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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访谈 | 尚长荣:戏曲演员要学会自我降温,多做继承
原创 郦亮 生活周刊 来自专辑上海访谈
尚长荣京剧表演艺术家。1940年生于北京。现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市戏剧家协会名誉主席、上海京剧院艺术指导,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京剧)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尚长荣工花脸,擅演的传统剧目有《连环套》《黑旋风李逵》《霸王别姬》等。在以《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为代表的新创剧目中,尚长荣探索人性、激活传统,积极为传统艺术寻找新文化支撑,这三部作品被喻为“尚长荣三部曲”。
他曾三次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是中国戏剧界首位“梅花大奖”得主,三次获得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奖。2011年被国际戏剧家协会授予“世界戏剧大使”称号。2014年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主演的京剧电影《霸王别姬》《曹操与杨修》《廉吏于成龙》获美国金·卢米埃尔奖、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京都国际电影节“最受尊敬大奖”、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戏曲片奖等多项国内外荣誉。
京剧要永葆青春,如何传承如何发展是一个重要的命题。在尚长荣看来,这个问题的本质就是如何看待传统。“我们不是甲骨文、兵马俑,更不是马王堆。”他对记者说,“时代在发展,审美也在变化,我们要在尊崇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传统,不断求索,让传统焕发新的青春。”
尊崇传统,不断完善传统,不断求索,这是需要一份自信和勇气的。尚长荣曾说,文艺座谈会之后,戏曲发展的环境越来越好,戏曲真正迎来了春天。“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咱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加强,戏曲人的腰杆更硬了,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戏曲人,我们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尚长荣说。
本期焦点人物 尚长荣
青年报记者 郦亮
1几口京剧,一笔好字,
曾经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青年报:你到上海这几十年,除了排演了在京剧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三部曲”之外,做的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不懈地推动京剧在青年中的普及。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京剧走向青年”这个活动。25年前,上海京剧院为什么要做“京剧走向青年”?
尚长荣:要说清楚这个问题,首先得梳理一下京剧的发展史。1790年起,四大徽班进京,受到北京观众的热捧,后来湖北的汉戏班进京,徽汉逐渐合流,经过多年的交融,同时吸收了昆曲、秦腔等其他地方戏的优点,一个新的剧种诞生了。不过那时候叫乱弹、皮黄,还不叫京剧。“京剧”的冠名是在上海,1876年上海的《申报》第一次出现了“京剧”这个词。短短几十年时间,京剧的影响力遍及全国。特别是20世纪上半叶,涌现出了以“四大名旦”“四大须生”为首的一大批名家大师,为京剧的繁荣鼎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52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戏曲汇演在北京举行,当时党的文艺政策是百花齐放、推陈出新。可以说,正是这个平台、这个政策让中国戏曲迎来了又一个蓬勃发展的时期。当时人们主要的娱乐活动一个是看电影,一个就是听戏。老少戏迷很多,“几口京剧,一笔好字”是一件很时髦的事情。
发生变化应该是1958年有了电视之后。那时的电视节目不是天天有,每个星期也就几天,上午放电影,晚上直播一台戏,这个对观众,尤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是巨大的。人们娱乐的方式越来越多,这势必会对观众产生分流。改革开放之后,娱乐方式就更丰富多彩了,很多原本到剧场看戏的观众都去进行其他娱乐活动了,戏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特别是青年观众流失严重。
青年报:所以,1995年推动“京剧走向青年”是一件非常紧迫的事情?
尚长荣:1995年,上海京剧院赴天津参加第一届中国京剧艺术节,演的是《曹操与杨修》和《狸猫换太子》。之前京剧院已经和上海的文化主管部门提出了设想:进京为首都高校学子演10场戏,活动定名为“京剧走向青年”,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未来的国家栋梁,当品民族艺术之魅力”。京剧节还没结束,我演完《曹操与杨修》就和院里的同志一同赶往了北京。
还记得“京剧走向青年”活动的协调会是在北京理工学院开的,当时各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和文体部长都来了,他们都是在校生。对于我们举办这个活动,他们很不解,认为京剧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艺术,让大学生看京戏“太古老了”。协调会开得很不热烈,看到大家这种反应,我说,这样吧,我给大家用京剧的旋律唱一首周总理的《大江歌罢》。我扯开嗓子一唱,没承想学生们反馈挺好的,觉得好听,也都鼓掌了。
青年报:那次演出效果如何?是否出现预想之中的冷场?尚长荣:演出前,我们赠送了京剧知识小册子和问卷,租大巴接送学生。学生干部说,送票可以,但学生们是否能来就不能保证了。一票难送啊,当时就是这么一个局面。演出地点是在北京海淀影剧院和民族文化宫,四出戏共演十场,《曹操与杨修》《盘丝洞》《智取威虎山》和《歧王梦》(根据莎士比亚《李尔王》改编),我参演了其中三出。头一出戏是《曹操与杨修》,当时我关照剧组的同志们,节奏务必紧凑,表演务必强化,即便观众中途退场只剩下一成,我们也要不受任何影响地把戏演下去。
出乎意料的是,从第二幕起观众席就开始鼓掌,到第四幕剧场彻底沸腾了。直到演出结束,全场共获得了四十余次掌声。我心中的大石头一下子落地了。谢幕时我和饰演杨修的何澍约定好走到观众席中去和大家交流。观众热情地围绕着我们,现场氛围太热烈了,至今难忘。当时,同学们要我讲几句话,我说了两句。第一,是感谢同学们冒着零下十几度的严寒来看我们的演出。第二句是,京剧艺术永远属于青年。第二天,《中国青年报》的头版文章就用了这句话作为标题。此后的几场戏,从“一票难送”到“一票难求”了。
那次进京演出,既非作秀、炒作,亦非哗众取宠,而是逼着我们深入到青年当中,去做播扬、普及戏曲的工作。事实证明,京剧只要紧跟时代,贴近观众,就可以获得青年人的青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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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演员要克服自我炒作自我膨胀,
要学会自我降温,多做继承。
青年报:你为什么说“京剧永远属于青年”?
