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王春林：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 

2020年7月24日，辽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春林研究员主讲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20年第4期“中国近代史青年学者读书班”，携其新著《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与到场师生分享自己研究的经历和体会。本次读书班由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戴海斌教授主持。活动还邀请了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李在全研究员、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蒋宝麟副研究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黄天华教授、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严海建教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陈肖寒编辑与主讲者对谈。几位与谈嘉宾从各自专研领域分享自己对于这一主题的看法，为在场者道出主讲者研究背后的甘苦，也拓展了既有的学术议题。本文系演讲整理稿，末附与谈人发言的简要整理稿。

东北大学在中国近代学术史、教育史上都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该校因获奉系军阀张作霖及其子张学良长期支持而迅猛发展。九一八事变后，抗战爆发、东北沦陷，东北大学内迁过程中先后在北平、西安、四川三台等地办学。这一时期，“东北流亡势力”与中央、地方都发生了不同程度的纠葛。

一、选题缘起与写作过程

研究这个题目，缘起于硕士论文写作中的一个疑惑。我研究九一八事变相关问题，资料显示，事变后大量东北军、东北官员以及学生、难民流亡到关内。当时产生一个疑问，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这些东北流亡人士做了些什么？对抗战大局和关内社会产生了什么影响？博士论文选题阶段，我最初考虑研究东北流亡学生。查阅资料，发现有篇台湾地区的硕士论文涉及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大学流亡学生问题，但主要以叙事为主，作者似受国民党史观影响较大，仍有探讨空间。经过同学提示，我选择以东北大学为研究的切入点。

关于东北大学的专门研究，当时有王振乾等编著《东北大学史稿》以及张馥、程丕来等几篇学位论文。程丕来论文是研究抗战内迁四川时期的东北大学。关于民国时期大学国立化问题，王东杰教授的《国家与学术的地方互动：四川大学国立化进程（1925-1939）》是比较经典的研究。另外论文写作还参考了张德良、张万杰等学者关于东北流亡人士的研究以及胡玉海等关于奉系军阀的研究。

论文主要使用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教育部档案、辽宁省档案馆藏奉天省长公署档案和东北行辕档案、北京市档案馆藏北平市警察局档案和社会局档案以及相关的史料汇编、日记、回忆录、报纸、期刊等材料。在查访材料时，遗憾地发现民国时期东大档案历经多次战乱以及政治运动已全部丢失。另外采访到了三位当时的东大学生，获得了一些书本之外关于民国时期东大的认识。博士阶段因诸多因素的限制，未能较好利用东北大学流亡四川期间的档案，主要是在南京大学图书馆与南京图书馆查阅相关书籍资料。

参加博士论文答辩时，答辩老师提出了几点修改意见。第一，论文缺乏东北大学流亡四川时期的档案；第二，结构不甚合理：论文写作中，我尝试对当时东北流亡人士的“九一八纪念”进行梳理。初衷是考察东大学生在九一八事变到抗战胜利这一阶段的社会心理以及政治诉求。反观这一部分写作，与整体论文框架脱节，故而成书时，将这一部分进行了修改；第三，是史料解读、图表制作等一些写作上的问题。博士论文也得到了王东杰教授的评论意见。这些意见对于我后期论文修改有很大的帮助。

博士毕业后修改、发表论文与申报课题的过程也是对于这一题目整体把握的调整与完善。补充了台湾与四川三台的一些档案。书名几番更易，成书出版之际，检索“大成老旧刊全文数据库”相关史料，频繁出现“特殊使命”这一词汇，给予我很大启发。另外从地域角度观察，东北大学有其独特性。故最终将题目定为《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

《地域与使命：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创办与流亡》书影

二、“知识与权力配合”：奉系创办的东北大学

1923年建校后，东北大学先后经历了奉系军阀时期、九一八事变后的流亡北平时期、抗战爆发后的内迁四川时期以及国共内战时期四个阶段，于1949年初并入中共东北解放区的“东北大学”。

