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导演张同道：作家把自己的故乡变成文学的故乡

“文学的故乡，其实就是精神的故乡，美学的故乡。”

从2016年夏季开始，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率领团队跟随中国作家莫言、贾平凹、刘震云、阿来、迟子建、毕飞宇回到了他们的故乡，历时两年，拍摄了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

7月20日至26日，《文学的故乡》在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播出。这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以影像为载体寻找文学的发生现场，也是张同道在文学博士毕业后首次以纪录片的方式“回归”中国当代文学。

拍摄的灵感来自鲁迅。“先生去世之后，有电影人拍鲁迅先生的葬礼，可就是没人在先生健康的时候去拍一拍他的生活。纪实有不可替代的力量，多大的明星去扮演他，也不是他。”张同道说，“而今，我们出现了莫言、贾平凹等伟大的当代作家，为什么不拍下他们健康的、思维活跃的、精神饱满的样子？”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给了他很大的触动。张同道意识到，支撑作家们创作的那片土地，其实就是“文学发生的现场”。从“故乡”这个切口进去，人们能望见中国优秀当代作家，或者说是中国最后一批乡土文学作家如何将自己的故乡变成了世界文学的风景。

在作家选择上，张同道显然也有自己的标准：故乡在农村，作家能把自己的故乡变成文学的故乡，作家关于故乡的书写已成为中国乃至世界文学中的经典。

《文学的故乡》导演张同道（左）与摄影师大飞

“当然，优秀的当代作家还有不少，但因为种种原因，暂时没出现在这一季。”他告诉澎湃新闻记者，“每个作家都要来自不同的文化区域。在《文学的故乡》里，六个地区就是六种文化，东北大兴安岭文化、山东高密齐鲁文化、河南中原文化、陕西秦岭文化、四川藏族文化、苏北水乡文化。此外我想，在中国这么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里，少数民族作家应该有一个，女性作家也应该有一个。”

张同道也曾是一个中文系文艺青年，写评论，写诗，写报告文学。但在博士毕业后，他因为陕北剪花娘子的民间艺术感染力，不知不觉被“拐”上了纪录片之路，从此无论师者、学者、创作者何种身份，他都已和纪录片密不可分。“我是文学的逃兵，但我一直热爱文学。几位作家的作品我都看过。对我来说，能够通过纪录片这艘小船航行于文学的海洋，还有什么比这更美好呢？”

也有同行问他怎么一口气“拿下了”六位那么不好采的作家，毕竟莫言、迟子建等人不爱面对镜头都是出了名的。张同道也无比执着：他在莫言没同意的时候就先跑到山东把高粱地给拍了，因为“高粱不等人，再不拍高粱就收了”；也没等迟子建点头，就赶紧拍下了额尔古纳河右岸起伏的山峦；他跟毕飞宇第一次通电话时，毕飞宇直言：“我没有乡愁”，但在张同道用了三个小时解释自己对故乡的理解后，毕飞宇同意了。

就这样，对作品的熟悉，对作家的了解，再加上那股子执着，终于为他打开了一扇扇大门。

7月26日晚，第七集《莫言》（下）顺利播出，系列纪录片《文学的故乡》至此收官。在当晚播完的第一时间，张同道接受了澎湃新闻记者专访。

与亲人在一起的莫言。本文图片由《文学的故乡》剧组提供

莫言走在高密林中

和伟大作家同一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不是低估他们的理由

澎湃新闻：七集《文学的故乡》刚刚全部播出。这七天你收到了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反馈？

张同道：这几天反馈很多，有的在我预料之内，也有一些是我没想到的。比如南京大学有一位教授从文学史价值的角度评价这部系列纪录片有益于“抢救活的中国乡土文学的现场”，这是很高的评价。但我不做文学史研究，原本还没想到这一层，我更多是从创作和读者的角度去理解这个事情。

