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改变了足球：现在我们要求，球员在场下也是道德圣人

3日凌晨，随着意甲联赛最后一轮比赛结束，欧洲五大联赛全部落下帷幕。

这是特殊的一个赛季，当德甲联赛5月率先重启时，外界充满了对疫情的担忧。但2个月后，我们发现——拥有足球的日子是如此美好，人们担心的场景并没有出现。

但是疫情却真实地改变着什么——球员的社会道德第一次在显微镜下呈现，他们的任何生活细节，都背上了枷锁，甚至是谴责。

梅西在疫情期间主动降薪，帮助巴萨员工渡过难关。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预测，到2020年第二季度，全球总计减少了6.7%的工作时间，相当于失去了1.95亿工人。在各个行业中，受到冲击最严重的包括食品与旅游行业、零售和批发、商业服务以及管理和制造。

体育产业同样没能幸免巨额的收入损失。为了缓解停赛期间的经济问题，各家俱乐部从财务角度鼓励明星球员和高管主动降薪，球员们在疫情期间的降薪行为也成了社会责任的一部分。

由于欧洲独特的球迷文化，足球俱乐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只是一个企业，而成为承载着当地社区期望的社会团体，必须在公益和道德层面做更多付出。

AC米兰的CEO加济迪斯表示：“足球俱乐部不仅仅是踢足球的公司，它们代表着社区的价值观。没有它们，足球将一无是处。在疫情大流行中，我们的行为都将被历史记住。”

体育记者米盖尔·德拉尼则说：“足球俱乐部不是麦当劳。麦当劳说关门就关了，但球队不能这样做。”

在疫情全球蔓延之后，人们对球员的高额薪资进一步提出了质疑——大多数有社会责任感的球员自愿希望通过减薪、捐款，或者某种程度的参与抗疫来为社区提供福利。

著名球员的举动自然有示范效应，比如梅西和C罗都主动提出减少他们的巨额薪酬。

梅西和他的巴萨队友们将这种社会责任发挥在了公司内部——他们主动接受了减薪70%的条件，这些节省下来的薪资被用来补贴俱乐部内的其他雇员。

只要疫情影响不结束，巴萨的雇员们就能通过梅西等球员的减薪来维持获得100%的薪金。

C罗在疫情中，也坚持做着慈善。

与梅西类似，C罗也将体育道德转移至了场外。例如在疫情期间，C罗向葡萄牙的医院捐赠多台呼吸机，以帮助当地治疗新冠病人。

对于巨星们的选择，有欧洲媒体写道：“孩子们模仿这些超级巨星的足球技能，也会学习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或许企业高管们也可以从中了解一些有关危机管理的知识。”

而在英格兰，社会早已经对职业球员建立了完整的道德评价体系，除了英足总的条款之外，赞助商的投资决策标准和花边小报的跟踪曝光让违反体育道德的行为无处遁形。

西汉姆联后卫海登·福克斯在圣诞节假期与朋友在公共场合小便，被俱乐部罚掉两周周薪；利兹联的乔纳森·伍德盖特在夜总会门口醉酒攻击一名学生被判入狱。

阿斯顿维拉的格拉利什因为违反隔离准则被在媒体上曝光；曼城后卫沃克藐视规定在自家公寓接待了两名应召女郎；埃弗顿队的塞内加尔球员奥马尔·尼亚塞也因为违法开车出门而遭到警方逮捕。

皇家马德里队前锋卢卡·约维奇飞往贝尔格莱德探望怀孕的女友，但随后因为未能按照要求自我隔离28天而接受调查。

尤文图斯队的道格拉斯·科斯塔在巴西与队友菲利克斯一起骑摩托车而违反了自我隔离规定……在疫情之下，这些球员们在场外的不道德行为均被放大。

约维奇在家烧烤，违反防疫规定。

此前，球迷们对球员在场上和场下的道德水准匹配性并没有太高要求——或者说，大家并不期望着自己喜爱的球星在场下也是一个道德圣人。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人们对马拉多纳的热爱。阿斯顿维拉队前主教练约翰·格雷戈里就说：“我不希望球队里各个都是天使。实际上，他们只要在周六把事情做好就行。”

很明显，在疫情之前，职业球员的行为举止能够超越道德追求而不被质疑，甚至为了胜利进行毫无原则的尝试。但赛事被取消后，社会对球员们的道德要求反而提高了。

这次疫情也让世界明显感受到，在商业主义和职业体系的双重影响下，体育道德的概念已经被延伸到了赛场以外，体育明星球场外的行为成为定义他本人的更重要标尺——管理者的形象、商业赞助、媒体的影响一同造就了体育的道德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