该校筹建之议一起，围绕设立地点、经费以及人事问题，东北三省内部就形成了以各自利益为主导的不同方案。奉天方面主张设在沈阳，吉林、黑龙江主张设在东北的中间地点。1922年1月，确定了以文学专门学校和沈阳高师改组成立东北大学。但内外纷扰纷至沓来，改组事务进展并不顺畅。

东北大学首任校长王永江，同时也是奉天省代省长兼财政厅长，在学校创设之初，王氏本意持反对意见，理由是奉省经费预算无力支持东北大学设立。故而当时张作霖与教育厅长谢荫昌推动王永江担任学校校长，以图为学校谋得地方的财政支持。筹建之初，王永江致函吉林、黑龙江两省省长，提出经费分摊，奉天占十分之六、吉林占十分之三、黑龙江占十分之一。吉林省署或不愿担负此费多惠少之事，又不愿得罪王永江，故而在回复上迁延日久，从中不难发现当时奉系内部省际地位之差异与官场之生态。1920年代东北地区，奉天省在经济、教育、军事等方面皆为各省之首，吉、黑二省均须接受奉省之补助。

王永江

九一八事变前的大部分时期，东北大学按照九比一之比例（奉天占九成，黑龙江占一成），由两省摊款办学，经费收支亦纳入奉天省财政厅管辖。学额亦参照经费分摊比例，因此出现学校奉天籍学生一省独大而吉林籍学生处于绝对少数的局面。从经费摊派到校务管理，乃至学生生源方面，奉天省的首省地位都得到充分体现。虽然吉林处于相对弱势地位，但也有较强的省籍意识，甚至有赶超奉天省的想法。吉林未参与东大经费分摊与该省计划创办吉林大学直接相关。但受财力之限，吉大建设也面临相当的困难。

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九一八事变之前，地方势力对于东北大学的支持可谓不遗余力。王永江、莫德惠、刘尚清、张学良等人历任东大校长，校长由省长或奉系首领兼任，多不能全力于校务，因而易致校务拖沓，于是将实际校务指定其代理人负责。校长通过其较高的政治权势和社会资源为学校发展建设与延聘师资等方面谋求到地方的大力支持。奉系官方创办的背景，亦使得奉系官场政治文化潜移默化进入东北大学中，也慢慢滋生了校务人员的衙门习气。在宁恩承主持校务时期一份按照官阶大小排列的《辽宁省县长以上官吏名单》中，东北大学秘书长在辽宁省政府官员官阶体系中仅排在地位显赫的沈阳关监督和省烟酒事务局局长之后，高于沈阳市市长。张学良、王永江等人多有政治背景，不是专门从事教育管理者，并没有完全了解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处理校务多从官方角度考虑。如张学良在接任校长一职后曾发表就职演讲：“现在鄙人在名义上虽然是大学校长，然而我的学问方面，非常的幼稚，尚未受过大学教育。在年龄方面与诸同学相仿，所以，我对于大学校长的位置，很有抱愧的地方。而保安委员会曾以余之地位，推以本大学校长的重任，这不过勉强而已。”虽是自谦之语，但亦可反映出张学良十分清楚自己不是校长的合适人选。张氏强调体育与学问的重要，而对于读书与政治的关系，他认为“大家对于国家政治，应说则说，不然则不必去管，最好是安心读书。”（《张汉卿之东北大学训话词》）

张学良

张学良主持东大校务时期，学校先后发生了两次风潮。一次是1929年的人事改组风潮，一次是1931年的辽宁国民会议代表选举风潮。1931年2月汤山事件后，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筹备国民会议，饬令各地方选举代表。是时张学良拟指派能代表他的人士参加会议。在东北大学选区，张氏授意校方按其意图选举，东北大学师生却坚持选出自己的代表，因而酿成风潮。张学良亲到东大巡视，并向学生训话。高压态势下东大师生被迫妥协，重新进行选举，张的意图终于实现。张学良以如此粗暴的态度处理这一风潮，对于东大师生而言负面影响甚大。