澎湃新闻：那在拍《文学的故乡》的过程中，你有想过它的作用或意义吗？

张同道：我没想到留住“中国乡土文学的现场”，但我确实想留住这些人，这些作家。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鲁迅生前没有一分钟的活动影像。上海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的电影已经挺发达的，但那些电影厂意识到鲁迅伟大的时候是在鲁迅追悼会上。而今我们摄像技术这么发达，又出现了莫言、贾平凹等这么伟大的作家，他们就是当代的“李杜”，是当代鲁迅。和这些作家同处一个时代，是我们的幸运，不是低估他们的理由。作为一个文学爱好者，也是一个影像工作者，我希望能为他们留下生龙活虎的影像。我觉得这是一组有价值的珍贵影像。

去年，莫言的老父亲走了，他家里人还特别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因为我在纪录片里留下了老人的影像。可惜，老人没等到纪录片播出。

澎湃新闻：自己会给这部纪录片打多少分？

张同道：80分吧。这部片子的遗憾还是挺多的。尽管我用了25个月的时间做这个片子，但还是没能拍到每位作家的故乡四季。有些作家能投入拍摄的时间也比较有限，比如迟子建这集，如果镜头里还能有大兴安岭的夏天，那会绚烂很多。

澎湃新闻：有哪些画面是你拍到了，也觉得很好，但最终没能呈现出来的？

张同道：很多很多。比如莫言发表《红高粱》有个小插曲。这篇小说还没写出来的时候已经被一家杂志社预定了，但写出后又被另一家杂志社拿走，两边的编辑都很有名，发生了争执。我把当事人找到了，也采访了，但限于篇幅只能拿掉。

还有莫言去瑞典领奖时，他意外地接到了一个电话，瑞典人，一口山东青岛话，从小生在青岛，是个传教士的后代，后来才回到瑞典。她听说莫言来了瑞典特别高兴，因为莫言的小说写到了瑞典传教士马洛亚。这段故事特别好，和《丰乳肥臀》有了呼应，但实在“塞不进去了”。

迟子建灯下写作

迟子建在白桦林中仰望天空

如果只拍物质生活，根本拍不出作家的气质

澎湃新闻：可否也为我们介绍下《文学的故乡》的团队组成？之前看到一张迟子建老师和你们团队的合影，看照片就五六个人的感觉。

张同道：对，我们是一个小团队，制作模式很不现代化，是一个手工作坊的模式。按照工业化流程，应该找三个分集导演，我总体负责，这样生产效率就提高了，就不需要两年时间干这个事。但是对于这个片子，面对这么一批中国最顶级的作家，工业化流程是不成的，因为你要和每位作家对话，你要非常熟悉他们的作品。事实上到了最后，每位作家的沟通都只能我自己来，等于兼了制片。

那么从头到尾，总导演就是我。摄影师只有一个——大飞，我们合作十多年了，他还有两个助理，因为要带上无人机、移动轨、电影用镜头组等等设备。另一个骨干是我的博士生范高培，统筹、录音还兼一集的导演。《文学的故乡》采用拍电影镜头，不是拍电视的变焦镜头，需要摄影助理随时换各种镜头，所以我们摄影组人最多，有三个人。我们常规团队就五个人。纪录片摄制组也不可能浩浩荡荡的，那太容易破坏现场了。

阿来与母亲

草原上的阿来

澎湃新闻：这种现场特别重要。因为拍纪录片，很多镜头只能是“可遇不可求”的。我在镜头中看到莫言、阿来的家人都能处在一个很自如的状态。

张同道：莫言获奖的时候他们家的萝卜都被拔光了，所以老爷子接待过世界各地的记者，也对镜头见怪不怪了。但你还是可以在画面中看到莫言和亲人在一起时那种放松、自然、愉悦，他平时还是有点严肃的。你什么时候听到莫言说高密话？和亲人在一起的时候。

