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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奔赴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 | 金爵论坛实录

2020-07-30 06:53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1月23日，武汉封城，人们在遭遇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之时，迎来了一个最不平凡的新年。大年三十晚上，跟随着各地援鄂医疗队奔赴前线的，还有一群扛着摄像机的纪录片人。他们或穿上防护服与医护人员在救治一线共同经历生死搏斗；或敲开身处“风暴”中心的武汉普通市民家门，记录下他们在不平常之中的日常；或是带上手机和无人机，走出家门，在武汉的街头来一场边走边拍的记录；更有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的外国人，决定用自己的镜头告诉世界一个真实的武汉……

今天，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的当下，这些纪录片人放下手中的摄像机，一同走进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电影论坛，与大家分享他们在抗疫前线的所见所感。

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

时间：2020年7月28日

地点：上海

主持人：吕新雨 | 学者、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

嘉宾：（以姓氏首字母英文排序）

范俭 | 纪录片导演

范士广 | 纪录片导演、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工作室负责人

林晨 | 短视频创作者、短片导演

秦晓宇 | 导演、诗人、文艺评论家、大象纪录创始人

竹内亮 | 纪录片导演

主持人：我现在对每一位导演会问一个问题。我们先从范俭导演开始，疫情期间拍摄武汉社区故事，澎湃新闻出品的《被遗忘的春天》。我目睹了这部纪录片成长的过程。范导之前拍过汶川地震的片子，我看到你说这次的片子会和汶川地震的片子不一样，是因为你希望采取一个稍微抽离的方式对待灾难性的题材。因为在汶川地震的时候，包括你之前拍汶川地震的《活着》《人间》，很多自我投入比较深入，深入到很难拔出来。

所以你在这次的片子里决定不再采用这种方式，而是采用相对比较克制和理性的观察方式来处理这个题材。我们也看到这个片子在质感上比较强，但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一种克制的态度或者说一种克制的美学。

这样社区的问题在疫情中也是非常受大家关注的，你采取的观察式的方式需要大量的和人采取近距离的交往模式来拍摄。这个片子你肯定会碰到很多的问题，因为在这样特殊的疫情期间怎么和你被拍摄的对象采取能够彼此信任，能够完成你的拍摄，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又不被对方的故事拉到情感的陷阱里边，还能够保持客观的态度。当时碰到的问题和你的想法，以及你自己觉得在片子的完成过程中自己的自我评价是如何的？

范俭：谢谢吕老师，我们确实蛮熟的。提到这个话题就提一下咱们这个论坛的题目叫“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这跟我的心态有关系，我是3月份去武汉，我不是抗疫的，我也没有打算去前线的感觉。所以“前线”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很多的事情，这个词我们都可以理解，因为在中国过往几个月发生的大疫情真的像是一场战争，前线就是在武汉。

我作为拍片的人没有想上战场的心态，只是想拍一部片子。后来慢慢的我发现你去了武汉，你作为影象工作者拍片好像也具有了某种崇高的背景。其实我并不觉得我做的工作有什么崇高，我只是去拍片。在去之前我也是很害怕的，我和我的团队都经过了害怕的过程，因为也不知道在那儿还有什么样的状况要面对。

正常斗争了一下心理最后决定我们去拍这个片子，这个片子值得我们去拍，不是多么崇高的行为，就是工作行为。去到那儿我们跟当地人打交道，当地人觉得我们是“逆行者”，我不觉得我是“逆行者”，我觉得只是拍个纪录片，既不崇高，也没有不崇高，只是平和的状态去看待。

范俭

之前我拍过汶川大地震，这次我不在第一现场去拍，我有意的选择了往后退一步或者退半步。所以我从开始就没有想到去医院拍，我一开始就想对生活日常展示拍摄。因为在这种疫情之下武汉人的生活日常是什么、人的关系怎样的被影响，在当时没有太多的被看到。其实这更不符合纪录片的观察态度，而不是新闻视角的观察，所以我就选择社区。

我到社区里边发现基本上没有拍纪录片的，反倒我可以施展的更多。在社区拍完《被遗忘的春天》以至于我更加想退两步，想退更多去看这个城市的状态。我在那个期间拍了一个短片，其实跟具体人的创伤没有关系，是整个城市的气氛，或者城市在那个期间所遭遇的创伤。

