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电影节｜厄运集结成精神乌托邦，从纪录片中看到奇迹

7月28日，作为第二十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官方活动，“抗疫前线的纪录片人”论坛在上海银星皇冠酒店举行。

该论坛邀请了曾身处疫情一线的纪录片创作者们：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导演范俭、《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总导演范士广、《封城日记》的导演林晨、纪录片《余生一日》总导演秦晓宇、《好久不见，武汉！》的日本纪录片导演竹内亮、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院长吕新雨，共同讨论疫情期间如何打开纪录片的拍摄理念而区别于新闻视角，以及纪录片人如何突破边界寻求更多的可能性、全民记录的更深刻的意义等话题。

论坛嘉宾合影。左起：范士广、范俭、吕新雨、林晨、秦晓宇、竹内亮。本文图片均来自上海国际电影节官网。

纪录片要做静水流深的观察态度

由澎湃新闻出品、范俭执导的纪录片《被遗忘的春天》是今年出炉的众多关于新冠的纪录片之一， 主要讲述了武汉确诊病例数最多的社区之一、武汉丹水池社区三组家庭的故事。作为曾经拍摄过汶川地震的纪录片导演，在巨大的创伤面前，范俭这一次很鲜明的选择了退步和抽离，采用了比较克制和理性的观察方式。

范俭

没有选择医院，而是直接扑向社区。范俭解释说，“我想我们纪录片要做的静水流深的一种观察态度，而不是新闻视角的一个观察。这个退半步或者退一步对我来说会有新的发现，反而社区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拍纪录片的，我倒可以施展得更多。”

范俭进入武汉后，整个城市在那个期间所遭遇的那种创伤和气氛，令他有了更新的灵感，他同时拍摄了一部打破故事性的探索短片，这也是这次特殊拍摄带来的特殊收获。

同样收获颇多的还有纪录片导演范士广。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爆发后，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随即组建《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摄制组，奔赴抗疫前线。为展现疫情之下上海这座超级都市的快速应对，节目组第一时间前往上海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上海市公共卫生中心、瑞金医院发热门急诊、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等地进行蹲守拍摄。与此同时，3月初，《人间世：抗疫特别节目》总导演范士广、领队柯丁丁、摄像周圣乐、编导谢抒豪组成的四人摄制组，奔赴武汉抗疫前线，在雷神山医院、金银潭医院以及同济医院光谷院区蹲守拍摄。

范士广

做纪录片导演之前，范士广一直是新闻调查记者，“本能的反应是你非常想去那个地方”。

一直有人认定《人间世》是一部医疗类纪录片，范士广却觉得，虽然拍的是医生护士，场所是医院，但这些其实都是载体。“事实上表达我们自己对这个时代和事件的认知，这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情。”他强调说。

因为那段时间在医院面对都是一些悲惨的事情，所以心情很压抑，但是每天晚上回酒店都会看到酒店前台小姑娘在练吉他。“她说‘我觉得大家都蛮苦的，我想练练琴，到时候等你们走的时候能够给你们弹弹’。我们4月1号走的，她真的拿出吉他给我们弹了一首歌曲。这种感情真的很纯粹。”

“这样非常纯粹的一种情感呈现在你面前的时候，你是非常感动，而且会非常怀念的。”范士广说，“ 我觉得这次能够在武汉过一段非常纯粹的日子，无关物质利益，这种日子我觉得还是非常珍贵的。”

该不该“按照常理性去拍摄”？

疫情期间，人与人是隔绝的，是互相警惕和防备的。尤其是纪录片导演，可能失去前期长时间调研的机会，快速让拍摄对象卸下心防是非常艰难的考验。

范俭就在拍摄期间遇到过很多并不友好的人带来的无端指责，遭遇了很多拒绝。范俭和团队考虑再三，选择不穿防护服进入到拍摄家庭中，虽然自身面临高风险，但能和拍摄对象建立信任通道，他们也正是这样才慢慢打开了拍摄对象的心防，拍到了想要拍摄的内容。

谈到逐渐走入拍摄对象的内心，范士广说自己有一天在红区里跟一个护士聊天，小护士谈到自己负责的一个病人去世了，病人手机还没有人领，而死亡的那个晚上，手机不停地响，小护士晚上一个人值班，心理上受不了，因为自己会脑补，不知道是谁打过来的。

看着小护士哭了，范士广突然意识到这一次他们不该“按照常理性去拍摄”，就是去拍摄故事，因为故事很容易把事情简单化和脸谱化，纪录片导演应该去呈现世界的复杂性，所以之后团队开会，才有了后来的“采访100个普通人”。

吕新雨教授认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点。“医患关系紧张才会有《人间世》出来，但是因为国难，在刹那间，把所有人都联系在一起，所有的人都进入到风暴点。大家都心无旁骛的命运共享、同情共享。这样的场景，也让我们反思，由于厄运集结成一个精神乌托邦，片子里看到的是一个个奇迹的发生。”吕新雨说。

吕新雨

林晨是一名B站的UP主，网名“林晨同学”。他在B站个人账号上相继推送三则疫情下的武汉现状视频，用镜头记录下武汉的“封城日记”。单在B站，三则视频的播放量已突破2000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视频相继被人民日报、环球时报等媒体转发，从而火爆全网。