尚长荣:我们国家民族众多、幅员辽阔、文化积淀深厚、戏曲剧种丰富。进入21世纪,摆在戏曲人面前的,是如何更好地继承研究、推陈出新跟上时代的大潮,让更多人欣赏到古典、近代、现代的优秀剧目。
这是戏曲人的义务和担当,也是我们的使命和责任。京剧的历史比不了昆曲、秦腔,也比不了梨园戏,它只有二百多年的历史。京剧是徽剧、汉剧和昆曲等地方剧种结合的产物,它的旋律和板式是相当丰富的。应该说,正是因为京剧顺应了当时人们的审美需求,敢于与时俱进、海纳百川,才会不断地发展、壮大。
任何事物拥有了青年就拥有了未来,我们应该多做争取青年观众,献艺于青年的事。比如,进京演出的这四出戏,没有一出传统剧目,全都是上海原创,首都高校的学子们接受了,这就说明了问题。这些高校学子是未来的主流,而这个活动则是力争得到未来主流观众的认可。他们热烈的反响和反馈大大增强了我们的信念和信心,也证明了我们的追求、我们努力的方向是正确的。
青年报:这其实也是京剧传承发展的一部分。还是想多听你谈谈京剧的传承问题。你对京剧艺术有开创性的贡献,有人建议你称“尚派”,但你坚决不称派。你如何看待流派的传承、发扬与创立?尚长荣:京剧大师们都是博采众长、不断创新的。上海的周信芳先生是这样,梅兰芳、程砚秋以及我父亲尚小云先生也是如此。梅先生说过,他的“梅派”是“没有派”,京剧前辈们都是靠不断创新来推动剧种发展的。戏曲评论家刘厚生先生也曾说过,对于流派,要先规后跳,这个“规”是规范、规矩,不是归属于哪个流派。
学习流派、传承流派没有错,但要避免克隆、复制。我一直认为,对于传统,要“死学”,但不能“学死”。“死学”就是认真地学,“学死”就是僵化模仿,这是不能推动戏曲发展的。故而,我绝对不会称派,也不敢、不能称派。我承认我有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一个演员如果能拥有自己的艺术风格,就很不容易了。
当年大师们的流派不是自封和炒作出来的,而是有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以及展现手段之后,受到了广大观众和同行的认可,是客观形成的。作为一名戏曲演员,一定要克服自我炒作、自我膨胀,要学会自我降温,多做继承、传播、推动的实际工作。要自信、自强、自重、自爱,当然,小有名气后更要懂得自律、自省!
青年报:我们应当如何看待传统?
尚长荣:传统是根,抛弃了传统的发展就是无根之木。现在舞台上的昆曲《牡丹亭》和《十五贯》,绝不是当年的样子,但这不代表对传统的轻视和摒弃,因为它们的基本技法还在,剧种的精髓是没有改变的。京剧也应该是这样子。我们不是甲骨文、兵马俑,更不是马王堆,时代在发展,审美也在变化,我们要在尊崇传统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传统,不断求索,让传统焕发新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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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块热土最不保守,
最没有门户之见。
上海需要我,我更需要上海。
青年报:说说你的“三部曲”吧,这是京剧史上绕不过去的里程碑式的作品。你与上海、与《曹操与杨修》是怎样结缘的?