简而言之我选择的视角确实跟拍汶川地震的时候有新的选择和变化。遇到的困难主要在于进入到社区里怎么能够走到人家家里，这是非常难的，被拒绝了很多回。尤其是我们想要进入到有新冠患者的家庭里被拒绝了很多回，我们自己也承担了很多，后来有一家愿意接受我们拍摄，还算比较幸运。

主持人：范导的片子比较多的沉淀了我们之前讨论相对独立纪录片导演的传统，这个传统能够走到最底层去，沉到最下面，然后去看日常生活，用一种信任、交往的方式来做。这个片子基本上体现了这个传统的延续，只是说在疫情期间这套方法，人与人需要隔绝的方式，你需要通过打破这种隔绝来拍片子碰到的挑战是跟平常不一样的。

范士广导演，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就是年夜饭的那一天，我一边把电视机播放央视春晚的声音上，同时一直在看手机。因为那天晚上上海医疗队紧急出发，所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了白衣战士们穿着军服集结在飞机场前的照片。范士广导演作为最美逆行者的同行者出发，我们看到的片子《人间世》特别节目的片子也分享了这个视角。

我印象非常深刻，这个片子非常简练和锋利，基本上没有一个废镜头，所有的节奏也是非常锋利的，内容也是非常锋利的。同时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特点，延续了我们《人间世》共同的视角就是医护人员的视角，基本上跟医护人员的视角是同频的，通过把这个群体的视角呈现出来，这是这个纪录片最大的特点。我们也知道这次中国的疫情里边很重要的主角就是这些医护人员，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他们是怎么想的，他们是怎么对待疫情的。这个故事一定是疫情纪录片里最核心的故事。

我想问范导的是你和这些被拍摄者在片子里已经默契到水乳交融的程度，这是之前建立的关系，还是通过这次拍摄才建立起这种关系，他们非常愿意让你们把他们的视野、他们的喜怒哀乐通过你们镜头的渠道呈现出来的吗？他们非常支持这个片子，他们也愿意把自己呈现在这个片子里或者开放在这个片子里，这是这个片子最有力量的地方，你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

最后的时候你出现了让医护人员直接在镜头面前陈述，跟之前的纪实风格稍微有点区别，你这种处理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范士广：首先我做纪录片导演之前做了十年的新闻记者，是做深入调查记者，那十几年的锻炼给了你本能的反应，就是当疫情发生之后你觉得我本能的要去那个地方。就像这次疫情爆发后非常想去那个地方，我要去新闻的中心，我要去告诉大家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事实上我们去晚了，真正应该去的是大年夜。

很多人会把《人间世》这个片子归结为医疗纪录片，因为场所是医院。我一直在说不仅仅是医疗纪录片，我们只是把它当做一个载体，只是把它当做一个场所而已，从而能够去表达我们自己对这个事情的认识。

当时对于疫情来讲，范俭导演去拍社区，我们去了医院。对我们来说，那个时候能够让我们去，能够让我们在那里存活，能够给我们提供一点点的便利，就竭尽所能的拍。这是我们当时去武汉拍摄的心态。

我们去武汉那边的医生和护士也没有说你一定要来拍我们，虽然他们看过我们的纪录片，因为你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也是给他们添麻烦的，而且他们还要照顾你，要操心你，出去的时候脱衣服、穿衣服。我今年35岁，这次能够在武汉过一段非常纯粹的日子，无关物质、无关利益的日子还是非常珍贵的。

正是这种无关物质、无关利益的东西给我们呈现了非常纯粹的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或者守望相助，非常纯粹的情感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非常感动的，而且是非常怀念的。我举个例子，到那儿前七天人会比较兴奋，一旦过了七天之后你会沉浸在非常痛苦的过程中，因为每天在医院面对的都是非常悲惨的事情，回到酒店宾馆又是一个人，长久下来心理是受不了的。那个时候你就会很少听到音乐，也没有时间听音乐。有一天晚上12点钟我回到酒店，突然之间我们酒店前台一个人在那儿弹吉他，第一次感觉到音乐那么美妙，能够抚慰你。我说你为什么这么晚了还在弹，他说我觉得大家都蛮苦的，我想练练琴，到时候等你们走的时候能够给你们弹弹我学的歌曲。我们是4月1号走的，她真的拿出那把吉他给我们弹一首歌曲。

