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之眼｜“自毁”的村庄

我的故乡在福建的一个小乡村。我是在城镇里长大的，每年寒暑假，我都要跟随父母一起回乡省亲，一到村里，就看着爸妈一路上不断地跟人打招呼、问好，好像所有人都是自家亲戚一般。后来才明白，这大概就是所谓的熟人社会吧。而在乡下度过的日子，也的确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在那里，不用上课，没有作业，更没有烦人的教训批评，有的就是跟着村里的小伙伴漫天漫地地乱跑，抓虫子，钓青蛙，摸鱼，赶鸭子，如神仙一般快活。

当我第一次看到郭国柱的作品《流园》里那郁郁葱葱，被植物占领的乡村时，我仿佛一下子又回到了童年那些快活日子。然而，随着对他的作品了解得更多，我才明白，这些作品非但不是那种田园牧歌式的咏叹调，而恰恰是这些乡村社会一步步迈向破裂的挽歌。

《流园》是郭国柱作品《城岭》系列的最后一部分，拍摄的是那些在城市化进程中，因各种原因被遗弃，最终整体荒废的村庄。他每年在最炎热的夏季出门拍摄，到目前为止，已经拍摄了116座荒村，足迹遍布全国各地。在拍摄方式上，郭国柱始终以一种客观的视线凝视他所关注的这些荒村。虽然他本人也来自于乡土社会，对这样的村落很容易产生共情，但他依然与这些拍摄对象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尽可能拍摄整个村落的全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是在为这些荒村造像。这种客观性的影像，不难让人联想到德国摄影大师奥古斯特·桑德那著名的拍摄计划“20世纪的人们”以及贝歇夫妇一直坚持记录的德国及其他欧洲国家逐渐消失的工业建筑的类型学式的摄影。其共同之处，都在于他们希望通过摄影的手段来建构相关主题的档案。

郭国柱希望自己的这个摄影项目最终能够成为一份有社会学、人类学意义的“中国荒村影像档案”，这也就意味着，这样的影像作品并不是以取悦观众、美化现实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客观真实地记录为首要宗旨。人们需要借助这些影像重新回到影像所指的那个现实状况之中，对其进行分析研究，展开更为深远的思考与讨论。这就不免会带出一系列问题，这些村落为什么会被遗弃？原来究竟是什么样的？以前村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现在又如何生活？乡村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何恢复这些村落的活力？等等。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也就是说，乡村构成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在过去的千百年时间里，乡村一直在为中国的社会发展提供保障，是国家稳定的基石。不仅如此，乡村也与中国人的文化根源息息相关，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发挥着非常特殊的作用。在中国人的心目中，乡村不仅是中国人最普通的生活方式，也是一个桃花源一般的乌托邦。

在陶渊明《归去来兮辞》的描述中，我们不难感受到，这样的乌托邦想象并不仅仅基于山清水秀、芳草萋萋的田园风光，更在于乡村社会那种其乐融融的生活状态，也正是这样的生活状态能够让人获得超然于政治权力之外的独立精神。这样的生活状态来自于乡村社会长期以来在地缘、血缘的基础上一点一点形成的“没有陌生人的社会”，而这样的社会不是建立在具体的功利目的之上，而是乡亲村民们在同一片土地上共享同一个时间而逐渐生成的，是一种有机的社会结构。

郭国柱的影像三部曲

郭国柱的《城岭》系列一共由三部分组成，除了前文所说的通过大量采样因城市化所遗弃的荒村，站在乡村角度观看城市化现状的《流园》外，还有从乡村特有的与“熟人社会”关系紧密的建筑空间，观看城市化进程中熟人社会瓦解的《堂前间》，以及观察村民以往日常生活与工作状况的《遗物》。如果说《流园》这一部分让我们在物理层面上看到了外部乡村社会的瓦解，那么《堂前间》与《遗物》则让我们意识到，那个如桃花源一般的乌托邦社会已然崩溃，我们将失去最后一块心灵的栖居地，再也回不到陶渊明笔下的那种村庄了。

2012年，郭国柱在一个乡镇杂志社工作，制作杂志《城－店口》，在那里，他开始接触到城市化与三农问题，思考社会关系的转变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变化。2014年到2015年，杭州萧山新湾镇下属的两个小村庄要拆1043栋房子，所有村民都要搬迁，等待城市综合体建成之后再回迁。当时郭国柱正好受邀记录整个拆迁过程，《堂前间》和《遗物》就是在这期间拍摄的。

在当地的乡村社会里，堂前间是一个特殊的所在，是邻里之间互相沟通交流的场所，“这个地方会体现乡村文明很温情的一面，当有人远行或上学，邻里会在这里赠送礼物。这里同时也具有人际交往政治性的一面，它可能标榜了一个人的成功、失败和身份地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类似公共客厅一般的场所，正是酝酿生成“其乐融融”的人际关系的空间，是乡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维系家族尊卑长幼秩序以及熟人社会里人情往来的重要纽带”。

在《遗物》这个部分，郭国柱则将自己的视线定格在村民离去时所留下来的那些物件上，在他看来，这些物件代表了“私人生活中最隐秘的部分，他们不仅让我们得以拼凑曾经构成村民日常主题的生产生活内容，也让我们窥见村民们的内心世界，乡村惯常的习俗、礼仪以及敬畏神明的信仰”。