阿来回家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没和妈妈见面了，妈妈一下子就把头靠在阿来肩上，掉下眼泪。那天我们就住阿来家里，吃饭、喝酒，完了藏族人喜欢跳舞，阿来也加入队伍一边跳一边唱。后来他看到妈妈一直在旁边坐着，他就过去和妈妈坐在一起，拉着妈妈的手。这次不是妈妈哭了，是他哭了。所以这样的画面必须在现场才会有，你完全不能想象找哪个演员来演，告诉他说：“这是你妈妈”。他哭不出来，因为她不是。

毕飞宇也是一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一开始他说不想回到自己出生的那个村庄，30多年没回去了，他怕控制不了感情。但这段背景总是要交代的，我就只好找个相对古朴的村庄，还找了小朋友模仿他童年时的场景。他和我就在那个村庄走了一圈，他一直不吱声，突然一回头说：“咱们还是去杨家庄。”杨家庄，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到了那里，他也找不到原来住的地方，到处问。后来他看到一处熟悉的河湾，回头的时候突然一拍脑袋，然后就激动得流下泪水。我们后来知道他猛然看到了杨家小学的大门——他的出生地，牌子还在那里。那个长镜头有1分40秒。说实话，拍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他怎么了，但我的摄影师很专业，他死死盯住了这个场景，唯一的遗憾是他当时抱着机器，所以镜头有轻微的晃动。但那时不可能上三脚架，不可能说“毕老师刚才没拍好，你再哭一次”。这样的镜头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如果没有拍到，那就永远错过了。而且你这个镜头还要尊重你的主人公。当时毕飞宇转过身去，不愿意大家看到他落泪的样子。如果是一档煽情的节目，摄影师会赶紧跟上对准他的脸。我们没有，我们的镜头就在那里待着，只拍背影。

毕飞宇偶遇孔木匠

城墙上的毕飞宇

澎湃新闻：在六个作家的影片呈现上，有的加入了作家诵读，有的加入了文学作品的演绎，有的加入了童年记忆的演绎。这些设计的用意是什么？或许有人会说，“演绎部分”的加入就不是完全纪实了。对此你如何回应？

张同道：我们拍的这六个人，都以虚构作为创作方式。如果你只拍物质生活，根本拍不出一个作家。你拍一个工人，或者一个饭店老板，他们的工作是有形的，可以通过物质影像展现出来。但作家最大的成果是文学，文学的物理载体就是文字，你不能就对着文字拍吧？所以文学纪录片必须有想象力。

因此，我们的纪录片由两部分构成。一部分是纪实，比如我们要求作家必须回到老家，回到村庄，但仅仅这些还是不够。比如毕飞宇怎么写出了他的小说，怎么构思出小说中的人物？你会看到，毕飞宇这一集里所有段落与段落之间的转场都是由水上转过去的。为什么从水上转过去？因为那是水乡。水不仅是毕飞宇的生活，也是毕飞宇文学中非常突出的意象。那这部分当然要设计。

再比如我在片子里展示了毕飞宇撑船，然后他遇到了筱燕秋，遇到了玉米、玉秀。你说这是虚构还是真实？这既是虚构，又是真实。他在写小说的时候一定看到了这些形象，听到了他们的声音。当然，他看到的是幻象，只有他的眼睛能看到，摄影机拍不出来，于是我就把这个场景演出来。对于一个作家，我敢说这个场景是真实的，只不过它是虚拟真实，而不是物质真实。

在我们生活中，有些人怕鬼，看到了什么东西就哇哇大叫，其他人会说“你瞎嚷嚷什么”。你说他看到了没有？其实他看到了幻象。可我们往往只承认物质真实，不承认心理真实。但我想说，心理真实也是真实。

故乡永远是人生的出发点，童年是一生的宝库

澎湃新闻：其实说服那六位作家接受拍摄的过程也特别不容易。在你看来，打动他们的点有哪些共性？

张同道：一开始的“拒绝”，每个人都有自己不同的理由，但我想他们最终同意拍摄因为两个东西。第一，他们对身后的土地是有情感的，他们的文学和身后的土地血肉相连，就像莫言说的那样：“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