1931年前，东北大学教员阵容整体呈增长态势，但流动频繁。分析教员来奉原因主要有几点：一，久慕关外风情；二，姑且就任；三，宏图壮志，认定在东北大学大有可为；四，张学良主政后曾大力招徕关内学者、名流赴东大任教。与之相反，教员去奉原因亦可归于几点：一是不胜东北风习；二是不满学校的衙门气息；三是战乱的影响。

总体而言，地方势力对于东北大学的支持可以使得学校延揽诸多知名学者来校以及筹谋学校建设资金，另一方面也使得校园人文气息、校务管理与政治环境等方面存在着“瓶颈”，制约学校的进一步发展。

东北大学校门

三、流亡教育：九一八事变后的北平东北大学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学被迫流亡北平。流亡学生生活非常困难，首先面对的就是食宿问题。10月18日，东北大学在北平西直门前陆军大学校址复校，但不过勉强维持。这一阶段，东大办学规模被迫大为缩减。共同的流亡背景使得东北师生表现出较强的凝聚力与互助精神。在这一环境下，东大当局力倡“抗日复土”的教育方针，在日常教学中灌输激发学生爱国热情的内容。学生亦有着高涨的救国热情，积极参加军事训练等教学活动。清华学生冯夷看到东北大学食堂墙上贴着五个大字“打回老家去”，使他“感动得战栗起来”。（冯夷：《我们又示威了》）这一时期，流亡境遇使得东大踏实用功的校风逐渐向激进彪悍转变。有学生回忆：“我们虽然热心向学，但当时政治环境日非，使我们实在无法安下心来。”（杨承厚：《东大四年的校园生活》）

九一八事变后，各个党派都有意识地在东北流亡学生中吸纳力量。沈阳时期，张学良主政东大事务相对严格、有效，这些政党在该校的发展态势并不明显。流亡北平之后，张氏对于东大控制有所松动。党派力量契合了流亡学生“抗日复土”的政治诉求，故而能逐渐地将势力渗透进校园之中。

1935年一二九运动前，东北大学校内的左派力量已经较为强势。既往研究对于一二九运动的讨论多集中于清华、燕京、北大等学校。东北大学实则亦是运动主力之一。12月9日当天，原定进城的燕京、清华等校学生因西直门关闭被挡在城外，只能在城下召开群众大会。东北大学不得不独自行动。城内的北京大学也是在东北大学号召下行动起来的。之后，中共北平学联很快组织了一二一六大游行，组织更为严密，规模也更大。东北、燕京、清华等校学生和市民共约两万余人参加游行。总体而言，在一二九运动当中，东北大学学生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四、西安事变后的国立改组

流亡北平初期，东北大学在经费方面对于国民政府的依赖已逐渐增强。另外，教育部对于校务运行也进行了指导，从而增强了该校的国立化倾向。

东大学生在一二九等运动中的活跃表现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重视，因而张学良担任校长的缘故，不方便进一步处理。西安事变后，教育部明确提出接收东北大学。1937年1月11日，臧启芳赴北平接收东大，但遭到部分学生的抵制。1月底，教育部采取强硬措施，停止发给经费并责令该校南迁河南开封，进行所谓“改组”工作。是时，臧启芳在河南大学内设立了东北大学办事处。该校师生近半数来汴，学校已完全分裂。北平东北大学在经费断绝后，只能通过募捐等方式勉强维持。七七事变发生后，学校再一次迁移，奉令在西安办学，实现了进一步整合。

臧启芳

国立东北大学校长任命状

总体而言，国民政府教育部对东北大学的改组国立是西安事变后国民政府解决“东北流亡势力”全盘计划当中的一环。改组工作显得较为粗暴与强制。这种强制接收的方式使得一些东北流亡学生对于臧启芳主持东大颇为反感。这种情绪一直延续到抗战胜利后。

五、抗战时期内迁四川的东北大学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东北大学再次遭受损失，尚在北平的图书、实验仪器等“又与城俱陷矣”。抗战之初，东北大学原本已初具规模，但日军于1938年初威胁潼关，学校被迫在是年3月迁移至四川省三台县。东大校务与教学很快步入正轨，借助中英庚款董事会的资助延聘教员，充实设备，逐渐完善院系设置。

