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人话旧︱“绍海”孙周兴

先要“破题”：正如“最近哲”乃是“最接近哲学家称号的人”之“天才缩写”，在中国哲学界，几乎一望而知，“绍海”是“绍兴海德格尔”之“平庸”得多的“简写”。但是如果说前一个“称号”，同样在中国哲学界，还会有不少人愿意甚至汲汲于“对号入座”、“冠冕加身”，甚至如鲁迅笔下所讥刺那一干听闻富家招婿，便摩拳擦掌、跃跃欲试的人，那么后一个“称号”则是一个任谁也抢它不去的真正的“专名”——“绍海”者，同济孙周兴教授是也。

据我的见闻，“绍海”这个称号——其实是绰号——起源于当年浙大玉泉时代那个“小圈子”。那时我还是刚入职的“青椒”，一名年轻的讲师，其实并不是那个“圈子”里的人，充其量可谓一个外在的旁观者，但是又与那些真正的“局外人”有些不同：一者“四校”合并之前浙大文科那个圈子本身就不大，用俗语来说，原就没几条枪；二者我与那个所谓“圈子”中的个别核心人物有过从，于是偶尔也会听见些“小圈子”里的“秘辛”。

虽然和“绍海”既是师兄弟，那时也还是同事，但我仍然记得最初听到“绍海”这个绰号时所涌起的那种既新鲜又传神甚至令人叹服的感觉——所谓“命名”之神奇，莫此为甚也。本来，所“命名”的是一个最“稀松平常”不过的事实，如“林中路”，可谓“习焉不察”，但是一旦“命名”成功，则像是成了“路标”，任谁也绕它不过去也！

以海德格尔为业，又是绍兴人，单这两个要素和语素，“绍海”这个称号就已经足以成立了。但仅仅这些，“称号”还不成其为“绰号”。海德格尔以农民哲学家“自居”，“绍海”亦“效法”甚或“追摹”海氏，颇为自得于自己的农民“出身”，虽然我其实很少听他称自己为“农民哲学家”——大概因为“农民”毕竟生来就是，“哲学家”则有待后天修为也。

“绍海”所“得意”的是两条：一是他是做海德格尔研究的，二是他是一个“农民”。“绍海”的博士论文就是研究海德格尔的，而且一直以来几以翻译海德格尔为业，所以第一条只是“写实”。至于“农民”，除了从海德格尔那里“汲取”和“反射”回来的意象和涵义，更有“写意”者在：一是如同海德格尔有其所癖好的口音和装束，“绍海”始终“逗留”且“自得”于他那口如假包换的绍兴土话，无论讲多么“洋气”的话题，他都用在我这个“内行人”——这里再透个“秘辛”：其实我也算是“绍兴人”——听来甚至有些“刻意”的绍兴话来讲；二是如所周知，“绍兴”盛产“师爷”，于是连带着“绍兴人”至少在江南文化中听上去就有些“名”外之“意”在焉。

虽然“绍海”以“农民”自况，但是在研究海德格尔之前，他是个诗人；在以翻译海德格尔成名之前，他名唤“白波”——九十年代初到中期吧，那时依然“如日中天”的《读书》上经常有他署名白波的“美文”，我印象最深的是其中对荷尔德林的翻译，经海德格尔阐释发挥，古往今来头号“诗哲”的那些诗句应该就是“绍海”随手从他那些庞大的海氏翻译初稿中撷取出来的。

应该是1992年三四月间，因为预备报考已经移驾杭州的夏基松先生的博士生，我来到当时夏先生在杭大仅有的两名弟子孙周兴和杨大春的博士生宿舍。除了那一抹至今仿佛还在眼前尚带着寒意的春光，具体聊了些什么全然记不得了，印象中两位“师兄”博士即将毕业，寝室内似乎有一丝硝烟已然散尽、各奔前程在即的逃亡既视感。

那时没有想到的是，后来我会与孙、杨两位先后成为同事，先是我1996年博士毕业到“四校”合并前的浙大与“绍海”成为同事，二是二十一世纪初又回到早已合校的浙大哲学系和杨大春成为同事。虽然我与两位师兄所业相距甚远，但也竟然各有一次成功和未成功的合作——和大春，是他推荐我为台北的扬智文化写稿，这对我勉力走上政治哲学之途要算是一种外在的推动，特别是《社群主义》这个小册子的写作，至少在一种回溯的意义上，可谓我并不那么成功的生涯中的一桩小小的“业绩”甚或“路标”。