莫言说：“作家的故乡，并不仅仅是指父母之邦，而是指作家在那里度过了童年乃至青年时期的地方。这地方有你母亲生你时流出的血，这地方埋葬着你的祖先，这地方是你的血地。”

第二是我和他们的执着沟通。其实在这些顶级作家面前，所有的沟通技巧都是笨拙的。他们都擅于洞察人性，见过各色人等。文学不就是人学么？所以最宽阔的道路就是真诚和坦率。

我不想做耸人听闻的故事，我就想呈现一个作家如何把一个现实的故乡变成文学的故乡。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能看到作家的童年经历、生命体悟，能看到他们故乡的自然地理和文化土层。最重要的是作家如何把这些文化土层和地理风光转化为各自的生命体验，转化成文学世界。

这个文学世界从故乡来，但又不限于故乡。比如《红高粱》中的小桥还在，电影也是去那拍的，而余占鳌、九儿、 罗汉大哥这些人物来自艺术加工，或许也有民间传说的影子，但更重要是莫言用他的想象力和语言艺术进行塑造。如果你拿着作家的小说去旅游，那你可能会失望。

澎湃新闻：你的故乡在哪里？在《文学的故乡》中我们看到六个作家对故乡各有定义。就你本人而言，经历了这次拍摄后，你对故乡的定义有何变化？

张同道：我是河北人，老家在邯郸。那儿是个大平原，其实和刘震云的故乡很像，有麦子、玉米，植物气候基本是一样的。我过去回家也多，但自从父母走了以后，我就很少回去了。这就是贾平凹的那句话——“父母在就是故乡在。”说到感情，让我感到惭愧的是我没有用文学的方式把故乡的人、故乡的土地表达出来，这一点我确实没有做到，我是“文学的逃兵”。但是去年我也给故乡拍了一部片子，算是对故乡的一点表达吧。

贾平凹看秦岭

拍摄贾平凹

故乡就是父母生活的地方，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童年真的很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的一生。童年生活时的一棵树、一扇门、一尊石像，可能都留着你的成长记忆。

我们到莫言家里，他就给你讲这边是什么，那边是什么，哪边原本有一棵树，每一个点都很清晰。他在那留下了太多生命的记忆，很多小说就是在老家院里写的，天冷时写到耳朵和手都生了冻疮。然后他结婚是在那里，女儿出生也在那里。这些节点和特定时空联系在一起，就成为你生命中体验最深的地方。莫言在农村待了那么多年，长期过着饥饿、孤独、压抑甚至屈辱的生活，开始创作时这些受过的苦难都变成了文学的资源，八十年代他就像井喷一样一口气写出了那么多有力的作品。

澎湃新闻：读完文学博士后你就开始转行纪录片，形容自己是“文学的逃兵”。那跟着六位作家走近他们的故乡，你有没有在哪怕一瞬间想过：如果自己坚持写作，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张同道：其实文学始终是我的爱好，我也写过报告文学、散文、诗歌，小说确实没写过。以后有没有可能选择写作作为我的主要生活？也不是不可能。纪录片拍摄需要好的体力，还需要团队。等我年龄再大一些，纪录片拍不动了，或许还可以写作。

澎湃新闻：那时候说不定你也写一部从故土里长出来的小说。

张同道：我想故乡永远是人生的出发点，童年是你一生的宝库。

刘震云与老步聊天

刘震云在塔铺中学谈《塔铺》

文学是最“没用”的东西，但它又是最美好的东西

澎湃新闻：莫言曾问你这个片子会不会续拍。你现在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或者先不考虑种种现实因素，你有这个冲动吗？

