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当创作什么样的艺术？| 阿兰·德波顿

艺术将被看作是一种治疗形式，

能为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为何我们的工作总是不尽如人意？为何别人的生活看上去总是更加辉煌？如何才能改善我们与恋人之间的关系？

我们总是听人说艺术之重要不言而喻，但很少有人会告诉我们它重要的确切原因。

阿兰·德波顿，提供了一种新的阐释艺术的方法，即：艺术将被看作是一种治疗形式，能为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提供有效的解决方案。

“应当创作什么样的艺术？”摘自《艺术的疗效》。

细细品味，会有很多感同身受的地方。

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

阿兰·德波顿（AlaindeBotton），英伦才子型作家。著有小说《爱情笔记》（1993）、《爱上浪漫》（1994）、《亲吻与诉说》（1995）及散文作品《拥抱逝水年华》（1997）、《哲学的慰藉》（2000）、《旅行的艺术》（2002）《幸福的建筑》和《身份的焦虑》。他的作品已被译成二十几种文字。他于2008年创立了一所“生活学校”，该机构（通过伦敦、墨尔本和里约热内卢的分校）以书籍、研讨会和会谈的形式为人们的日常生活提供建议。2009年，阿兰•德波顿创立了一所名为“人居建筑”的机构，旨在让高品质的建筑走进大众。

约翰•阿姆斯特朗是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一名哲学家和艺术理论家。他的几本著作颇受好评，包括《艺术的哲学本质》（2000年）、《爱的条件》（2002年）以及《追寻文明》（2009年）。

应当创作什么样的艺术？

文：阿兰·德波顿

（摘自《艺术的疗效》。关于图的注解源自书籍）

应当创作什么样的艺术这个问题感觉有点怪异，因为一个不是艺术家的人似乎不应该提这样的问题。我们暗中相信艺术家应当决定自己要做什么，并且按照他们自己也不完全理解的过程来做。我们受浪漫主义思想的禁锢，对高雅艺术充满敬畏，将其看作是种神秘的才能，外行人不能也不应当去介入 。然而，非艺术家不愿去给艺术家作指导或提要求的做法只会致命地削弱艺术的力量，反映了面对艺术何求这样的问题的内在恐惧。我们并不清楚自己想从艺术中得到什么，我们缺乏去要求特定事物的信心，我们放弃这样的一种希望，即艺术家散漫神秘的灵感会满足我们的关键需求。

这种偶然性并非惯常的情况。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期，宗教组织和政府总是把艺术看作对个性和公众生活的基本塑造者，因而认为艺术事业应当不仅仅由个人的灵感来引导，这是符合更广泛的政治利益的。宗教组织和政府希望按照他们对灵魂和社会需求的特定理解来指导艺术的发展：艺术作品应当引导人们追求牺牲和救赎的价值观，或是鼓励人们尊重手工劳动，放弃资本。这些宗教组织和政府毫不脸红地使用“宣传”这个如今最让人厌恶的词汇，对他们来说，艺术只是世上最重要观点的宣传工具而已。

《根特祭坛画》(Ghent Alapee)

van Eyck

图来源于网络

拿范·艾克(van Eyck )的《根特祭坛画》(Ghent Alapee)为例：这套组画中下方的一幅描绘了祭坛上的一只羔羊 (图43)（上图），羊的血流入一个金杯；左边是一个木头十字架，有两个人手持长矛和荆棘王冠；上方的太阳中间，我们可以看见一只展翅的白鸽。范·艾克将一套别人曾详尽批论证的观念巧妙地形象化了。画家所生活的那个社会知道范.艾克的特长。知道他能使油彩看上去像鲜血一样，能让颜料表现出忧伤，不会苛求他同时也是一个哲学家或神学家。他因其创造力而受到奖励——不是奖给那些观念本身，而是奖给对观念的形象化表现。

后来人们对宗教组织和国家的某些行为( 尤其是天主教和共产主义)普遍失去信任，从而导致整个利用艺术为之服务的观念声名狼藉。无数暴君和独裁者借助艺术自我吹捧的行为也给这个本不是个坏主意的观念抹黑：这个观念就是艺术事业可以来自艺术家的个人想象之外，反映社会的需求和观众的心灵。

这时，我们心里会产生一种挥之不去的担忧：谁来决定艺术的走向？如果我不同意怎么办？我会入狱吗？我们将宣传和强制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但我们先辈努力建立起来的自由社会确是基于意见的一致之上的。即便是最有雄心的公司或政党也要通过使民众信服他们产品或政策的价值来赢得市场份额或选票。20 世纪宗教集会数量的减少表明即便像天主教会这样历史悠久、富裕而享有声望的机构，哪怕它手头握有大量的教育资源，想要将其教条强加给市场经济下的民主国家也只能是痴人说梦。

因此，给艺术提出一个发展建议在今天根本就不意味着强制艺术的发展。我们并不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强制待在极权国家，要么放任于偶然的奇想。我们完全不用担心把艺术看作某种美好而重要的东西的宣传工具。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受命建成的建筑，和天主教会或共产主义国家的几乎一样——但却是出于完全不同的目的，也不是通过强制手段完成的。在自由社会中艺术事业应当帮助个人寻求心灵的慰藉、自我的理解和精神的满足。受命创作的艺术应当是来自之前讨论过的七种基本主题。艺术作品要面向纪念、给予希望、应和并使苦难变得高尚，重获平衡并予以引导，帮助自我认知和与别人沟通，开阔视野，为欣赏提供启示(见本书附录:艺术纲领，234页)。