内迁三台时期东北大学教职员在校门前合影

抗战初期，东北大学仍以接收和培养东北学生为主，学生省籍上东北占绝大比例。学校当局“收复东北”的使命感也格外强烈。但因关山远隔加之川北地区较为偏僻，滞留沦陷区的东北学生无力筹措学费、旅费，招收东北籍学生愈发困难。随着四川等省学生的激增，省籍问题逐渐凸显。省籍比重牵涉到东北籍师生的主体地位以及办学主旨，甚至出现了改换东北大学校牌之说。

东北大学在三台时期曾经发生过三次学潮，从学潮的发生、参与者、持续时间与解决等方面考察，学潮更加复杂化，省籍、党派等因素都掺杂在里面。其中省籍问题成为主要矛盾。壁报风潮爆发旷日持久，从1944年11月一直到1945年上半年才逐渐平息。风潮由针对个人的指控，很快扩大到东北籍与非东北籍师生之间的对抗。在教育部部长朱家骅的介入下，以强硬的态度处理，支持臧启芳，并开除了一些东大教职员。但很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例如东大生源问题。风潮最后造成部分教员离开东大，学校因此元气大伤，臧启芳也遭受很大打击。

六、解放战争中的校园：东北大学的复员与再迁徙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接收进展缓慢，加之内战爆发，各大学不得不依照教育部命令留在现地继续办学。1946年9月，东北大学开始复员。

复员后的东北大学虽颇有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盛况的势头，然学生间派系复杂。学校规模的扩张反而激化了各种矛盾，使得校方焦头烂额。与此同时，校内教员人数不足，仪器图书尚未运到以及校舍建筑未竣等问题致使勉强开学的境况更加“乌烟瘴气”。

复校同时，学内又酝酿驱逐校长臧启芳的风潮，三台时期业已存在的矛盾被带到了沈阳。此时臧启芳去意已定，朱家骅准臧“休假”半年，同时派遣出身东大的刘树勋担任东大代理校长，明确指示对外以刘树勋名义彻底整顿校务。然而，在内战的紧张环境下，东大易长并未完全解决校园内存在的问题。

国共两党在东北地区的斗争态势对于东大教学秩序影响甚大。学生是双方积极争取的对象，两派学生斗争十分尖锐。随着东北局势恶化，国民政府开始考虑撤出这一地区，全力经营关内。在政府的鼓噪和北平古都的吸引下，东北大、中学校学生陆续迁往北平。但学生们来平后，在使用东北流通券上受到了当局限制，加重其生活负担。平津高校对东北学生的寄读也并不积极，东北学生与当地市民之间的矛盾冲突时有发生。至1948年夏，北平市政府、市民以及东北学生的关系已经十分紧张。

东北学生的安置与管理问题令北平市政府颇为头痛。遂产生了7月3日参议会“救济东北来平学生紧急办法”议案，其核心思想是利用军队管训学生。其内容之含混，标准之模糊，有令东北学生充作炮灰之嫌，因而引发了东北学生的极大愤慨。7月5日晨，抗议活动在各校学生会的组织下展开，向副总统李宗仁和北平市参议会议长许惠东请愿。当晚7时当学生即将撤退的时候遭到军警射击，当场死8人，伤数十人。“七五事件”通过报纸在国内传播开来，围绕事件调查与善后，北平、沈阳与南京之间展开了一场颇为微妙的互动。北平当局希望通过垄断舆论等手段将事件解决纳入其操控之中，但东北籍官员与东北当局并不认同，平方在学生问题上又需要东北方面协助，事态的演进绝非任何一方所能完全掌控。与东北当局的谨慎应对不同，东北民众对七五事件的反响极大，要求妥善安置遇难学生并追责。但事件处理进展缓慢，东北方面民怨沸腾，抗议言行亦渐趋极端，这背后的地域观念被激发并且急剧膨胀，甚至出现对国民政府的疏离倾向。这种激烈反应源自对平方暴行的愤慨和对东北子弟的爱护，而国民政府的应对低效使这种情绪愈演愈烈。“七五事件”的调查与处理牵涉到东北、华北当局以及教育部、国防部、监察院等多个部门，总统府不断派遣大员前往北平协调，沈阳当局亦对东北民众采取疏导办法。最终，通过安抚、调查与折中，将七五事件的事实与责任所属落实，暂时平息了事态。