林晨

林晨的片子似乎更像是一个跨界的作品，它基于一个大家的需求，有一点偏向新闻，有时事性，林晨认为，大家日常的东西可能是更鲜活的，在这个背景下就升华了。

“当时身在武汉中，虽然很绝望，但是我的朋友一直给自己打气啊给亲人加油，生活中，能够正常吃上菜，等等这些细节能够让我坚持下来，所以不是我刻意地追求正能量，它就自己产生了这种精神力量。”林晨感慨地说。

“不在意是不是纪录片，很在意是不是好作品”

现在每一台智能手机几乎都能够完成高质量的拍摄，一个全民纪录的时代已经来临，而这也将推动和改变纪录片内容的产出。

2020年2月5日，纪录片导演、大象纪录创始人秦晓宇在网上发出倡议，邀请所有被疫情影响的人，拍摄下自己在2月9日任一时刻的生活片段。收到素材后，他将和团队一起，制作出一部纪录片，也是一份中国人在疫情中的“影像日记”，取名为《余生一日》。

秦晓宇

为什么会选择用全民记录的方式？

秦晓宇表示自己之前是一个诗歌的书写者，并不在意自己的作品是不是一个规范的纪录片，真正在意的是作品是不是一个好的作品，因为“真正的创作其实就是在打破疆界，而不是画地为牢”。

“ 首先，全民记录的意义在我看来非常重大，每个人不仅是一个值得被记录的对象，本身也是一个主动的创造者，相当于把历史书写的这样的一种权利分散在每个人手中。”秦晓宇认为，在2月9日的那一天，疫情还在爬坡，其实每一个人、每一个空间都有“前线体验”。

其次，做纪录片是要“持有情怀，也要警惕立场”。如果没有这种自我的警醒，那一个片子可能就变成了一种承载狭隘和偏见的东西。“那么多人汇聚起来，基于自己的耳闻目见的那个东西，我们把它汇聚起来，可能就构成一种比较接近真实的一种宏大叙事。”

第三，秦晓宇认为自己更感兴趣的是“深处拍摄”，所谓深处是在一种也许是被遮蔽的，也许不再是环境社会层面或者公共空间，它恰恰是心理情感。

全民纪录并不是秦晓宇的原创，但秦晓宇认为，《浮生一日》像是生活的万花筒，而《余生一日》则更像生活的聚光灯。

打破偏见更接近真实，是每一位纪录片导演最想要找到的。竹内亮是一个住在南京的日本人，他带着一位编导、两位摄影师，在武汉历经10天，拍摄了“十个家庭十个故事一座城”。这部关于武汉的纪录片《好久不见，武汉》6月26日晚在网络播出，不到24小时，播放量已超过2500万次。

竹内亮

作为中国女婿，竹内亮导演认为自己有两个定位。

首先是外国人的视角，其次是纪录片导演的视角。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国外认为中国的很多信息都是虚假的，他们并不相信，但如果由他这样一个外国人来拍摄“相同的内容”，大家就会相信，体会到不可思议，竹内亮觉得这也是一个不可逃避的现实。“因为我喜欢中国，每个国家都有好坏的两面，中国也一样，但外国人只看到中国不好的一面，我觉得很可惜。”

如何拍出更真实的内容？是作为纪录片导演的身份需要考虑的事情。所以竹内亮选择自己出镜，用第一人称，以一个最主观的方式来做一个最客观的叙述，来告诉世界，中国的武汉的故事。

从日本人的角度，竹内亮觉得在没看到他拍的片子前，日本人还以为武汉是农村，印象一直停在2月份，他想去掉日本人对武汉的偏见，一直介绍下去，记录下去，让日本人、西方人知道武汉有多漂亮，有那么多好吃的等等美好的事情。

其实，每位纪录片导演的视角和每个人的叙述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性，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所在。

“疾病被赋予了某种道德评判来去看待它。那么无论是在全世界的范围，还是在一个小小的社区的范围，都存在。”范俭认为，“无论是在全世界，还是在一个社区都存在的人性的一个日常，在一个非常态的状况下出现。这是我的影片主要想要表达的东西。”

范士广依然对特殊时期的情感深有感触，他觉得其实这种情感本来就应该是这样子的，彼此相互搀扶相互依偎的一种情感，“这也是我们这个片子一直想去歌颂的东西。”

这段历史也是林晨这一代人一个共同的记忆，“我从来没有经过如此集体的一个事件，如此集体的一个记忆，对我来说有很大的影响，我觉得这是一个进化的过程，或者是一个不断的变动，这个过程本身它是很有意思的。

同样认可这个观点的还有秦晓宇，他在很多场合都说过很有名的一句话，叫“历史和建构是献给农民者的记忆”。他认为，可能不在历史的现场中、被遮蔽的被边缘化的一些人，才应该是被历史驱使的主角。这是我们做很多片子里头的一个最核心的诉求。

“这一次也仍然如此，大的历史正在发生，它很可能是另外一个更大的历史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