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后经济学｜后疫情时代的四个转变

太阳照常升起，生活却已改变。

经历过前期的恐惧和慌乱之后，我们终于发现从此之后，人类将不得不和病毒长期共存。后疫情时代，人们的生活方式、生产和消费方式都已发生巨大变化。

新冠疫情让现代人类和国际社会第一次经历了大规模的隔离、分裂和碎片化。

传统的地震、海啸、饥荒等天灾人祸会让人类团结一致，新冠病毒却让大家各自为战。疫情使反全球化和民粹主义兴起，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存的问题，但生活要继续，经济要发展。如果我们换个角度，除了看到新冠疫情，也能看到“新生活”的变化，也许我们的心态会更加积极；不管是被动或主动，我们就能更好地习惯与疫情共存的生活，适应被疫情改变的时代。

新冠疫情带来的是一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将深刻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不论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应顺应变化，与时俱进，抓住疫后新经济的机会，实现转型突破和财富增长。

新生活方式

以前我们热爱社交，喜欢交际；疫情之下，不得不重回个体洞穴式的独居生活，随时保持社交距离。在家宅久了，会发现原来很多无效社交是可有可无的，生活可以转向网上与云端服务，体验虚拟经济的快乐将是我们未来新生活方式的常态。与之对应的是不同企业的此消彼长，奈飞（Netflix）市值直逼迪士尼，全球百强企业排名62的人工智能公司英伟达（Nvidia）超越第23名的英特尔（Intel），排名76的贝宝（PayPal），则超越市值从16名滑落到31名的传统金融机构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

后疫情时代，居家办公成为新常态。脸书（Facebook）CEO扎克伯格宣布：将允许一部分员工申请永久远程工作，同时今后将加大对远程员工的招聘力度，并为现有员工开辟长期的远程工作岗位。随着企业和员工距离和关系的逐步变化，未来员工和企业的关系也将继续弱化。在这个基础上，家所承担的功能将不再是单纯的生活部分，需要具备更大的空间，更多的功能。

新生产方式

新冠疫情严重影响了商业社会的活力，但也催生商业模式的变革；小众品牌崛起、去中心化的分布式商业、隔离经济与无接触商业大行其道，金字塔式的层级社会和管理模式迎来挑战。企业要学会柔性生产与柔性管理，进行数字化转型，从上至下，所有业务的流程都要进行数字化变革，布局全面的线上运营系统，在后疫情时代领先一步。新冠疫情冲击的不仅仅是各国的公共卫生安全与经济发展，更改变全球产业与企业的格局。

《日本经济新闻》报道，全球企业的市值总额排行榜发生了自2008年美国投行雷曼兄弟破产引发全球金融海啸以来最大的洗牌。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新加坡IT企业Sea有着“东南亚腾讯”之称，公司股票市值总额已经超过6万亿日元，超越印尼中亚银行，成为东南亚市值第一高的企业；在扮演数字化转型主角的企业中，提供电子交易平台的加拿大Shopify公司从去年底的第306位跃升至第83位，壳牌石油则从几年前的前10名以内滑落到目前的75名。在中国，美团点评也成为新的IT类成长股。

新消费方式

疫情之下，孤独成为常态，深夜影响着人类的消费习惯。从众欢到自嗨，人们已习惯于网购与个人隐私的让渡，东南亚的新马泰游难以实现，转向北京市内的“新马太”（新街口、马甸、北太平庄）本地化生存也会成为常态，我们可以探索的新市场依旧广阔。

正如全球民宿短租公寓预订平台Airbnb（爱彼迎）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布莱恩•切斯基所指出的：我们所认知的旅行概念结束了。虽然这并不意味着所有旅行玩完了，但旅行已不是我们曾经认识的那个样子。过去人口在全世界流动，只去热门旅游城市旅行，挤爆旅游景点；未来人们的旅行目的地会重新分配，他们会去成千上万的当地社区进行周边游。针对本地居民的新文旅项目会层出不穷。

新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正开启内循环方式，自给自足的同时，民族自信心倍增，中国本土原创品牌迎来新的发展契机。

2020恰逢大变革之年，很多百年老店扛不住疫情打击；但也有初创不久的企业初生牛犊不怕虎，逆势增长。

特斯拉的市值已超过老牌汽车品牌丰田，特斯拉上市十年股价涨了44倍，马斯克的身价也超过马云位列全球富豪榜第22位。持有拼多多股份43.3%的创始人黄峥因股票大涨，身价一度高达454亿美元，纸面财富超过中国首富马云。而贵州茅台则成为中国本土奢侈品品牌的领头羊，从2019年12月开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内，市值超越可口可乐，直逼全球最大饮料商雀巢（Nestle）。在2020年7月2日股价收于每股1544元，甚至超过茅台飞天的出厂价格，同时五粮液、古井贡酒、汾酒等众多酒股纷纷大涨，让人感叹疫情之下买酒不如买酒股。

平价品牌也将再次走上历史舞台，疫情期间，高端化妆品、高档餐厅等的消费大幅下滑，奢侈品袪魅而“平替”一词频频出现，更廉价又不算差的各类商品、半成品和方便食品成为人们生活中的主流。

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在注重内循环发展的同时，必须实现经济的转型升级，发展数字经济和线上经济，避免重返劳动密集型自然经济的“内卷化”。美国人类学家吉尔茨（Clifford Geertz）最早发现了体制内卷化（involution）：当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

陷入“内卷化”的经济，只能低水平自我重复，无法实现高质量跨跃式增长。

何以破局？

唯有以变图存，变则通，通则久：加快对内开放和对外开放，兼顾国内大循环和国际大循环，才能化危为机，更上层楼。

（作者李光斗为品牌战略专家、中央电视台品牌顾问，本文节选自其最新著作《疫后经济学：反周期与逆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