七、结论与反思

从1923年创立到1949年为中共接管，东北大学经历了奉系军阀时期、东北易帜时期、中日战争时期和国共内战时期。其间东北学人对建设东北、抗日战争等时代主题都做了积极的回应。在1923-1949年间，东大经历了王永江、刘尚清、张学良、臧启芳和刘树勋五任校长、六位校长代理人。张学良长校时期更是将“军阀教育”的特点发挥到极致。臧启芳对于东大在抗战时期的恢复、发展，乃至抗战后的复员都贡献巨大。但在地域观念浓厚的东北流亡人士中，很多人并不认同臧启芳的付出。东北是民国时期地域观念较为浓厚的地区，东北大学由奉系地方势力创办，虽然几经流转，仍然充满浓重的地域观念。但另一方面，国家观念也有所上升。

东北大学自建立以来学风不断受到战争、运动等方面的影响。九一八事变前，尽管有地方势力的制约，东大还是形成了勤奋、踏实的学风，表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流亡关内后，恶劣的内外环境使得该校学生难以安心读书，转而热心于救亡图存的政治活动和党派组织，进而发展成为北平学运的中心之一。内迁四川三台初期，东大远离了学运中心的北平，校内的地方意识有所减弱，教学环境相对安定，学风好转，但后因校内不同组织的发展与对立，四川与东北等省籍师生间的矛盾亦逐渐突显，校园环境再度恶化。东大复员沈阳后，校园环境延续了抗战后期的氛围，加之内战的影响，学生很难安心治学。另一方面，东大内部的党派势力逐渐增长。

反思对东北大学的研究，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好做但是很有意思的题目。第一，史料分散，收集、处理的难度较大。第二，问题较为复杂，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省籍以及党派等等方面。但同时民国时期的东北大学也是一所有个性的大学，值得深入研究。当然本书中也有一些未竟的问题，第一，因为所搜集的档案较少，对于东北大学流亡北平时期的嬗变探讨仍显不足。第二，萧一山与东北大学之间的关系研究。第三，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学术发展问题。

评议讨论

李在全：春林老师这本著作是一本下了苦功夫的书。虽然现在各种数据库层出不穷，互联网检索的功能十分发达。但一篇文章、一本书是否下过功夫，还是能看得出来的。史料层面，虽然春林老师说很多史料十分散乱，整理不易，但我们通观此书，它在史料的运用上，报刊、日记、档案、回忆录、口述史访谈等都有充分的运用。我的第二点感受是，此书在教育史与政治史的结合方面做得很好，具体而言是将大学史与奉系军阀时期、抗战以及战后的国共之争这几个关键时期的政治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另外这本书的写作、修改、成书、申报课题等环节，题目不断地进行调整、修改。这种修改的过程就凝结着作者对这本书整体把握的调整，也使全书的问题意识更加明确。

书中凝炼出“地域”与“使命”这两个关键词，并将其反映在主标题上。我认为如果选择研究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这类学校，地域的色彩就不是那么浓厚。相反东北大学本身就有明显的地域性特征。“地域”一词本身是中性词汇，也有很强的弹性，可以从多角度来理解，并且在分析东北大学这类学校时，地域因素是必须要考虑的一个视角。同时该校自创办以来，不同的阶段被赋予了不同的使命，尤其是在张氏父子主政时期，在他们看来东北大学就是一所为东北地方势力服务的地方性大学。而九一八事变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如书中所说“东大要与东北共命运”，东北大学在东北流亡势力中是被寄予厚望的一个团体。刚才ppt里有一张照片是抗战内迁时期的东北大学校门，上面题有八个字，“抗战建国”与“复土还乡”。