她只是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因为疫情关系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老家，就一直待在武汉，一直在酒店做前台，打扫卫生，帮我们理东西，帮我们送拖鞋，什么杂活、累活都干，最后还能送我们一首歌曲，我觉得这是非常纯粹的。

您刚才说为什么还有一集是口述史？作为一个导演，你去前线之后一定是带着非常强烈的目的性，我要找一个好的故事，我要发现一个非常好的人物，我要展现一个矛盾冲突的人物故事。当然我们那个时候也是带着这个人物出去的，因为我们不单纯是一个个人的纪录片拍摄者，我们还是一个工作机构的员工。那个时候我们坐着火车去武汉的时候我说我实在拍一集就够了，到了武汉就奔着这个目的去了，找人物、找故事。

但是有一天我在红区里边随便跟一个护士聊天，我就拿手机拍着，我问这一个月、两个月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什么事？她说就是前几天伺候的一个病人去世了，但是他的手机还没有人领，就锁在柜子。死亡的那天晚上那个手机就不停地在那儿响，柜子会震动，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值班，我感觉受不了了。我会脑补这个电话到底是父母打来的、孩子打来的还是亲朋好友打过来的，我也没法去接那个电话，因为我不知道该跟他家人说一些什么。说着说着她就哭了，我能看到她的眼泪啪啦啪啦往下掉。

这个时候我突然意识到，心里的想法要修正一下，她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小护士，我也只是非常偶然的在一个过道里边跟她聊天，但是我就觉得她说的话特别能够戳动我的心。很小的一件事情她哭了，我也哭了，因为她有同理心，她有人情味。我就觉得我不能够按照之前的套路拍下去，我觉得这是不对的，因为你面临的是非常庞大的、复杂的灾难，不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故事。因为故事最大的作用是把这个世界简单化。

范士广

我觉得纪录片最大的作用就是在反映现实和时代的时候，更重要的是呈现这个世界的复杂性和人的复杂性，这是你的天性要做的一件事情。从那天见到那个护士之后我就开会说必须得做另外一集，我们能不能采访100个人，每个人一定都有类似的经历。在特别重大的灾难下，我觉得个人化的叙事、经验和体验一定是非常重要的支撑，而且会让你看到个体中的经历。若干年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这段历史是更为宝贵的东西。

所以我们就展开了100个人的采访计划，我们离开武汉前一天还在采访，我们真的收获了非常多的个人化的经验。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里边很有意思的情节就是有一个医生跟我们讲有个武汉的医生给他发了一条微信，我们主任说了“你们外面来的医生、护士来了之后一定要照顾好你们，不能够让你们出任何差错。我们主任也给我们下了死命令所有危险的工作我们自己医生上，所以埋管的时候你们全部在旁边，我们自己上。”他说这不是你们武汉一个地方的事情，是整个全中国的事情。我就非常感动。

《人间世》一定不是特别跌宕起伏的情节，我们是拼了命，努力的想把个人的经验加进去，因为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

主持人：范导给我们分享的一段经历其实都是普通的人，《人间世》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医患关系紧张才会有这个片子出来。但是我们看到命运特别时刻，因为国难奔赴武汉前线，在那个刹那间，在这样特别的历史时刻把我们所有人命运连在一起，也使得我们所有人都卷入到这个命运里边。

所有的普通人，包括拍摄者都进入到一个历史的风暴点，平时小得小失的事情都退到后面去了，更大命运的链接把我们所有人都卷在一起。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心无旁鹜的卷入到一场生死决战里边的时候，大家的命运共享、同情共感，在这个过程中所有人都获得了一种升华。

撤离的时候医护人员觉得我就是一个普通人，我被这么感激也互相感动，也让我们反思这样的场景为什么能够出现，对于我们回到日常生活之后还意味着什么。我本来以为是一个非常沉重的，但是整个片子看到的是精神的力量，看到医护人员竭尽全力的抢救，一个80岁的老人一条腿坏了，我觉得不可能发生的，但是最后奇迹就发生了。如果不是因为你的片子我们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个故事，这些医护人员他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不考虑任何别的东西，生命是最重要的。以为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完成了，那些医护人员拼了命把它送到医院抢救，你看到逻辑起点很简单就是救命，不是因为年纪大，而是因为还有一线可能我们就尽百分之百的努力，朴素的理念但是被推到极致，最后手术下台之后所有医护人员全部汗湿了。