尚长荣:戏曲界有这样一种说法,在北京唱红不算红,必须得到上海,只有上海的观众认可了,才算真正的走红。从小我对上海就特别“仰望”,记得第一次来上海是1951年,我在舞台上深切感受到了上海观众的热情。上世纪50年代总共来过三次,后来1983、1984年又来过两次。
还记得上世纪50年代,那是全国京剧院团最红火的时候,既有传统老戏,又有经过加工整理的新编历史剧不断涌现,比方说《杨门女将》《野猪林》等。这在当年给了我很大的启发。1986年,我到苏北巡演,当时的演出环境很不好,大家都很艰难,我总觉得,不能墨守成规,老戏老演,老演老戏。几十年前,前辈们都能创排出那么多新戏,为什么现在一提新编戏就反感呢?在改革开放大潮的激励下,我们不能光吃老本,各行各业都在如火如荼地奋斗着,自己也不能停滞不前。
不惑之年,就想干些事情,而命运让我遇到了《曹操与杨修》的剧本。当年,我没有选择陕西和故乡北京,而是选择了上海,因为这里素有开拓创新的优良传统,它引领着我、激励着我,夹着剧本、听着命运、坐着绿皮火车,“潜入”了上海滩,谋求与上海京剧院的合作。上海这块热土是最不保守、最没有门户之见的,大家都有共同的追求,方能一拍即合。我感谢上海这座城市,感谢上海的团队以及上海的观众们。
青年报:据说创排《曹操与杨修》的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尚长荣:当年《曹操与杨修》的创排不是一步到位、一蹴而就的,而是凝结了许多人的心血和智慧。我们克服了许多外在条件的不足,扛过了寒冬酷暑,大家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儿往一处使,这是可贵的“一棵菜”精神,也是难忘的“曹杨”精神。
三十多年过去,《曹操与杨修》已经有了传承版,也搬上大银幕了,但这并不是终结,不是功成名就,也不代表可以束之高阁,我们仍要呼唤当年“苦排曹杨”的精神,将之投入当下的创作,以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佳作,满足人民向往美好生活的精神文化需求,这才是我们戏曲人的社会担当和时代责任。
青年报:《曹操与杨修》《贞观盛事》《廉吏于成龙》这“三部曲”都是你在上海创作完成的。你眼里的上海是一座怎样的城市?
尚长荣:创排《曹操与杨修》的过程让我对上海这座城市的文化氛围有了更深切的了解,觉得这是一个适合搞创作的地方。我是1991年4月从陕西省京剧院调到上海京剧院的。当时有朋友好心提醒,说你到上海之前得先和他们谈好,牌子、票子、房子、车子,缺一不可。我避口不谈,因为我觉得上海不会亏待我。
我之所以选择上海,更看重的是这里是一个能做事、能做成事、能做成大事的地方!这里是最没有门户之见的,上海需要我,我更需要上海!现在来看,这步路走对了。以前说一个人“很海派”,海派就是新潮的意思。我置身这片潮流之中已经30多年了,每每提到“潮流”,我总说,我愿意当赶潮人,不当观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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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有韧性,
这是咱们戏曲发展的底气。
青年报:当下戏曲院团的发展,你觉得还有哪些问题亟需解决?
尚长荣:近年来,各戏曲院团发展目标更为明确,底蕴更为扎实,资金也更为雄厚了,但我觉得戏曲人还需要“一日三省吾身”:看一看哪些地方还没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哪些地方尽责尽心还不够,哪些地方可以继续完善并开拓出新的局面。
很多戏曲院团生存之忧的问题解决了,但更需要一种拼搏的精神、一颗上进心和一种奋发图强的气概。我一直觉得中国人有一种韧性,不会被任何坎坷、艰险打压击垮,总会迎难而上、不断前进,这是中华文化的根脉,也是咱们戏曲发展的底气。
青年报:你参加了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召开的文艺工作座谈会,并作了发言。你能谈谈体会吗?尚长荣:六年前,我非常有幸在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并在会上向总书记作了汇报。我是第二个发言的,汇报完毕,总书记带头鼓掌,我倍受感动,这是对我们戏曲工作的充分肯定,这是信任,是重托,更是激励啊!
习总书记在讲话中深刻阐述了文艺和文艺工作的地位、作用和重大使命,创造性地回答了事关文艺发展的一系列带有根本性、方向性的重大问题,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做好文艺工作做出了全面部署。他在讲话中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中华文化繁荣兴盛,中国精神是社会主义文艺的灵魂,要创作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这篇重要讲话对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也给我们一线的文艺工作者极大的启发和引领,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文艺工作座谈会之后,目之所及,国务院和各地方政府的相关政策陆续出台,戏曲发展迎来了众多新举措、新气象,我们看到了自上而下的真真切切的关怀,也看到了自下而上的实实在在的变化。我最大的体会就是,咱们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不断加强,戏曲人的腰杆更硬了,我们完全可以自豪地说,我们是戏曲人,我们从事的是伟大的事业!
我相信,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为使命任务,充分激发戏曲院团和戏曲人的创新活力,一定能创作出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舞台艺术佳作,我们也定能迎来戏曲发展的又一座高峰。
作者:青年报记者 郦亮
原标题:《上海访谈 | 尚长荣:戏曲演员要学会自我降温,多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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