另外我也有一些建议，可供春林老师参考。书中对于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发展划分为四个阶段，在结论中从校长或代理人、地域观念、学风以及党派力量四个角度进行梳理。我认为结论部分的提升似乎可以再深入探讨，如何在具体研究的基础之上，超越具体的研究，能够与教育史、政治史等领域有更深入的对话。东北大学确实有它很多方面的特殊性，但它也有很多与民国时期其他大学发展历程的类似性，如军阀办学起家，近代很多大学背后都有着或多或少的军阀办学色彩，与当地的军政人物有千丝万缕的关系。而且抗战时期，很多大学都有一个流亡历程，许多私立大学也经历了一个国立化的改组工作。抗战结束复员回到原办学地，又面临着内战时期的国共两党政争问题。这些个案研究中的一般性问题，是否能够进一步地提炼。我认为未来可以做一些比较研究，例如把东北大学与其他大学在不同主题上进行对比讨论。

国立东北大学校门

蒋宝麟：春林老师这个研究从题目上已经为我们明确了方向：“地域与使命”，从大框架上仍是属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讨论。近年来，大学史研究逐渐重视对于“地方”这一因素的考量。春林老师的研究中“地域”的因素是两点相结合的，第一是中央化，第二是可能存在的几次地方化。东北大学是民国时期大学中迁移校址最多的学校之一。另外还可以继续探讨东北大学几次迁移中与当地社会的一个互动关系，尤其是北平时期与三台时期之间的差异。另外民国时期东北大学的地域因素与“流亡”一词紧密相关，这种流亡与其他大学因抗战内迁有所不同，东北大学的“流亡”从1931年就开始了，故而对于东北大学“流亡”的解释也是十分有意思的。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或许可以更好地理解大学的地方性问题和地域化问题。

陈肖寒：大学本来是一个教育机构，其本职应当是讲求学术与教学的钻研。对大学的讨论，一般来说关注其课程设置、科研成果、院系设置。但是研究民国时期的大学的思路比较特别，我们的切入点往往不是这些问题，而是党派斗争、利益集团斗争、人事变动、学生运动、学生社团。仿若大学不是一个教学科研机构，似乎从来不上课，更多关注其“地方斗争”的一面。在王老师这本著作中，我们看到比较多的是复土观念、省籍观念、地域纷争，以及奉系军阀、国民政府这些军政要员身上发生的故事。在这里东北大学更像是各方斗争的一枚棋子。

另外，历史研究是应该侧重于普遍性，还是应该侧重于特殊性。现在的研究中，每个地方都在强调自身的特殊性。如果所有事物都具有特殊性，那就无所谓普遍了。所以说，东北大学在民国时期的大学史或者教育史上的地位与其他方面有什么关联？它的创办与流亡有自己的特色，与同时期其他学校相比又有什么共性？比如地域、省籍观念是东北大学独有的特性呢？还是同样存在于其他大学呢？研究东北大学除了要梳理清楚这所学校本身的情况以外，还能不能借东北大学这所学校，来说明民国时期政治界与教育界一些其他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关于东北大学的省籍观念问题，是否需要向前拓展至清代？谈到东北，是否还需要讨论直隶与山东、山西？我们在书中看到东北大学有着强烈的省籍观念，这其实是一种奇怪的现象。我们以1930年为界，在此一百年前的东北很少有人居住。而东北居民大多是在19世纪内的一百年迁移至此。这些人从河北、山东、山西前往东北，他们的故土并不是东北。如果我们以25年为一代来划分人群，1930年代的东北大学的学生，他们的家庭在东北生活不超过五代人。如果我们以四、五代人的标准来看，这样一个相对短暂的时间段就可以重新塑造一个人的省籍观念，这其实是一件打破我们常规思维的事。我们在福建、广西、广东、江西等南方省份，以及北方的山西所看到的宗祠以及家谱等史料，与东北情况大不相同。中国历来重视家族观念，为何在东北仅仅四代人的时间就可以让这些老师和学生心中以东北为故土，并且有着强烈的“复土还乡”的情感。在抗战的全局中省籍观念究竟占何种地位？这也是值得我们再探讨的一个问题。

黄天华：这本书牵涉面极宽，既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又涉及到中日关系的演变以及战后国共美苏四方之间的互动，还涉及到国民党、中共、青年党、民盟等多个党派在东大校园内外的争斗。