我在B站看到满屏的致敬，心里面也很感动。我觉得非常正能量，但是这种正能量不是廉价的正能量，给我们描述了现实的精神，乌托邦是可能的，恰恰是在大灾难下才发生的，这个对我来讲是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也感谢范导的团队给我们贡献了这样的片子，而且也是因为这些片子才认识了可敬的中国医护人员。平时在上海医院里见一次也不容易。刚才听你说有那么多素材。

范士广：《人间世》一共有6集，武汉做了4集，还有2集内容是关于上海的抗疫故事，一集是疾控中心，到现在为止很少看到疾控方面的纪录片。还有一集是关于上海公卫，纪录了一位武汉护士，妈妈感染了病毒。

主持人：两位范导一个是在日常生活中看到不寻常，一个是非寻常看到的日常。第三位导演林晨是B站知名短片创作者，原来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主持人。疫情期间拍摄《武汉日记》广泛传播，获哔哩哔哩历史最高纪录播放量。

林晨：现在差不多是2000多万播放量，但是现在应该不是最高纪录播放量。

主持人：我们都关心武汉，可是都不能到武汉，所以我们强烈的想知道武汉到底在发生什么。林晨的片子是我们第一时间看到的，当时没想到做一个纪录片。我自己感觉恰恰是因为你自己没有作为纪录片自我界定或者自我限制，所以我觉得你的片子对我来讲特别有意思的几个点恰恰是自我角色界定的问题。第一集的时候你是想通过这个片子告诉大家怎么防护，同时也鼓励大家坚持下去。一个武汉的年轻人在城市生了大病自己在想应该做什么，在共同思考这个城市的未来，把这个思考贯彻到自己能做什么的定位上，所以就走出了房门，然后拍摄自己所能够拍摄到的场景。

还有一个功能，你是想告诉不在武汉的人到底发生了什么。有一个非常清楚的诉求就是希望大家关心武汉，同时也来帮助武汉。这个诉求也是你作为一个Vlog作者是武汉年轻人行为知行合一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你在那边拍武汉，而且都是几个关键的时间结点，这些关键的时间结点都是外界想知道武汉到底在发生什么。你通过你个人的视角来告诉中国人，甚至告诉世界武汉人民是怎么应对的。

另外一点印象也很深刻，你一直在鼓励大家不要放弃，我们怎么去应对他，包括同伴的父亲生病了你陪伴他到三点钟。武汉的年轻人怎么成长起来，成为武汉的主人。我是从这个角度来理解你的片子。

很有意思的是你有的时候也会说作为一个媒体人，当你的片子开始被大家所知道的时候更多人希望看到，这时候你就会采访，让更多的声音通过你的渠道被外界所知道，所以你也不会过多考虑。你的整个传播，整个影像生产和传播全是在新媒体平台，通过互动的方式促进你的下一个内容的生产，不断地往下走。完全是新媒体互动平台上做的。

第三个点是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在你的片子里非常有趣的叙述视角是无人机，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场景是用无人机拍摄的，你很明确的把无人机看成是你个人视角的化身。所以可以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一方面你在城市行走，三位一体构成了一个主体的视角。我觉得比较新颖一点的是无人机的视角，你当时为什么要用无人机，你觉得无人机的视角对你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点很好奇，而且也是跟传统的纪录片不一样的地方。

林晨：可能在拍之前我并没有想得那么多，我也不知道会达成这种效果，您是怎么样认为它们是同一个视角的？

主持人：从纪录片的角度来讲，每个镜头都要看现实可能性，这个镜头之所以不是故事片，是一个纪录片，我们要看镜头在现实中是可操作的，是真正植根在现实中的，不是后期做出来的，也不是通过数字化解决出来的。所以我会看镜头在现实中的位置，这个时候也是判断纪录片和现实关系的视角。