张同道：拍文学是我特别喜欢的事情。假如有机会，我也有可能拍一些过去的作家，外国的作家。我相信真正的文学是跨越时空的。你今天读到的那些美好的文学，你不觉得它跨越了两千年。“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今天，我们依然可以理解三千年前想念伊人的感觉，他们的心情和我们的心情是相通的。

文学里其实藏着一个民族的心理密码，藏着一座美学花园。当中国的经济发达到一定程度，我们或许还会重新像唐代人一样优雅，把诗歌融入日常生活，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个时代。当然，如果物质生活都没有被满足，这些美好就是空中楼阁了。从本质上来说，文学是最“没用”的东西，但它又是最美好的东西。

澎湃新闻：比起美食，文学还是相对小众的。你之前有设想过这部纪录片的受众吗？

张同道：陈晓卿拍出《舌尖上的中国》后，我就说谁要想再获得如此多的观众，唯一能拍的就是美女帅哥了。那是人类最基本的两个爱好。

在这个时代，文学本来就边缘化。一个作家听起来名气很大，但收入还比不上一个小明星，现在已经是一个影视的时代了。但文学所拥有的内在的人文内涵和美学精神，还不是影视可以取代的。只要人类还存在，文学就不会消亡。在没有文字之前，文学就已经存在了，像口头文学、民间传说、诗歌等等，文学离人的心灵最近。

《文学的故乡》的受众，我很难说是城市白领、农民工还是学生，我不能说是哪个阶层，因为文学是跨越阶层的。我相信所有关注文学、关注心灵的人都会对这个片子或多或少有些感受。假如有观众看了《文学的故乡》后愿意翻开一本小说，阅读一个作家、一部作品，我认为这部片子就没有白拍。

我们不能指望通过一部文学作品改变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和财富，但阅读能给你的精神提供一个家园。我们都想住大房子，给身体找一处遮蔽风雨的空间，那我们的精神呢，我们的灵魂呢，是不是也需要一座房子？当精神风雨来临的时候，文学起码提供了一处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

澎湃新闻：你拍过聚焦陕北剪花娘子的《流年》，关注孩子的《小人国》、《成长的秘密》等作品。对你而言，在现有的多部纪录片作品中，《文学的故乡》是否有特别的意味？

张同道：我拍过不少纯纪实的作品，也拍过历史作品，但拍中国作家还是第一次。我第一次拍文学是《贝家花园往事》，其中有一位诺奖作家圣-琼-佩斯，是一位法国诗人外交官，在北京西山秘密写作长诗《阿纳巴斯》。当时我找了一位法国当代有名的诗人来朗读他的诗。

对我而言，文学和纪录片是非常幸福的结合。我一直怀着对文学的热爱，同时我又是一个以纪录片为业的人。能够通过纪录片这艘小船航行于文学的海洋，还有什么比这个更美好呢？

澎湃新闻：最后，站在文学的立场，你怎么看待纪实的力量？站在纪录片的立场，你怎么看待文学的力量？

张同道：通过《文学的故乡》，我想让纪录片的纪实和文学的虚构进行一次对话。它在揭示这个世界的两个方面——文学是虚构的，但文学中的情感是真实的。文学的人物是虚构的，但是人物性格、心灵甚至于经历可能是真实的。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我甚至不客气地讲，有些小说揭露的历史真实可能超越了历史书写。历史书上有不少抽象的、概括的、宏大的叙事，但你看刘震云《温故一九四二》关于饥饿的描述，莫言《蛙》关于生育的描述，你能说小说是假的吗？小说是虚构的，但不是假的。所有艺术的力量都在于真实，纪录片也不例外，只是它和小说手段不同，这里有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两个层面。小说是用虚构的方式讲述真实。莫言、贾平凹的小说里很多小说人物有原型。纪录片用真实的影像讲述真实，但也可能“以真实的物质影像讲述一个虚假的结论”。纪录片也好，小说也好，艺术的力量是一致的，那就是真实。