至于和“绍海”那次未成功的“合作”，忘记具体的时间了，至少那时《路标》或《演讲与论文集》尚未出版，“绍海”也还远未成为后来“赢者通吃”至几乎“一统江湖”的“绍海”，他说要在杭大出版社做一套译丛，大概也了解到我有些热衷于翻译，就问我有什么书目可以加入。我忘记自己是推荐了图根哈特的《传统哲学与分析哲学：语言分析哲学讲演录》还是威廉斯的《伦理学与哲学的限度》，总之此事后来不了了之。反正在我而言推荐书目无非是一桩“无本买卖”，自然也就没有追问什么，只依稀记得他不久后有些兴奋地告诉我，三联书店已经接受了《演讲与论文集》的译稿，而那次似乎也列入日程的《形式显示的现象学》则是到同济后才出来的。

和“绍海”在玉泉做同事时间并不长，那时“核心”和“外围”之间相距既遥，以至于虽然一度住在同一个小区，见面聊天的机会也并不多。一次盛晓明邀请其大学同窗李秋零教授来演讲，后来在玉泉邵科馆宴集，那次由于冯钢讲了一个笑话而至今记得，却完全忘了“绍海”是否在场。又一次是我评副教授，那时已有学院投票权的“绍海”调侃我发的都是“重要刊物”，其实他或许不知道，那年在学校文科高评委会上，沈善洪校长当众就说这位应先生的成果完全可以评教授啦！只是我没有像“绍海”那样一路遇到“贵人”罢了！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绍海”赴德“洪堡”前夕，一干人一起喝酒送行， 喝完酒还到“绍海”在求是村中央的公寓小坐了一会儿。按说“洪堡”这么荣耀的事儿，那次的“逃亡感”却比当年在博士生公寓所感觉到的强多了——当然，这完全可能是我事后回忆时的一种“投射”，因为事实上，“洪堡”回来，他就离开了浙大，离开了杭州——记得他半私下半公开地说，他母亲去为他卜了一卦，卦辞上说他命在北，也就是他应该北上。

2011年五月，我和“绍海”相遇于《哲学分析》在首师大召开的陈嘉映哲学三十年会议上。晚上闲聊时，“绍海”、陈嘉映、童世骏和我坐一小桌，席间他忽然指着我对着另两位说：这是我最靠谱的一个师弟。我回说：周兴，我可不敢说你是我最靠谱的师兄，毕竟我的师兄几乎个个靠谱啊！其实因为头晚熬了个通宵，那天我非常疲累，但是其间陈嘉映的一番话我仍然记得很清楚，只听他慢悠悠地，以构成其“魅力”之四分之三的语调说：人说童世骏是领导，我每每看着他总觉得他领导得挺吃力，而“绍海”呢，却是每每不经意间“云淡风轻”就把咱们给领导了！

在那篇追念先师夏先生的文字中，我曾经用了一句后来被我的另一位师兄倪梁康教授在夏先生告别会上援引的“夏先生桃李天下，其门弟子于现代西哲研究，几乎‘半壁江山’”，其实，“绍海”要算是这“半壁”中的再“半壁”——他以一人横跨海德格尔、尼采、艺术哲学和人工智能研究，统名之为未来哲学研究。

更高明的是，在尼采那里，未来哲学还只是“序曲”，而“绍海”却把它给“坐实”了。这其实也并不算奇怪，撇开那种不靠谱的气质同异论，也用不着以艰深文浅陋，“绍海”从海德格尔那里学到的东西很真实很清楚也很“管用”，那就是在他（们）的哲学——包括“未来哲学”——中，“理想”和“现实”是“打成一片”的，我们常常不太分得清哪里是“现实”，哪里是“理想”，当然，这本身就是个亘古以来的大难题，原是无论得出什么样的结论都不足以让人为怪的罢。

这么多年过去了，“绍海”的博士论文我仍然没有能够读完，但是其后记中有句话却让我至今印象深刻，大意是：本论文的准备过程漫长而富有兴味，成文却匆忙而乏味。而我现在要说的是，乏味也好，索然也罢，一个人能够坚持那样漫长而高强度而高品质的翻译生涯，这本身就足够让我们肃然起敬了。我也尝想，其“功德”不论，这种精神也大概是“绍海”身上最接近尼采所谓“超人”之处了吧！

“绍海”是绍兴人，这我们已经说过了。除了尼采海德格尔，“绍海”每每流露出他最喜欢乡贤鲁迅的意思——这当然不是因为“绍海”是阿Q——最低限度，即使他是阿Q，看上去他也是一个会“自嘲”阿Q。《故乡》里曾经写到月光下的闰土英挺地在海边的西瓜地里用标枪刺獾，记得小时候每读到此处总是纳闷，绍兴哪有海啊！至少我是直到很晚才明白过来，迅翁笔下这“海”应该就是指我后来不断地“双跨”于其上的杭州湾——阿Q也好，闰土也罢，“绍海”也好，他“最靠谱的师弟”我也罢，作为绍兴人，俺们肆本应该都是了然于此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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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应奇，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