你的片子里对我来讲，比较好奇的就是大量的无人机视角，一般意义上是作为客观视角，但是你的片子里都是你的主观视角。

林晨：我觉得片子是一个很跨界的东西，因为是我个人视角出发，从开始的讲述到后来的东西都是我个人搀杂在其中。加上无人机，我会首先配上自己的旁白，跟我产生关联，大家会知道这个无人机是何时起飞的，我会把起飞的过程也拍进去，不会说是突然来了空镜，这两个东西是没有关联的。我自己拍的时候因为我需要向大家展示真实性，我自己从我的视角探索这件事情，大家是能够看到这个过程的，所以知道无人机是从哪里飞的。都是跟我说的东西有关联的，所以我觉得能够组合成一个我自己视角的东西。

因为我自己也会把无人机当成一个我能看到的东西，很多东西飞起来看是不一样的，很多看不到的东西是可以帮我看到的。我拍的时候就这样想，后来的时候也比较自然的能够融合起来。

林晨

主持人：所以我觉得林晨这个片子不是纪录片，但是又是纪录片，是没有按照纪录片的路数拍的，而且自己也没想到我要拍一个纪录片。我们恰恰理解为纪录片在新媒体时代是开放的，您认为可以后面剪出一个片子，但是我们看到林晨的片子真正发挥作用的不是到最后的时候在大屏幕上呈现出来的，而是过程中呈现出来的。

纪录片的生命打开了一个空间，是不断地在发生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片子的形象不断地改变，而且改变本身不断地进入到片子的生产过程中。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拍摄者和这个世界共同成长的一个记录，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视频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天新媒体时代我们纪录片理论和实践之间怎么打开，怎么让新媒体进入到纪录片的拍摄过程中，这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话题。我觉得林晨的故事还没有完，这个故事还是会延续下来的。

现实中延伸的故事和纪录片文本之间的对话关系使得记录本身也是一个现实的行为，是一个过程，不仅仅是在文本中的，是一个现实中的行为。也恰恰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对于武汉疫情的事件来讲也不是一个静止的，可以被客观化的东西，同时也是我们生命过程的一部分，而且这个过程依然在延续。

林晨：一开始我确实没有想到会做一个纪录片，因为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没有完整的故事线，我自己在里边会干扰这个事情，也没有客观的记录性。但是确实基于大家的需求，有一点偏向新闻，因为有实时性，大家会关注。我不是一个新闻媒体人，我没有办法获得更多的许可证，一个人也没有这个资质，所以我就只能从日常视角出发。

刚才范导说的我体会很深，大家日常的东西是更加真实鲜活的。因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我的经验当中这些东西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有了这个镜头就有了一个背景。在这个背景下大家日常的生活就被升华了，大家都会觉得我是一个普通人，但是为什么我成为英雄。在这样背景下很开心的瞬间就会变成很有力量的东西，确实我的片子没有一个特别完整的故事线，但最后呈现出来整个精神和背景又是一致的。

所以最后是基于大家的需求做特别实时的反馈。您说的比较贯穿的精神确实是我身在这个城市中还有我身边的人能够感觉到的，大家虽然很绝望，但是我跟朋友聊他一直在给自己打劲，一直在给他的父亲加油，是抱有希望的。我们自己生活中经历特别琐碎的事情，我们能够正常的吃到菜，能够让我们觉得很有力量，可以坚持下来，加上全国各地的网友做的事情会让我们觉得这个事情很有希望。不是刻意想要说很正能量，确实是每个人能够感受到的东西。

主持人：本来不想拍纪录片，恰恰是年轻人内部的视角叙述了城市在疫情发生过程中年轻人是怎么经历和怎么体会的。在今天的新媒体时代我们怎么记录纪录片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问题。也非常感谢林晨做的这些努力，以不是纪录片的方式成就了纪录片要完成的任务，就是以内部真实的第一人称的视角告诉我们武汉的故事，疫情的故事。

这个话题还是延续下来，因为秦导计划的《余生一日》不算最新，之前民国时期《良友》杂志也曾经征集文稿编一本书，展现多视角。今天这个新媒体时代秦导通过征集新媒体时代的创作来构成的，林晨是从自己非常清楚的视角出发，但是秦导想做的是比较宏大的工程就像是一个万花筒，试图把不同的视角集结起来，打破单一视角的需求，能够形成一个多视角。这是从秦导的计划里看到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看到片子，我们也对这样的尝试充满了好奇。