郭国柱也同样以一种客观的视角，仪式化的观看方式去拍摄这样一种重要的社交空间。不论是《堂前间》里看到的那些墙面上的基督教海报、经年累月蒙受时间与情感洗礼的红双喜、象征着荣誉的奖状以及各种春联，还是《遗物》中散落一地的碗筷杯碟、落在沙发上的肖像照片、窗沿上的闹钟，都让人感受到每一幢废弃的房子中曾经存在过的生活气息。而郭国柱拍摄的这些照片则静静地见证着其中曾经存在过的丰富多样的生活状态，也见证着这种生活状态的消亡。

恰恰因为郭国柱的这种客观立场，我们能直接进入照片背后的那段历史时空之中，真切地体会村民所遭遇的无奈、痛苦、决绝的处境，甚至能够直接感受到某种刻骨铭心的疼痛。郭国柱的照片显然是无法直接告诉我们这些村民为什么要抛弃自己原有的生活，忍心离开自己祖祖辈辈扎根的这片土地，但是这些照片却能直观地在我们的内心形成一种驱动力，将我们的思绪推到更为深远的地方去，让我们不得不面对中国农村正在不断瓦解的社会现实问题。

乡村为城市化付出的代价

纵观中国多年来的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我们在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方面所取得的重大成果都与乡村社会分不开，或者可以说，整个现代化发展就是建立在对从乡村提取大量生产力要素、将巨大的发展成本转嫁到乡村的基础上。

现如今，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不断扩张，中国社会的发展也被全面纳入其中。进入金融资本阶段的发达国家淘汰的实体制造业开始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中国从而成为了产业资本第一大国，承受着处于金融资本阶段的国家转嫁而来的各种危机。农村便成为了承受这种危机转嫁的最终对象。

一方面，随着制造业的不断发展，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国家需要从农村抽取大量廉价劳动力，投入到实体制造业生产与城市建设之中。另一方面，以资本为先导的公司化地方政府则通过多次的圈地运动，走出了一条从“以地生财（让土地成为商品）”到“以地兴企（基层农村自主发展乡村企业）”再到“以地套现（靠土地融资）”的发展道路。

这样导致的结果是，一方面地方政府在上学、就业、养老等方面推行更符合城市化发展的措施，以鼓励、刺激、驱使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另一方面，“很多地方政府都在想方设法打碎原有的土地格局，利用撤村并镇，试图把原来村社内部对财产和收益分配制度有约束作用的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打碎，现在我们打破农村的‘熟人社会’格局，似乎这样才能降低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的成本。”（温铁军、张俊娜、邱建生编著《居危思危：国家安全与乡村治理》）这便导致农村人口与土地大量流失，让农村社会一步步走向“自毁”的道路。

从某种意义来讲，郭国柱的这些影像便是农村迈向“自毁”的象征。或许我们会说，城市生活更方便，农村人口进入城市生活，就可以享受城市带来的“多快好省”，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然而，乡村社会所代表的并不仅仅只是经济上的富足与发展，更是一种有机的生活方式。我们撇开乡村社会的破裂瓦解最终在国家发展与安全上带来的种种问题不说，仅就乡村居民如何融入城市生活这一问题来讲，就不是一帆风顺。

由于中国农民的土地并非通过市场交易，而是通过分配得来，因此是一种“农民兼业经济的无风险制度” （同上注）。这样的土地制度让农民既可以选择到城市里打工，也可以留在农村靠传统的经济模式生存，可以说是一种风险趋零而使收益最大化的选择。而乡村一旦破裂崩塌，那么这样的无风险制度便不复存在，农民也就没有了最终的退路，所以任何农民都不愿意真正自愿地放弃土地所有权。

此外，从乡村的熟人社会进入城市的陌生化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生活方式的转变往往需要几代人在生活实践中慢慢地调整适应才能够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融合，这种突发性的迁移，往往会给人的生活带来巨大的冲击，不论是日常生活中的饮食、娱乐、社交，还是工作谋生等，城市这种建立在经济利益与法律规则上的运行模式都与农村有极大的不同，陌生化的生活环境更是给农民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与困扰，甚至会导致精神问题的发生。很多农民在难以适应城市生活的情况下，往往会偷偷地回到农村。这种情况在郭国柱的拍摄过程中也多有遭遇。

因此，这样的城乡大迁移往往是建立在一代或几代农村人口的被迫牺牲之上，让很多农民不得不面对一个“融不进城市，回不了乡村”的尴尬局面。而通过郭国柱的这些影像，我们便能体会到他们所面临的这种无奈而屈辱的境地。

摄影影像是一种信息集合体，记录了拍摄者所面对的那个现实世界，也记录了拍摄者个人的感性与思考，而客观性的视角，让这样的影像进一步超越了美学范畴的框束，也超越了个人视角的局限，呈现给观看者以更为广阔、深远的历史与现实。因此，郭国柱镜头下的这个世界绝非曾经被消费过的废墟美学，而是非常深刻地记录了乡村社会迈向“自毁”的命运，是我们身处这个时代所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痛苦、无奈与悲哀。作为一个时代发展的证据，这些影像也在促使我们必须对激进式的城市化、现代化乃至全球化发展做出深刻的反省与检讨。

（作者林叶系自由撰稿人、译者、策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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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之眼”探讨影像、社会与人的关系，不定期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