这样的词语。

在东京街头几乎随处可见这样的网咖。图片来源：https://www.bushikaku.net/

近年来，还出现了“我的房间”这种短期租房连锁店，租房费用按小时计算。图片来源：https://www.bushikaku.net/

“漫画喫茶”这一原本指向消费场所的名称，现在已经成为日本文化的代表名词。图片来源：https://matcha-jp.com/jp/2530

日本经济持续不景气的当下，迫于房租压力等等原因，“网咖难民”的增加已经成为日本社会值得关注的问题之一。图片来源：https://mainichi.jp/articles/20191001/k00/00m/040/099000c

按照英国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的研究，这种在人的移动过程中生成的空间，也就是在家庭、工作、社交等间隙中存在着的空间，可以被称为“中间空间”；而日本都市社会学者矶村英一则将家视为“第一空间”，职场和学校为“第二空间”，处在家和职场中间状态的则是“第三空间”，他认为日本人在“第三空间”中渴望“一个人空间”的倾向会更为明显。这些研究其实都例证了人们在城市中对空间使用的自主创造性及相应的对于城市空间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之后，对应于个人化的多样需求，城市消费场所的变化更为显著。例如一人卡拉OK店、一人烤肉店、一人涮锅店等形式的出现，这都为倾向于单独行动、生活的人群提供了极大便利。或许，对于中国人而言，一个人去饭馆吃饭并不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情。但是，对于他人导向型性格占极大比重的日本人而言，一个人进入那些更适合聚餐的饭馆，比如居酒屋、烤肉店，是非常困难的。首先是点菜的不便，其次是要承受来自其他人异样的眼光。在更早一些时候，女生独自一人进入吉野家、松屋等连锁快餐店，都要鼓起勇气，因为在传统思维中，那是男人们用餐的地方。而更为严重的是，在工作场合或是学校食堂，因为自己没有伙伴共同进餐，在食堂很难找到座位，甚至会被当作异类遭受白眼。这也是“便所饭”一词的由来，有些职员或学生因为不愿让别人看到自己独自用餐，宁愿选择在厕所隔间吃饭。一人烤肉店、一人涮锅店的出现适时地解决了这一系列的烦恼。

在日本已经出现以“一人烤肉”为主打的烤肉店。图片来源：https://hitoriyakinikutogo.owst.jp/

店内的吧台席位，相互之间用木板隔开，保证了私人空间，并且用移动设备点单，也减少了与店员的直接接触。图片来源：https://hitoriyakinikutogo.owst.jp/

当然，对于这种“一个人”的状态，人们并不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在日语中，普遍用“您一位”这样的词语来称呼独自生活的人群，这尽管是一种尊称，但它有时包含着讽刺的否定意味，这与日本传统思维中的“他人导向”有着密切关联。与此同时，这种独自生活的状态也生成了某些令人担忧的社会问题，如“家里蹲”、“孤独死”、“网咖难民”、“陌生化社会”，这些问题并不是日本特有的，中国个人化及城市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可以说已经出现了此类问题的苗头。

面对这种情况，最近出现在日本的一些空间案例或许可以提供有益的示范和思考。在今年3月开门迎客的星巴克高轮Gateway站店与东日本旅客铁道株式会社合作引入了“Smart Lounge”模式，其整体概念是“满足单人使用及工作模式的各种需求”，除了常见的适合开展工作会议的大桌面，这个新空间还设有六间半开放式的单人空间，以及与JR东日本合作的封闭式Station Work工作基站。在这个空间内，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自己想要的“移动中的空间”。

星巴克高轮Gateway站店入口处便立有“Smart Lounge”的招牌。图片来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半开放式的单人空间，既保证了一定的私密性，又让人们可以与外部保持交流。图片来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完全封闭式的Station Work按时计费，人们可以用交通卡刷卡进入并付费。图片来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Station Work基站内部，基本设备一应俱全。图片来源：https://www.fashion-press.net/

此外，创立于2016年的“Bed and Book Hotel”（床和书旅店），可以说是一家提供住宿的书店，抑或是存在于图书馆中的旅馆，由著名建筑家谷尻诚率领的建筑师团队为这个理念打造了别具风格的室内空间，让书架和床自然地衔接在一起。每个人都能拥有自己的独立空间，却又可以与外部联通，被南后由和称之为“大家处于一个人状态的空间”，而这里的“大家”并不是指不特定的大多数人，而是以书这一媒介集合到这里的人群。因此，在这里每个人既可以保持空间的独立状态，同时又身处一个隐性的社群之中。

人们既可以选择在书架后面自己单独的空间内与书共处，也可以在公共区域跟同好轻声交流。
图片来源：https://www.booking.com/

这两个新型空间都试图提供给人们在一个移动地点，对于空间需求的多元选择，可以说破除了“一人空间”和“群体空间”极端对立的状态，而以一种相对柔软的社群状态将单个个体包容在内。

在疫情期间，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更是得到了突显，在需要独处的同时，又渴望与外部世界建立关联，这并不是两种水火不容的心理，也并非日本人所独有的特征，可以说是每个个体都面临的日常状态。正如“个人化”是永远在进行中的现实，在城市空间中，对于一人空间和群体空间的这种调和可以说也是一个永恒的课题，它不仅需要空间设计对于不同个体和群体需求的考量，更需要通过人这个主体加以体认、改造，最终达到一个相对平衡的状态。

（作者袁璟系写作者、译者，毕业于日本关西大学，社会学硕士。）

————————

“走出孤岛”系列关注城市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和心理距离，不定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