而且不同的是最后需要以大屏幕的方式来呈现，恰恰又是从新媒体的平台上完成大屏幕的，告诉我们进展情况，您在这个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内容，对这个片子充满了信心，你看到的内容打动你的到底是什么样的内容？

秦晓宇：刚才林晨说得非常好，其实他揭示了全民记录的时代和全民导演的时代正在来临。因为我们拍摄的设备非常普及，一个智能手机就能完成高质量的拍摄。全民记录的意义在我看来非常重大，每个人不仅仅是一个值得被记录的对象，本身也应该是一个自觉主动的记录者、创作者。相当于把历史书写的权利分散在每个人手中，这样一种全民记录的方式有别于我们以往单一视角创作团队的方式。

今天在讨论前线纪录片人，其实这几位导演都在武汉拍摄过，我当时组织这个项目的时候是足不出户的，我们2月5日发动，2月7日的时候大家进了20个微信群，我们在里边有充分的互动，拍摄当天大家一直在群里边讨论。

我不能够严格意义上算作前线，但是我觉得疫情其实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的方式。其实在中国2月9日的那天疫情还在爬坡，其实每个空间都可以说是前线，人心和病毒的恐惧、焦虑每个人都深深地体验了。我觉得这种前线感在当时是很剧烈的，因为那是一个时间的前线。

我更在意的不是在前线拍摄，而是在深处拍摄。我觉得我更感兴趣的是在深处，所谓在深处也许是被遮蔽的，也许不再是环境、社会层面或者公共空间，恰恰是心理情感的比如说拿这次疫情来讲分为两个空间，一个是公共空间，我们能看到的红区、方舱、接头，但是还有一个巨大的私人空间，私人空间里是一个可以摘下口罩的地方，是一个我们情感最直接表露的地方，如果要呈现疫情来临的那一刻真实生活的时候那个空间是极为重要的，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喜怒哀乐，大部分的日常生活，或者最日常每个人的抗疫方式都是在私人空间展开。这个私人空间其实是电影艺术，是文学作品最擅长，最有力表达的地方。

也许很多的新闻报道会去红区、方舱医院这些公共空间拍摄，从疫情开始的时候电视机里边或者网络上不间断的能够看到这些东西。但是恰恰另外一部分巨大的私人空间，千家万户里头的内容我们是看不到的，因为你可能只能去拍摄某一两个人家，没办法到千家万户拍摄。这种全民记录的方式其实可以让你深入的走进千家万户，他们自己在记录自己的生活，你能看到生活里的一切信息。

这几点构成的作品也不是我们的原创，我认为是一种方法论，因为有强烈疫情的背景。《浮生一日》是生活的万花筒，《余生一日》恰恰是生活的聚光灯，能够承载着启蒙的意义。大家突然觉得原来我记录的生活是有意义的，它就是历史本身，原来我就是一个历史的书写者。当明白这一点的时候一下子打开了一个世界，这个就是我们整个作品比较重要的意义。

当然作为创作者我们希望这部作品即使有主动自觉的记录者一起完成的，同时能够呈现在大荧幕上的影象艺术作品。比如说明年的武汉解封日所有人坐在影院里看过往一年如此牵肠挂肚的一段生活，我们那个时候会百感交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也同时要构成一个作品。

秦晓宇

其实林晨没有觉得自己拍的是纪录片，因为我之前是一个《我的诗篇》的书写者，我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一个规范的纪录片，我从来都不介意这一点。我也跟很多人有过很多的讨论，我真正在意的是我的作品是不是好的作品，是不是一个出色的作品，四不像也无妨，真正的创作就是打破边界，而不是划地为牢。林晨的创作发生于Vlog时代，证明全民记录的时代已然来临了。

我们第一次全民记录计划只是一次尝试，以后这种方式会成为一种常态化。比如说遇到值得记录的历史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用全民记录的方式来记录。疫情这样的事情涉及到整个中国，范俭导演只有一支团队，只能到武汉，但是如果一个历史事件当时已经波及到中国的方方面面，我们怎么样在第一时间能够记录下最珍贵的东西，只能是发动群众来完成。