想一想第三个主题:寻找我们悲伤的高贵回应和艺术帮助我们减少孤独与困惑的力量的需求。如今，这种需求只是断断续续地得到满足。在大型博物馆里，我们也许会找到一两个以不相关的方式从事这方面工作的艺术家，这与天主教会通过以其“哀伤的神秘”的经典作品为艺术设定的系统化的追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中世纪早期，神学家们仔细地分析耶稣生活中五个受难的片段，以引发内心的共鸣。那时的艺术家不时地被委托创作关于这些明确主题的作品。

花园中的痛苦

高更

图来源于网络

其中的第一幅“花园中的痛苦”， 表现的是耶稣被行刑前夜的恐惧和孤独(图44)（上图）。这幅画之所以享有盛誉是因为它聚焦于悲痛独特的一面：彻底的孤独感和黎明时分将会到来的可怕而又无可避免的殉难。

这样的艺术尽可能地寻求在特定的时代帮助我们。在基督教的艺术教令中，它循序与第二次“悲伤的神秘”联系在一起，即“荆棘王冠的加冕”描述的是侮辱与无情的嘲笑。如果看作一个整体，悲伤神秘的循环构成了一个详尽的悲伤心理学，给我们展现出生活中受苦的作用，并试图提出一个观点来增强我们忍受折磨的能力，灌输同情，消除耻辱，这种耻辱往往会引起痛苦。

这样的经典标准是处于特定的宗教信仰框架之内的，因此其效力在世俗时代是削弱了的，但仍然能够给被忽略却潜在有益的尝试提供启示：这种尝试即对我们内心悲伤的仔细和系统化的治疗。想象在一个世俗化社会中，艺术的重要追求是作为悲伤的一面镜子，这会与一种心理学工作联系起来，其本身的目的性和丰富性都与天主教会给扬·范·艾克(Jan vanEyck)分派的神学工作一样。想一想我们面对的一些基本悲伤: 爱情上的无能、对金钱的恐慌、不愉快的家庭关系、工作的挫折、青春期的迷惘、中年的遗憾以及年命将尽而壮志未酬的痛苦等。

悲伤的领域之一便是男女关系，然而奇怪的是如今的艺术作品很少关注这个重大的主题。想象一份给艺术家的书简这样写道:

许多夫妻会在饭桌上爆发不快的冲突。起因往往微不足道，比如某人问“你今天过得怎样”的方式听上去有点讽刺或狐疑；一方说了些刺耳的话，另一方看上去有点悲惨麻木；气冲冲走开的那个人怒不可遏，但却感觉像个怪物一样(“这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会有一连串的诸如“我恨你”、“我恨自己”、“我恨你让我恨自己” 之类的话。我们希望艺术作品能够暗示出对幸福地在一起的潜在却受挫的渴望。也许是桌子布置得很漂亮；一方觉得他们什么也没做错，另一方在哭泣；这都是些好人，我们没有谴责他们；他们必须讨人喜欢，他们被一个真正棘手的问题所困扰。他们的痛苦能否因为一件艺术作品而更加高贵，更少了灾难性和孤独感?

杰西卡·托德·哈珀《厨房里的痛苦》

摘自《艺术的疗效》

这个习作是为本书的目的而作，它催生了美国摄影家杰西卡·托德·哈珀(Jessica Todd Harper)的一幅照片， 这幅照片似乎成功地将这份书简的内容表现了出来(图45)（上图）。当然还有其他100种方法来应对这个挑战，表现它的画可以塞满几个美术馆，就像有很多种方式表现“花园中的痛苦”一样。

这个挑战就是重新制定受托创作的计划，以使艺术能有效地为我们的心理需求服务，就像它过去许多世纪曾为神学和国家意识形态服务一样。我们应当勇于将艺术看成不仅仅是艺术家们随性的想象成果。我们应当引导和指派艺术作品直接帮助我们获取自我认知，记住宽恕，学会去爱——保持对永远处于困境中的人类和处于急迫危险中的地球所遭受的痛苦的敏感。

这种策略并非贬低艺术，而是给予艺术活动应得但实际上却很少获得的重要地位。并不是说艺术不吸引人，只是当我们需要有效帮助时，我们不总是会想到求助于它。这种感觉虽然我们嘴上不愿意说，但我们的行为却将它透露了出来。如果我们想让艺术的力量更加强大，对我们个人和集体的生活发挥更大的影响，我们就必须乐意去拥抱这个不熟悉的策略。

..................................................

（以上图文版权属于原所有者）

摘自《艺术的疗效》。

为什么一定要读阿兰·德波顿？

为什么一定要拥有一本阿兰·德波顿？

这本书给出了精彩的答案。

目刻荐书

《艺术的疗效》 阿兰·德波顿

内页范例：

扫码拥有：

欢迎加入目刻社群：

读书社：

团购特价买书群：

入群请添加主编微信（账号mookme_mo)。

原标题：《应当创作什么样的艺术？| 阿兰·德波顿》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