这本书给了我很大的启发，个人认为有一些地方还可以继续开拓。例如第153页提到“在（抗战）后期学潮中，校当局所要应付的绝不仅仅是臧启芳所说的‘左倾学生’，青年党、三青团、黄埔系等势力亦对由CC系掌权的校方共同围攻，这些派系已隐然成为中共方面的同盟军。1946年12月，东大教员范子政就指出：‘四年来东大内部分子极为复杂，因先聘有青年党籍教授，致东大成为青年党之第二华西坝，后聘民主同盟及共产党籍教授，致东大成为各党派公共争斗场所，以是有过去两次风潮之发生。’”这句话背后可能还有更多可以挖掘的地方。从李璜《学钝室回忆录》可以看出，青年党的国家主义对张学良和东北热血青年可能有较大影响。或许，国家主义对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也有较大的影响。其实，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相通的，只是青年党看重这一面，而国民党等其他党派看重另一面。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在九一八事变后持续高涨，对中国的政局影响颇大，对东北大学的命运影响也颇大。我想这也是春林老师这本书主标题中“使命”一词的含义之一。

谈到中央与地方之争，我个人认为需要反思的是，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否把“东北地方势力”看作“自己人”？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之后，中央政府是否妥善照顾到地方势力的利益。书中第二章谈到中央政府对于东北大学的接收，激起了地方人士对中央的不满，这一问题值得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可以延伸的问题是，“东北流亡势力”这种离心倾向的发展对中央政府来讲是很不利的，比如周鲸文就积极参加民盟事务，国共内战期间他对国民党政府的意见是很大的。

另外，齐世英的女儿齐邦媛所著《巨流河》一书也是值得关注的。齐邦媛对东北流亡人士的情感、生活、读书等方面的描述都是非常细致而深刻的，值得我们好好体会。我还在想齐邦媛当年为什么没有报考东北大学，反而是报考了在乐山的武汉大学。她作为东北流亡青年，且父亲齐世英与东大校长臧启芳的关系非常深厚，她为何不选择东大，而选择了离重庆更近的武大。顺便说一句，东大为何会迁到三台这样一个交通相对不便的地方，而不是成渝之间的交通要道上，或许可以进一步考察。

“东北流亡势力”在春林老师这本书里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叙述描写的，那么里面是否有所谓的派系之分？不同的派系对于中央、东北以及地方可能会有不同的观点或看法。

史料方面也可以作进一步拓展。其实我们四川师大与东大颇有渊源。抗战胜利后，东大迁回沈阳，留川师生在原校址上创建了私立川北农工学院。1949年，学校更名为私立川北大学。1950年，学校改组为川北大学，并迁址四川省南充市。1952年，在院系调整中，学校又改建为四川师范学院。1956年，四川师范学院本科专业迁到成都狮子山，校名沿用四川师范学院，后更名为四川师范大学。留在南充的校区后改名为西华师范大学。或许，在四川师大和西华师大的档案中还能查阅到一些和东大相关的史料。另外，《四川革命历史文件汇集》还可以更好地利用，可以关注当时中共对三台的政治、社会、教育等方面的记载。

严海建：关于近代大学史的个案研究，我也是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这些个案当然是独立地存在着。但事实上是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这其中存在着高度辩证的关系，一方面我们在研究时是需要去关注独立的个案，这些个案要和既往研究有相当的区分度，即梁启超所提“务求不共相”，这也是历史学研究与其他很多社会科学学科之间的差异所在。但这也带来了一些问题，研究中对某一个大学的生命历程往往梳理得十分清晰，这里的意义何在？刚才在全老师提到的结论部分的提升，也就是贯通、比较的工作，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在完成史实重建的基础上，读取故事背后的意义更为重要。

我个人认为本书或许可以在党派力量的增长这一部分做进一步的延伸探讨。虽然我们大致能看到党派力量在风潮以及权力斗争背后所起到的作用，但是往往因为材料的缺乏，是很难将其“证实”的。另外可能受材料的限制，党派的更多元的面相，是可以继续进行探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