主持人：秦晓宇导演是诗人、文艺评论家，执导的纪录片《我的诗篇》获得第1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最佳纪录片金爵奖，担任监制和制片人的故事片《第一次的离别》获得第69届柏林国际电影节新生代单元评审团大奖，策划、执导疫情下的全民记录计划《余生一日》。其实在我的朋友圈转发了对这个纪录片的介绍，我自己特别期待看到这个片子。刚才秦导说到《余生一日》的理念是特别有意思的理念就是私人空间的问题，因为从专业做纪录片的角度来讲对私人空间这个问题比较敏感，如果我们拍摄私人空间有一个非常强烈纪录片伦理的问题。特别是对于一个职业纪录片导演怎么处置别人的私人空间，这是纪录片经典的命题就是伦理的问题。

但是在今天全民记录的时代，林晨自己记录自己的生活只要自我授权就可以了。所以我们看到林晨把自己的个人生活和公共生活打通来拍自己的故事。所以拍的是武汉的故事，同时也是他自己的故事，以正在进行时的方式来做的。秦导先发动群众，动员大家有一个自我意识，我可以来记录我的生活，我的生活是可以进入到历史里边的，那是因为我们都卷入了前线，即便在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前线，整个中国都是前线。

每一个故事，每个人的生活其实都是革命性的，因为我们每个人都要关在家里，都处在革命性的变革中。也许革命性的变革会是世界革命性变革的一个部分。怎么在革命性的变革的过程中把普通人在历史的主体性能够呈现出来，我觉得秦导想在这个方面做尝试。

因为在疫情期间我们每个人都必须把自己封闭在私人空间的情况下，这个私人空间同时就具有公共意义。在导演不可能完成的事情我们通过动员、启发、发动，或者让这些普通人愿意亮出自己的私人生活，把它变成一个公共生活。最后我们把这样的让渡仪式化，正是在这样仪式化的过程，每个人的个人生活通过秦导的编排方式能够呈现出一个主体性，这是一个人们的主体性，普通的老百姓和人民是怎么以一种集体的精神，但是是以个体的方式来进入到历史的。我觉得这是我对您片子的期待，期待明年的国际电影节能够在大屏幕上看到人民自己的故事。谢谢秦导。

最后一位竹内亮导演，是日本纪录片导演，作品《南京抗疫现场》《好久不见—武汉》非常具有新媒体时代背景。非常有意思的是你不断地在用中文和日语两种语言来进行第一人称的叙述。你预设的影片的观众不仅仅是中国的观众，其实还包括了日本的观众。你既是中国的女婿，又是一个日本人，你在外国人中既把自己和中国人区分开来，同时又呈现出和中国人打成一片，这构成了你和其他导演不同的地方，这个视角使你自己变成了主角。你在做片子的时候把自己看成是一个主角，你通过自己和南京城市行走的方式又设计了一个行为，这个行为是你自己走到武汉，跟武汉微博上征集来的被拍摄者，你把自己变成了主角的方式来记录你和疫情的故事。

我的问题是当你觉得在这样做的时候你自己的自我认同是什么，更多的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个纪录片导演还是一个普通的外国人在中国，还是中国的女婿。因为我们也知道你在片子里有意无意的在回应国外对中国的批评性意见，比如说中国负面的报道。你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位到底是什么？

竹内亮：我自己的定位还是外国人、日本人，还是纪录片的导演，两个都有。

虽然拍了同一个内容，但是外国人更愿意听像我这样外国人说的话，完全是同一个内容，但是外国人愿意相信外国人说的内容。我觉得这个不可思议，但是这是一个现实。所以利用我的身份来介绍真实的中国，这是我的一个定位。因为我喜欢中国，我觉得中国很好玩，所以利用我的身份介绍中国好玩的地方，漂亮的地方。

竹内亮

第二个定位肯定是纪录片导演，我拍纪录片差不多20年了，我自己琢磨怎么拍更真实，最后我自己琢磨出来的结论是自己出境。比如说采访秦老师的时候我在镜头后面，秦老师你给我哭一下，你哭的话比较感动，在镜头后面这样说完全是假的。但是我在镜头面前说秦老师你可以哭一下，我自己以为这样比较真实。所以我选择了在镜头面前做故事，每个导演有不同的风格，我的风格就是特意出境，在镜头面前做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